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一線，有一群被比喻為“福爾摩斯”的流調員。他們與病毒較量，從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的生活軌跡中抽絲剝繭，找出其感染病毒的“來龍去脈”，並找出密切接觸者，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
他們不是警察，卻總在“追兇”。
2月10日起，廣東先後組派出15名公共衛生人員馳援湖北荊州。在荊州市下轄洪湖市和監利縣，廣東醫生不僅帶頭開展流行病學調查，而且培訓當地基層疾控人員，將現場流行病學調查的理念、技巧和方法留在當地，留下一支帶不走的流調隊伍。
“追”著確診病例跑
3月3日， 接到通知後，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黃永順與另一個隊友匆匆出發，趕往洪湖市華康醫院摸清病情。
N95口罩、護目鏡、乳膠手套、防護服……做好個人防護後，他和隊友迅速進入工作狀態。
“你是哪天發燒的啊？”“有沒有跟其他家人或朋友接觸？”“發病前有無接觸過類似病人？”
……
黃永順負責詢問，隊友負責記錄，事無鉅細地記錄確診患者的接觸和暴露史。等到出病房，近兩個小時過去了。
追著確診患者跑是流調員的日常。為了儘快摸清楚確診病人的接觸人群，黃永順和隊友會走進病房，與患者面對面溝通，還原其可能被病毒感染的全過程。
其實，電話流調同樣適用，但效果可能會打折扣，有時甚至會遺漏一些重要的關鍵信息。因此，為了不放過一丁點的可疑之處，流調員會第一時間深入一線，完整了解更多的情況，在後續的調查中再不斷補充完善。
“臨床治療與流調工作缺一不可。” 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林立豐表示，馳援荊州，是為了控制增量，確保不要有新的病例擴散，實時發現並隔離可能的病例，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
流調難關
“追兇”道路從來不是平坦的。
遭遇牴觸與拒絕，是流調員面臨的第一道難關。“剛一開始，並不是所有的患者或疑似病例都能非常配合調查。”廣東省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副所長李劍森說，牴觸在電話流調時尤為明顯。不少人接到陌生人的來電，第一反應是煩躁，不想搭理，或是敷衍了事：“我現在沒有什麼事”“家裡人都很好”“你為什麼要問這個”……
李劍森理解對方的牴觸心理。在流調開始前，他會提前瞭解受訪者的基本信息，跟對方拉拉家常、聊聊興趣愛好，用一種聊天的語氣溝通，不是生硬按照流調錶格開展調查，“用對待朋友的方式關心對方。”
然而，即使對方願意配合調查，也可能存在信息偏差。流調時，由於準確回憶信息的難度大，病人提供的細節可能是相悖的。這時，流調員需要查閱不同材料，一一佐證，還原事件本貌。
“打破砂鍋問到底。”李劍森說，做流調不能放過任何一條線索，要想方設法去找到突破的點。
疫情剛發生時，由於標準不明確、對定義的理解存在偏差等原因，如何尋找密切接觸者成為了流調員共同面對的難關。怎樣才算密切接觸？在市場擦肩而過算嗎？應該如何判定？
好在，統一的標準很快就出臺——同乘飛機前後三排、同一個大巴、同吃住的家人、共同就餐的朋友等，都屬於密切接觸者的範圍。“密切接觸者報多了會增加負擔，抓少了可能會漏掉一些傳染源，這需要分寸感。”李劍森說。
打造一支帶不走的隊伍
在廣東醫療隊進駐之前，洪湖市有的疾控人員在開展流調時，提問生硬，而且只調查一次，導致部分關鍵信息遺漏。更遺憾的是，當地人員沒能及時發現案件之間可能的關聯，讓大多數的案件都找不到感染來源。
到了這邊後，李劍森不僅手把手教學，帶著疾控人員們開展流調，而且教會他們使用邏輯導圖，分析個案間的關係，判斷每個病例可能的感染來源和潛在關聯。
“現在回頭看，早期的案例大多數都有武漢及疫區接觸史或旅遊史，並引起後續的家庭內聚集和傳播。”李劍森說。
談及最大的改變，當地疾控人員蔡傑覺得是流行病學調查報告的撰寫。李劍森表示，過去當地疾控人員撰寫報告簡單，僅關注是否有武漢暴露史、簡單的發病經過等，在記錄病例日常的活動軌跡時，也不盡完整。發現這個問題後，廣東醫生及時糾正，用一種全景式方法，努力覆盤病人發病前後的全過程。
流調工作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李劍森在摸查確診患者的過程中，盡力把可能的密切接觸者都找出來，並讓當地將需要隔離的人員都集中管理起來。
李劍森把自己的工作形容為“偵察”和“掃雷”。只有知道病人從哪裡來，到過哪裡，幹了什麼，捋清楚新發病例的感染來源、發現途徑等，才能為疫情防控提供證據，“沒有準確的流調結果，防控的仗不好打”。
截至目前，洪湖和監利已經完成疑似和確診病人的密切接觸者篩查工作。專家預判，本地啟動復工復產後疫情可能有零星散發或家庭聚集，之後會逐漸平息，當前疫情防控在控制範圍之內。
記者：黃錦輝、董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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