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到影視劇中的人物，總會下意識的發問：“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呢？”當時的想法很純粹，以為任何問題有且只有一個最優解。
長大後，本以為要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會更容易，要作出評判會更果斷，事實卻相反。因為很多時候，從不同的角度對影視劇中的人物進行解讀，答案總是不盡相同。
01.一個由“藥”引發的故事，講述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草根眾生相”
就拿2018年文牧野主導的影片《我不是藥神》來講，由徐崢飾演的低價販賣印度仿製藥的程勇這一角色就備受爭議。
當時的豆瓣評分出現了罕見的9.0分，口碑至今居高不下，這也是本世紀繼《無間道》之後，第二部評分高達9.0的國產院線片。
這部影片主要講述了神油店老闆程勇（徐崢飾）從一個賣男性保健品的落魄商販，機緣巧合下，一躍成為印度仿製藥“格列寧”代理商的故事。
《南方週末》曾評論該影片：“它不僅是一部完成度極高少見的國產現實主義電影，同時也是一部用誠意來打破所謂制度壁壘並靠規矩的拍攝手法來贏得觀眾的作品。”
說它是國產現實主義影片是有原因的，因為這部影片根據真實的故事改編，影片中的程勇原型在現實生活中被稱為“藥俠陸勇”。與影片不同的是，現實版的陸勇也是一位白血病患者，偶然間得知印度有效果差不多的仿製藥後，便開始從國外買藥，並幫其他病友代購。
原本是善意之舉，卻在無意間觸碰到了法律的底線而被抓，最終在眾多病友簽名求情下這才渡過難關，當然在這部影片中，徐崢飾演的程勇是在眾多患者的目送中坐警車離開的，最終的結局如何我們不得而知。
在這部影片中，所有人物的刻畫和出場均是圍繞著“藥”這一元素展開，故事裡沒有絕對的主角，給觀眾呈現的是一場別開生面的“草根眾生相”。
曾經有人評價《我不是藥神》是中國版的《達拉斯買傢俱樂部》，縱使兩部影片在故事編排和敘事情節上有很大出入，但是有一點卻是不謀而合的，那是通過對小人物的細緻刻畫，來凸顯出人情的冷暖和生命的可貴。
02.“故事力”才是核心競爭力
自己曾有幸參加Max Howard（霍文東）大師的講座，Max Howard是國際知名製片人，曾經參與迪士尼經典影片的製作，其中包括《美女與野獸》、《阿拉丁》和《獅子王》等。
講座現場有同學發問：“一部成功的影片，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Max Howard毫不猶豫的回答：“故事！故事！故事！”
的確，一部成功的影片不管是專業的場景拍攝，還是自帶流量的明星參演，要想達到良好的收效，好的故事必不可少。《我不是藥神》能夠取得這麼大的成功，除了離不開專業演員的傾情演出，最主要的原因是擁有一個好故事。
正如Max Howard老師所言，“好的故事”、“令人信服的故事背景”和“令人著迷的人物角色”是電影作品的三個基本要素，而《我不是藥神》這部影片具備以上全部要素。
影片上映後，有網友評論：“文牧野眼睛太毒了，觀眾的笑點、淚點、痛點都被他牢牢抓住，有些話題無法直說，但這個電影證明了它能說的，也不顯山不漏水的說了它所不能說的。講的是現實，但看過電影之後才會明白其實是超現實…”
誠然，這部電影採用了現實主義的題材，人物的角色設置和故事情節也觸碰到了國人的痛點，在不同程度上激起了大眾的同理心。暫且不論影片上映之後引起了什麼反響，但就該影片的題材選擇和創作手法來看就足已為中國電影行業的發展開闢了一條明確可行的道路。
03.好萊塢影片的“類型化”，我們是否仍要一路追隨？
談及電影，不得不提的就是好萊塢影片，它給公眾的影響力是潛移默化的。
似乎一提起好萊塢電影，公眾會自覺腦補出酷炫、爆炸、飆車等這樣的大場面。這種類型化的趨勢其實是迎合大眾的結果，也是好萊塢作為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體現。
但不得不承認，好萊塢類型的電影至今能夠長盛不衰，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這些看似類型化的影片背後其實隱藏著人類的普世話題，即：正義的力量、愛情的永恆、人性的善良等。也正因如此，好萊塢影片的深度才大幅提高，成為了大眾樂於追捧的精神高點。
正如美國電影理論家赫伯特•布盧默在《電影在影響大眾行為過程中的作用》中的描述：
“人類善良的情感的價值被隱藏在電影的新的生活形式之中，並通過它傳達給觀眾。於是，原來相當陌生的東西瞬間在感情上變得那麼熟悉。人類基本的價值隱含在新的社會形式中，這就構成了電影一個最有趣的特點。”
好萊塢電影在全球市場中獲得的勝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各國對好萊塢電影文化的爭相模仿和學習，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的電影從最初的“內向型”逐漸轉向了“外向型”，從最初的僅僅侷限於本國本土文化的表現和傳承，繼而將眼光瞄準西方和海外的市場。
願景是好的，但在學習的過程中有難免會造成創作動機和方向的迷失，最終陷入邯鄲學步的尷尬局面。那麼到底要不要向好萊塢影片看齊，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不要拋卻中國本土文化的特性和味道。
縱觀近年來市場上的中國電影，對於著重刻畫和表現本土主流文化有逐漸回暖的趨勢。這也詮釋了並非大投入、大製作、大發行、高科技特效、大市場的商業模式影片才能喚起民眾的意識和共鳴，《我不是藥神》就是其中的代表。
比起那些受到好萊塢“高概念”電影生產方式影響的中國大片，《我不是藥神》這部看似小投入的影片從小處著手，
沒有刻意迎合好萊塢影片類型化的模式，而是著重對本土文化的描寫和人物的刻畫，少了一些不知所云的無病呻吟和矯揉造作，留給廣大觀眾的是對世間人情的體味和對國家法制的思考，以小見大。04.“本土化”是中國電影文化的一條新出路
事實上，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電影文化就有一些成功的嘗試，比如作為一部軍事題材的影片《小花》，它並沒有採用全景式的手法向觀眾展現戰爭的場面，而是把敘事的主題放在兄妹“錯認”這樣一件事情上。
該影片運用獨特的視角表現人物的命運和性格，從側面來反應戰爭的殘酷和人民生活的疾苦。在影片中，導演有意識的借鑑了西方現代電影的表現手法，並進行了新的嘗試，完美避開了戰爭題材類作品中出現的齊一化、趨同性等美學問題。
隨後，也就是20世紀末期，《活著》、《霸王別姬》等影片又是一批新的代表作，這類影片的定位也不是對國際化範式的追逐和仿做，而是從中國某個時代的某個事件甚至某個人物著手，從小處來積聚筆墨進行刻畫描摹，將那個大背景下的人物淋漓盡致的繪製出來，借鑑西方主流的場景表達方式在展現國民痛點的同時，實現了中國電影文化的“本土化”。
05.結語
“和而不同”是生存的一種理念，應用在中國電影文化中也同樣適用，但是需要我們在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中國的電影文化想要保持不斷的進步，絕對不能走兩個極端，既不能一味的模仿西方，刨除民族的根，也不能固步自封，而應該在互識互動和互補之中達到共存共生的境界。
文學批評家利維斯曾經在《大眾文明和少數人文化》中指出：
“任何時期，敏銳的藝術和文學鑑賞力常常只能依靠很小的一部分人，只有很少數人能夠給出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手判斷。正是依靠這些少數人，我們才能從過去人類中最寶貴的經驗中獲得益處，獲得前進的方向和意識。”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除卻少數人，那麼餘下的大部分人，或者影視文化的創作者，更應該警惕避免讓自己捲入平庸化和同質化的浪潮中，加強文化間的對話和理解才是讓影視文化健康發展的良策。
《我不是藥神》這部高分影片的出現並非偶然，因為21世紀的我們已經不僅僅是一塊兒海綿，只知吸納外來的文化，我們還是一棵吐納自如的青樹，懂得了珍視和繼承中國本土的文化，並將富含本土氣息和中國特色的元素運用到應影片的創作之中，最終吐納出供給世界欣賞和借鑑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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