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錦樹 小說具有無可抵禦的腐蝕性和侵略性

黃錦樹 小說具有無可抵禦的腐蝕性和侵略性

黃錦樹 小說具有無可抵禦的腐蝕性和侵略性

《烏暗暝》

版本:後浪|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0年1月

黄锦树 小说具有无可抵御的腐蚀性和侵略性

《雨》

版本:後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3月

《烏暗暝》是黃錦樹兩部早期短篇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及《烏暗暝》的合集,其中收錄《落雨的小鎮》《說故事者》等多篇得獎作品,閱讀此書,是瞭解這位馬來西亞華裔作家與馬華文學發展狀況的重要途徑。

黃錦樹,馬來西亞華裔,1967年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於1986年赴臺求學,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畢業。1996年迄今於臺灣暨南大學中文系任教。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等獎項。

1 “壞孩子”造成風波迭起

黃錦樹青年時代留學臺灣,1990年憑《M的失蹤》掀起馬華文學圈巨浪時他還只是臺大中文系的學生,而其銳氣已極具破壞力,此後強勢不改連續挺進,紛爭無數,鋒芒畢露,因此王德威曾作《壞孩子黃錦樹》專述其人其文。

馬華文壇起步較晚,盤根糾結、相互傾軋的情況卻很嚴重,黃錦樹對此類現象深惡痛絕。《M的失蹤》及其姐妹篇《膠林深處》就是揭露文壇醜相的力作。前者虛構了馬華文壇尋找在國外爆紅的匿名本土作家“M”繼而引起各方爭辯的故事,後者講述敘事者尋找隱居的沒落小說家林材的故事,林材在發表一通神智混亂的評論之後不久徹底瘋狂。雖是小說,虛實互照,影影綽綽,甚而連人名都取用現成的作家,引致風波迭起。

在《M的失蹤》裡,當現代派與寫實派吵成一團之際,作者讓方修出面終結了這場無聊的爭吵。方修何許人也?“馬華文學史第一人”,篳路藍縷的開拓者。可是,在黃錦樹的小說裡,方修被置於尷尬的位置,是作品諷刺的對象。如此,足見黃錦樹有推翻既定的馬華文學史、重建文學理念的抱負。事實上,黃錦樹在詩、散文、小說、評論等領域皆有建樹,其專著《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就明確帶有重寫馬華文學史的意圖,而小說正是他的文學理念在創作上的實踐,進一步挑戰既有格局和美學成規。

黃錦樹所被詬病者,常聚焦於他所表現的決絕的二元對立姿態,過分的憤怒與情緒的宣洩有時遮掩了他的明智與洞察,被認為製造了馬華文壇新的口角之爭與惡性循環,使得他本人也淪為他所厭惡的“圈子”的一員。

批者眾,挺者亦眾。比如,以評論家陳大為《“馬華文學視角”VS“臺灣口味”》的看法,以黃錦樹為代表的馬華作家留臺創作群的目的不是在打擊,而是在“棒喝”,“將那許多不求長進的作家喝醒,將那許多不入流的作品塗炭了眼睛的讀者喝醒……旅臺創作群對馬華文學作品的不滿,源自於閱讀經驗的積累”。因此,在痛批馬華文壇痼疾之餘,更重要的是探討以黃錦樹為代表的馬華新生代作家的文學創作之路。

2 臺灣經驗與後設小說的廣泛應用

黃錦樹長期寓居臺島,學者劉育龍曾以“取經者回頭引路”之語傳神地點出黃錦樹在世界華文創作中的超前意識、引領自覺與臺灣經驗的朦朧關係。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後設小說的敘事手法就廣泛地應用於臺灣小說的創作,其最大特點是對自身的結構進行自我反省,對其虛構方式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呈現鮮明的自我指涉特徵。這部集子的多篇小說有著明顯的後設形式。

全書附錄三篇書評。楊照的《文學史的附魔紀錄》,張錦忠的《評介》,張貴興的《再見普羅米修斯》。

楊照將“後設”定義為“關於寫作的寫作”,他指出,“收在集中的各篇小說,每一篇的核心都無可避免地牽扯到寫作、作品或作者”。楊照列呈,《大卷宗》《鄭增壽》《傷逝》都是用一份文件、文本來推動敘事;《少女病》是影射川端康成的故事,《死在南方》寫郁達夫,其中有虛植的引文作為情節的高潮……《M的失蹤》和《膠林深處》更是後設手法的誇張化用。對黃錦樹來說,他要反經典,在形式上卻只能採取“後設”的立場,這是作家創作的困境之體現。楊照提醒我們注意文學史典範、問題意識走向所造成的不安與焦慮。

黃錦樹在《夢與豬與黎明》初版序言《再生產的恐怖主義》一文裡說道:“不是為後設形式辯護,而是為它在我的作品中的存在進行辯護”。在他看來,後設形式具有癌細胞式的、恐怖的再生產,一種難以壓抑的繁殖慾望,“它可以入侵任何文類,探討任何問題——以遮蔽的莊嚴,世俗、肉慾的神聖,華麗的腐敗與潮溼”。黃錦樹同時點明,這種聯想的產生,來源於家鄉雨季膠園生存環境給予他的深刻印象。

黃錦樹出生於馬來西亞南部的柔佛州。那裡密林叢生、膠園遍地,是馬華移民墾殖謀生聚居之處。抗戰時期還是馬共出沒的地區。樹蔭、暗影、狗吠、螞蟻、異族、槍聲、血跡、暴戾的男人、被欺辱的女性、奇異的民俗、望子的母親、歸來的亡魂……詭譎神秘,血色迷離,人的忍耐、服從和抗爭,與自然的殘酷、社會道德的崩潰,融為一體。這些要素構成黃錦樹諸多小說的主題與背景。黃錦樹筆下的南洋密林,讓我聯想到馬爾克斯的馬孔多。黃錦樹小說的敘述方式與馬爾克斯小說有個共性,即形式上的魔幻與感覺上的真實。《百年孤獨》文本內在的後設性讓讀者不得不思索宿命與解脫的關係,黃錦樹的小說的後設性是為了召喚更深刻更鮮明地直面馬來民族歷史的更多可能。黃錦樹前人的親身經驗是大馬歷史的細節部分,但在記憶受到操弄的國度,人們怎樣確認往昔歲月的真實性呢?

3 力圖彰顯的自主性

王德威說,黃錦樹與馬華前輩的爭執,說穿了,聚焦在“離散”與敘事的弔詭上。馬華文學傳統的寫實/現實主義以“文學反映人生”為能事,按照時間線性發展,務求言文合一,再現現實。馬來西亞評論家林建國說,黃錦樹後設策略所因應的是大馬歷史書寫的困難局面,絕非有些批評者所認為的“語言的遊戲”,歷史闕如正是黃錦樹選擇後設形式的歷史條件。

黃錦樹自己怎麼看呢?他說:“小說是一種彈性很大的文類,可以走向詩,也可以侵入論文;可以很輕,也可以十分沉重。它的特徵是諧擬、模仿、似真的演出,且具有無可抵禦的腐蝕性和侵略性”。可見,在他的定義裡,小說創作從開始就應當具有“腐蝕性和侵略性”。小說在他手裡,是文學的武器與武器的文學,是書寫大馬歷史記憶的必要的工具。

楊照著眼於文學史的角度,而張錦忠思考海外華人的出路,張貴興則注重“大馬地方色彩”,闡述他所認為的黃錦樹的普羅米修斯式“盜火者”形象。黃錦樹說楊照的評論有些窄化作品的內涵,從他對二張的肯定與貼近則可見,黃錦樹的文學必須放在政治語境裡去體會。

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在《論傳統》一書中指出:“個人關於自身的形象由其記憶的沉澱所構成,在這個記憶中,既有與之相關的他人行為,也包含著他本人過去的想象。”在黃錦樹的小說《大卷宗》裡,“歷史的整理工作也許更迫切”,祖父在逃命的那些年悟出這道理,“因為有太多的華人在這塊土地定居下來。而人們是善於遺忘的。”小說講述大馬青年知識分子“我”尋找祖輩蹤跡的經歷。故事並非通常意義的精神還鄉,而是在歷史溯源過程之時逐漸產生了覺悟,在思索東南亞命運與族群自我意識的精神延續。若想建構屬性,起點必在歷史溯源,但在黃錦樹的小說觀念裡,歷史表現為淹沒自我的深淵和幽暗迴繞的迷宮。難以走出的“怪圈”,流露的後現代虛無意識,也是黃錦樹文學創作遭受的一個批評原因。

黃錦樹的小說有些自傳色彩。比如家族故事的幻化,也比如人物塑造的自我投射。《膠林深處》的“我”不妨就看成作家本人。“我”為什麼尋找林材?黃錦樹在小說裡直接寫道,“我”想借這樣一個本土作家來“透視大馬華人的文化處境”,把他的處境視為“大馬華人文化隱憂的象徵”。而林材最終的瘋狂結局是否意味著作家對這個命題思考的無解呢?

“失蹤”也是黃錦樹小說的一個重要命題。起自他對郁達夫南洋蹤跡和最後歸宿的追訪,起自他那篇初期的《M的失蹤》,起自他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由《魚骸》《大卷宗》等一系列作品透露的“對骸骨的迷戀”。在黃錦樹的小說裡,父親的缺席成為永恆的難以解決而又亟待追蹤的謎團,就像大馬的歷史政治只能依靠這樣的情境得到模糊的解釋。黃錦樹在消解秩序的同時建構他所主張的小說倫理觀,或許就像魯迅選擇創作小說的動機是“治病”,但也正如魯迅先生一樣,他越來越發覺自己的無力,胸中懷著一把無盡焚燒的野火。

馬華文學自始至終糾纏了複雜的中國性,黃錦樹擔心“中國性”的纏繞會讓馬華作家喪失對文學書寫的高度自覺與對自身書寫身份的確立,從而成為附屬品。藉助黃錦樹先鋒意識的小說創作和尖銳甚或偏激的文學批評,我們可以把握馬華文學思潮的一種契機和路徑。

□林頤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