一年前，謝鵬應聘到內江市某公司上班。通過試用期後，公司為他安排了入職體檢——檢查結果表明他感染了HIV病毒，公司遂以“體檢不合格”為由，解除了雙方勞動關係。
這不僅與《就業促進法》、《艾滋病防治條例》等相關法律中的不得歧視艾滋病患的規定形成衝突，也違背了艾滋病自檢原則。
在法律上，謝鵬遭遇了艾滋歧視，但在具體的執行上，法律卻往往被打折扣。比如，在當地勞動仲裁委此前作出的裁決中，仍認定公司以體檢不合格為由與謝鵬解除勞動關係，不屬違法。後經上訴，謝鵬才在法院討回了公道。
司法部門態度明確，為艾滋病患的就業權利撐腰，這對促進艾滋病患權利的全面保障至關重要。較之於那些“務虛”的“關愛艾滋病人”宣傳，也更具現實分量。
謝鵬“重回公司上班，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這讓他很感動。這也再次證實了一點，關愛艾滋病人，並不需要對他們“特殊對待”，而是把他們“還原”為普通人，給予正常的空間。
不過，從新聞跟帖背後的網友觀點看，謝鵬的成功維權，固然讓人欣慰，但仍不可忽視艾滋病患權利保障的任重道遠。
比如有網友對謝鵬日後的工作環境感到不樂觀。也有人擔心，誰能保證艾滋病患不會主動傳染給他人？這類想法看似很“現實”，實則是對艾滋病患道德的連帶汙名化。2016年，上饒市人社局拒錄了一名艾滋病患，一個直接原因就是被領導說“至少是道德不行”。而把艾滋病與私生活不檢點，對自己、對他人不負責劃等號，這正是蘇珊·桑塔格所定義的艾滋病的雙重隱喻。
社會恐艾越嚴重，法律就越應該堅定的保護艾滋病人正當權利。這本身就是對社會恐艾情緒的一種紓解和糾偏。反對艾滋病歧視，維護艾滋病人尊嚴，不能停留在口頭和法律的條款之中，更要在一個個司法判決中得到體現和落實。而對更多普通人而言，反對歧視艾滋病患，就要從接納身邊被感染的同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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