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慾的奴隸，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家庭制度產生時，掌握著全部話語和符號的解釋權和創造權的男性，同時為女性制定了一套強制性的規定。女性從此在歷史的長河中陷入了無限的沉默。歷史彷佛就只有一個主角，那就是男性。女性作為人的獨立意義，被深深地掩埋。
民國時期，以五四運動為代表的思想啟蒙，開啟了“人的發現和女性的發現”，從此打破了女性的沉默。馮沅君、廬隱、冰心、凌淑華、白薇、蘇青、張愛玲等一大批女性作家，開始通過作品，思考女性自身生存境況和獨立自主的人格要求。不少男性作家也將自己對女性命運的思考寫進作品，寫出了那個時代新女性的思想風貌。其中，最引人注目當屬女性的婚姻觀。
翻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關於女性婚姻生活的書寫作品，儼然共同組成了女性“現代婚姻觀”覺醒的“多部曲”。作家筆下一個個鮮活的民國才女們，從勇敢做“出走”的娜拉，到拒絕婚姻、信奉獨身主義，經歷了逃離“父親的家門”、遲疑“丈夫的家門”、創造“自己的家門”這三個階段後，逐漸在思想和人格上獲得了獨立意識。始終處於陰影、依附於男權的中國女性群體，從這一時期，開始閃耀出屬於自己的獨立意志之光。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號《易卜生專號》。
逃離“父親的家門”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號為易卜生專號，刊登了《娜拉》全劇，這對開始覺醒的中國女性產生了強烈的影響。許多接受了啟蒙新思想的有知識的女子紛紛走出封建大家庭，去追求獨立和自由。娜拉的名言“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成為了這些出走的知識女性的精神宣言。
包括魯迅在內，這個時期的很多作家都在作品中塑造了出走的“娜拉”，但是這些“娜拉”們的命運因為思想解放的不徹底而陷入悲劇。
1.行動上的果敢。
馮沅君的《旅行》《隔絕》《隔絕之後》是以她表姐吳天的愛情遭遇為依託創作的一部五四青年愛情三部曲。故事中，女主人公糹雋華在五四新思潮的鼓舞下，對封建包辦婚姻產生了強烈的反叛意識，最後為了追求自由的婚姻和愛情服毒自盡。女主人公在臨死前曾給母親留下的一封信中說：
親愛的阿母！我去了！我和你永別了！你是我一生中最愛的最羨慕的人。少年撫育之恩未報，怎肯就舍你而去？但是，我愛你，我也愛我的愛人，我更愛我的意志自由，在不違揹我二者的範圍內，無論你的條件是怎樣苛刻，我都可以服從。現在，因為你的愛情教我犧牲了一志自由和我所最不愛的人發生最親密的關係，我不死怎樣？
信中道盡了欲出父親的家門而不得的知識女性的思想之痛。馮沅君的《慈母》《誤點》《寫於母親走後》等作品更是反覆渲染了欲出走而不得的“娜拉們”的徘徊、猶豫和痛苦。
女作家馮沅君。
2.現實中的“骨感”。
但是，在啟蒙之初，“娜拉”出走之後，迎接她們的會是幸福嗎？未必。葉聖陶的長篇小說《倪煥之》就把出走後的“娜拉們”思想解放上的不徹底導致的現實生活的“骨感”表現得十分深刻。小說中倪煥之的妻子金珮璋，是一個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熱心教育事業，對教育滿懷著希望。和志同道合的倪煥自由戀愛，組建新家庭後，金珮璋對教育的熱情逐漸冷卻，直至完全遺忘，一心撲在孩子身上。並且，婆媳矛盾也在這個所謂的新家庭裡不斷升級，這更讓倪煥之心灰意冷。他不明白妻子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原本那個激情洋溢的、眼睛充滿光芒的愛人哪裡去了。其實，他沒有意識到，即使是已經大膽走出舊家庭，自由戀愛結婚的新女性，她們骨子裡依然遺留著舊家庭對女性角色的設定。要一下子完成這一大步，談何容易。
魯迅的《傷逝》更是把“不徹底”的“娜拉們”以及“不徹底”的社會表現等入木三分 。子君和涓生衝破舊家庭阻礙組建新家庭。但是最後失去涓生的愛情的子君，新家庭的夢想破滅，無路可走，不得不回到父親的家門中，最後悽慘死去。
正如魯迅先生所欲言的，中國的“娜拉”們“夢醒了無路可走”。在逃離“父親的家門”這個階段，民國的知識女性們，徒有決裂的勇氣，卻鮮有走出的智慧。
魯迅《傷逝》。
遲疑“丈夫的家門”
經歷了和父親決裂的階段之後，作家筆下的民國知識女性們開始意思到，“丈夫的家門”難道是女人的唯一歸宿嗎？走出了從父親的家門，去追求自由戀愛，卻再次走入了父權制中——丈夫的家門。於是，在“丈夫的家門”前遲疑、徘徊，進進出出，渴望愛情卻又恐懼婚姻，處在濃重的感傷和痛苦中。
1.恐婚催生獨身主義。
女作家廬隱的《海濱故人》中的五個女子本是無憂無慮地共同經營著一份同性之愛。幾番輾轉經歷之後，五個人結婚的結婚、歸鄉的歸鄉、清修的清修，各奔東西。那份純潔、溫馨的的姐妹之愛終因那一顆顆“經不起撩撥”的“女人的心”漸漸褪色。而戀愛和婚姻帶給這五個女子的並不是如當初姐妹之愛似的無邊的幸福，反而是愁海深深。正如廬隱在另一篇小說《何處是歸程》裡思考的，女人的歸程究竟是什麼？
玲素並不理會她的話，只悄悄的打算盤，怎麼辦？結婚也不好，不結婚也不好，歧路紛出，到底何處是歸程啊？她不覺得深深的嘆道：“好複雜的人生！”
女作家丁玲的《暑假中》也塑造了一批守著同性之愛的女性，跟廬隱的不同的是，這些女子都是獨身主義的信奉者，而作為獨身主義的補償的，是一對對的同性之愛。
“摟抱住女友，互相給予一些含情的不正經的眼光。”
“女孩子們同女孩子們會有決鬥的事，而這決鬥不是隻靠口舌，有時還會動手。”（指性生活）
把對婚姻的恐懼直接融入人生選擇，抱定獨身主義的典型，便是女作家石評梅。她是廬隱小說人物的原型，抱定獨身主義的信念，拒絕高宇君的愛情，而且還用自己的筆書寫著內心對女性命運的種種思考和掙扎。
但是這些抱定獨身主義的女子真的很幸福嗎？也不是的。當一個女友給志清寫信訴說婚後生活的痛苦，羨慕她的獨身時，她沒看完信就把它撕了，隱隱覺得自己甚至還“羨慕那朋友說的痛苦呢”。她們不能完全拒絕婚姻，拒絕異性的愛，但是她們同時也對婚姻充滿了懷疑和顧慮。
女作家廬隱。
2.婚後話語權的弱勢感。
走出“父親的家門”，又拒絕“丈夫的家門”選擇獨身主義的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作家筆下，是走入婚姻後知識女性們逐漸地意識到了話語權之弱的痛苦。
女作家凌淑華在她的小說中塑造了一些已為人妻的知識女性，她們對丈夫以外的男子（過去的戀人）產生了感情，如《酒後》《春天》。而作者的意圖並不是在討論“應不應該”，而是通過“第三者”這一內容的插入，表現妻子同丈夫間依舊不平等的關係。如採苕走到子儀身邊又“不要kiss他了”（《酒後》），霄音給過去戀人的信只寫了一句就寫不下去了，這都表明妻子的身份對她們的約束力。妻子是不是隻能是丈夫的審美對象？新家庭裡的女性是不是還是處於隸屬於丈夫的地位，這些既為人妻，同時又是新女性的女子們，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
許欽文在他的《口約三章》和《毛線襪》裡塑造了害怕被丈夫拋棄的知識女性。她們的丈夫或許只是多看了公園內一個少女一眼，或許只是忘記了妻子曾送的毛線襪，她們就傷心落淚不已。錢鍾書在《圍城》裡塑造的四個落入男性中心的關係式的女子。女作家楊絳在《風絮》裡塑造了一個拒絕為任何一個男人而活的沈惠連。等等。
這些作家筆下的知識女性們，依然感到，在新的婚姻觀之下，依然強勢的男權思想對知識女性造成的思想上的壓迫。從逃離“父親的家門”，到遲疑“丈夫的家門”，中國的女性群體們，經歷了“人的覺醒”和“女人的覺醒”兩個階段，但是依然依附於男權思想之下，上下求索屬於女性的命運之路。
女作家凌叔華和丈夫陳西瀅。
創造“自己的家門”。
當民國社會開始接納女性走入職場，現代作家們關於女性出路的思考，開始真正觸及核心，書寫出一種可能性——創造“自己的家門”。
1.經濟地位不平等導致的屈辱婚姻。
女作家蘇青將自己從結婚、懷孕、生子，到對婚姻關係失望，終於選擇離婚創業的故事，寫成了的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懷青和崇賢都是接受西方知識的新的青年，但是卻由父母包辦了婚姻走到一起。婚後的懷青遇到了自己第一份愛情，愛上了讀工程的應其民，但是懷青已經結婚，她不得不把這份感情扼殺於萌芽中。而崇賢卻和一個“銀色高跟鞋”曖昧不清，甚至當著懷青的面嬉笑耍鬧。懷青常常心神不寧，暗自落淚，但是她並不愛崇賢。
“我不知道該怎麼對待我的丈夫才好？”
“我並不怎麼愛他，卻也不願意他愛別人。”
正如錢鍾書在《圍城》裡說過的那樣：“丈夫是女人的女人的職業，沒有丈夫就等於失業，所以該牢牢捧住這飯碗。”懷青不愛崇賢，卻也不甘心丈夫愛別人，她甚至為此暗自落淚。
不過，蘇青畢竟不再是那個男權話語下的“娜拉”了。她的筆墨和思考觸及到了婚姻關係的最本質層面——經濟。
在《結婚十年》中，最突出的家庭矛盾就是懷青不賺錢。她到上海和丈夫建立小家庭後，靠丈夫的收入養家活口，但丈夫徒有男人之志而才疏，家庭經濟並不富裕，因此一家的日常費用，懷青作為主婦不得不向丈夫伸手。碰到丈夫手頭有錢，心情較佳，還好；若碰上囊中羞澀，心情不好，就會遭到冷眼，看人擺架子；再稍有衝撞，丈夫這樣的話就會拋出來：“你嫌我窮，你就給我滾蛋！我是人，你也是人，你向我要錢?”
從1918年《娜拉》發表，到1943年《結婚十年》連載，中國的“娜拉”們終於意識到，難的不是婚姻自不自由，而是生存自由。不依附於任何人的婚姻，才能來去自由。
女作家蘇青。
2.離婚之後的理想和生活共贏。
中國的知識女性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類話語權哲學的？或許和現代出版業的蓬勃興起有關。
《結婚十年》中，懷青帶兩個孩子，一個保姆，在生計來源幾近斷絕中，終於被逼發瘋一樣寫稿，掙稿費，自己去開拓一條養家活口的生路。她“日間帶領兩個孩子，晚上寫文章”，“在電燈下直寫到午夜”，孩子染病也寫，自己患了肺結核也寫，心頭孤獨淒涼，卻更感到是充實、興奮的。是什麼緣故使她能解脫心頭的鬱結呢？是她終於感到自己已經能掙錢來支撐家庭，因而真正有獨立了。
現實中的蘇青也是如此。離婚之後的蘇青，憑藉寫作才能，在上海出版界嶄露頭角，並大獲成功。
蘇青曾在《古今》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思想尖銳的散文《論離婚》，被當時任偽上海市長的陳公傅賞識。陳公傅給了蘇青5萬元錢的資助，蘇青又從別的官太太們那裡募得一些錢，一共10萬元。她以此創建了《天地》月刊。
當時張愛玲在上海文壇已經開始走紅，於是蘇青便向她約稿。除張愛玲外，還有胡蘭成、周作人、陳公博、周佛海父子等都是《天地》的撰稿人。有了這些人的加盟，《天地》銷量一路飄紅，甚至一度脫銷。
蘇青還深諳經營有道。她實施雜誌預訂，八折優惠等方案；新年時還出了“特大號”，加量不加價；甚至別出心裁舉辦“命題徵文”等，花樣不斷翻新。為了打開市場，她不怕別人笑話，不怕吃苦，親自蹬著三輪車，或者扛著雜誌到馬路邊賣，使《天地》一時成為最暢銷的期刊。
《結婚十年》這部暢銷書，也是她這個時期的作品。它連續發行了36多版，創造了當時出版行業的一個奇蹟，比張愛玲的《傳奇》《流言》還要火爆。這使29歲的蘇青在當時文壇的聲譽一度超越了張愛玲。
至此，懷青也好，蘇青也罷，終於走出了“丈夫的家門”，在“自己的家門”裡收穫真正的人格獨立。
女作家張愛玲。
結語
從私奔，到恐婚，再到離婚，經歷了逃離“父親的家門”、遲疑“丈夫的家門”、創造“自己的家門”這三個階段後，中國現代作家筆下的民國才女們的婚姻之路，顯示了中國女性獨立意志的萌發、生長、蓬勃的過程。
如果沒有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代作家們對婚姻生活中女性命運的探索和思考，“現代婚姻觀”的萌發也許還要推遲。一部部文學作品，一個個鮮活的“娜拉”，激發的不僅是民國社會對女性命運的思考，更是女性群體對自身命運的覺醒。
易卜生《玩偶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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