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市區東部，有一條與海河連通的河，叫月牙河，彎彎曲曲地流淌。就在這條河的西畔，有一塊地方，名叫東局子。這裡位於天津舊城城東，因為早期有賈姓地主居住，所以過去這裡的地名叫賈家沽道，當時是人跡罕至的曠野。那麼，後來這裡為什麼又叫東局子呢？
1867年3月，清政府在此地開始興建天津機器製造總局，進行軍用裝備和軍火的生產，規模僅次於江南製造局。
總局建設伊始，直隸練兵急需劈山炮和開花炮，若等待總局建成後製造，緩不濟急，於是同年9月又在天津舊城城南海光寺興辦了一個小型軍火工廠，屬總局的一個分局。
於是人們習慣於把海光寺軍火廠叫做機器分局，也稱“西機器局”，簡稱西局；而把在天津舊城城東賈家沽道興建的天津機器製造總局叫做“東機器局”，簡稱東局。從此，加上天津方言裡的“子”字結構，東局子這個地名就誕生了，一直沿用至今。
說到東局子，就牽扯出了一位近代史上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他就是嚴復。
嚴復，福建侯官人。1872年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1877年被派赴英國學習海軍。
此間，嚴復積極研究西方政治學說，考察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鑽研中西學問同異，探求中國富強之路。
1879年回國，執教於福州船政學堂。隨後，清政府為了給北洋水師培養海軍人才，儲備技術力量，又於1880年8月在東局旁邊開始修建北洋水師學堂（次年8月建成），同年，嚴復應李鴻章之招，來到了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
從1880年到1900年，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工作了二十個年頭，歷任總教習、會辦、總辦等職，主張“本諸格致”、“有用為宗”的教育理念，採用西方先進的教育方式、教學內容，突破了傳統教育的束縛，培養出大批有影響的軍事人才，也造就了一批船舶技術人才，這所學堂後來號稱第一所培養近代中國新式海軍高級指揮人才的搖籃。
這二十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風雷激盪的年代，也是嚴復人生最輝煌的歲月。二十年間，北洋水師學堂共培養了六屆125名駕駛班畢業生和六屆85名管輪班畢業生，共210人。
這些畢業生大部分成為海軍界棟樑，許多人在甲午海戰中陣亡，還有一些人，則成為當時政界、軍界等各方面重要人物，如民國時期的總統黎元洪，海軍次長謝葆璋（我國著名女作家謝冰心之父）、劉傳綬，交通總長吳毓麟、著名翻譯家伍光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
正如王允皙評論說：“在閩二年，北洋二十年，成就海軍人才眾多”。這些人中，黎元洪、張伯苓、吳毓麟和天津海河工程局提調劉秉鏞、造船專家王開治，以及創辦天津普育女子學堂、主持《醒俗報》鼓吹維新的溫世霖等，都是天津人。
嚴復以“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為己任，高舉科學與愛國兩面旗幟，苦心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以“信、達、雅”三條為翻譯標準，期間留下大量文章譯著。
1893年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剛發表就引起嚴復的注意，於1896年譯成，並於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國聞彙編》刊出，宣傳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
1898年6月《天演論》公開出版，加上其物競天擇的理論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傳開，很快轟動全國，使嚴復一舉成名。
他在闡述進化論的同時，聯繫中國的實際，向人們提出不振作自強就會亡國滅種的警告。聯繫甲午戰爭後國家危亡的狀況，向國人發出了與天爭勝、圖強保種的吶喊，指出再不變法將循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亡國亡種！
《天演論》揭示的這一思想，結合介紹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及西方哲學思想，使當時處於“知識饑荒”時代的中國知識界如獲至寶，產生了振聾發聵的影響。
嚴復以西學理論鼓吹變法，震動了當時中國的思想界，推進了維新運動的發展，被毛澤東譽為“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之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天演論》發表產生的衝擊波不僅在當時，而是影響了幾代人，並奠定了嚴復在中國近代思想界的地位，成為中國近代的思想啟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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