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回到2002年，當時中國電影市場，還不是世界電影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當時的觀眾和影視從業人員信封好萊塢主義。
在那個時候，中國電影市場票房，基本上都充斥著好萊塢大片，而票房也沒有如今動輒10億起步，基本都是在幾千萬浮動。
用一句話來形容當時的情況，大概就是國產發育不良，進口來勢兇猛，稍有不慎，便是海水倒灌的形勢，國產電影便再無前進的可能。
而那時候，張藝謀頂著外國幾個超級大IP的電影，以一部好萊塢式製作講述中國故事的電影，《英雄》橫空出世，斬獲國內2.5個億，全球票房共1.77億美元（約14億人民幣），並獲得奧斯卡提名。
讓國內影視行業從業人員驚醒，原來中國也能拍出大片，並且票房還能力壓好萊塢大片。
儘管《英雄》當時在當時，口碑譭譽參半，但是資本卻是隻管票房，不理會口碑，便有了大批的資本注入到中國本土電影製造和拍攝當中。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才有了中國“世界電影票房大倉”的稱號，以及中國電影市場欣欣向榮的現狀。
所以，張藝謀一度被稱為拯救了中國電影市場的男人。
在當時《英雄》這部電影上映之後，儘管披著14億票房的收益，但國內大多數人都批評張藝謀這部電影，完全背棄了中國傳統故事內核，是一個披著春秋戰國時期的洋故事。
無獨有偶，在2016年，真正意義上的中美合拍電影，也是今天所講述的電影，同樣出自張藝謀之手的《長城》在上映過後，也是出現了同樣的評價。
長城，一部很中國電影，又很不中國的電影
在電影上映前，導演張藝謀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這樣一句話：這不是好萊塢來中國市場熱場子，而是好萊塢工業流程上的標準產物，也是一次真正的合作，講的也是中國的故事。如果《長城》成功了，就會有長二長三長四長五，它的生命力可能長達二十年。
漫威電影宇宙，從2008年到如今也不過是12年曆史，而張藝謀則是要打造一個長達二十年的電影品牌，野心可見一斑。
張藝謀的野心，不僅停留在對《長城》作為一個IP的生命力上，同時也體現在《長城》在宣傳上本身所承擔的“文化輸出”上。
儘管對於電影是否能夠很好地承擔文化輸出這一使命上有一定的存疑，但是從電影上充斥著諸多的中國元素上來看，張藝謀確實有著這樣的打算。
從黑火藥到孔明燈，從饕餮到秦腔等等，這些無一不是極具中國特色中國元素。但十分可惜的是，電影對於這些元素，僅僅是停留在符號的堆砌，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深挖。
在畫面上加入幾盞孔明燈，葬禮上唱秦腔，展現外邦人對黑火藥的驚歎，完全沒有真正意義文化價值觀上的輸出。
至於全片在世界最具知名度的中國元素“長城“，作為電影片名，相信當初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這會不會和《紅高粱》一樣，藉由高粱地這一主要場景，展示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的人物命運悲劇？
所以，在張藝謀選擇了“長城”這個極具民族自豪感的中國元素作為片名，是不是會有一個特別深刻的隱喻？
結果證明，相比起長城，作為全片的反派BOSS饕餮，似乎才是更加適合作為片名。
這些簡單的元素符號堆砌，既沒有作為意象可供解讀的空間，更沒有作為推動劇情的意義，就連中國觀眾本身的文化認同感都不一定能夠調動，更何況本身對於東方文化霧裡看花的西方觀眾？
任何的文化，背後都有一個自成體系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作為號稱“文化輸出”的《長城》全片除了中國元素的堆砌之外，對於價值觀的討論和闡述，也是十分的混亂。
片中所涉及到的主題都十分宏大，從犧牲到抵制貪婪，從節制到信任等等，任何一個命題放到文本上，都足以撐起一部殿堂級的文學鉅著。
但是電影卻將這些主題，一股腦全部塞進來，並且裱起來，彷彿有了宏大文學母體的加持之下，粗製濫造的故事內容，也會變得燁燁生輝。
在電影中，鹿晗所飾演的士兵引爆炸彈，與怪獸饕餮同歸於盡，就差把“犧牲”兩個大字刻在腦門上向世人宣告了。
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犧牲小我，成就大我；
犧牲精神，一直是張藝謀所推崇的，在《英雄》中，殘劍、飛雪也是被犧牲的對象，但是在《英雄》的故事背景中，張藝謀將刺客的犧牲與江湖、俠義精神等等聯繫在一起，為“犧牲”這一套價值觀提供充分的社會背景體系。
而在《長城》當中，鹿晗的犧牲完全失去了天然的合法性，反而是一股濃烈的個人英雄主義氣息撲面而來，所以這樣的犧牲，觀眾實在難以感受到犧牲精神的情感共鳴，反而是對犧牲行為本身的質疑，這種陳腔濫調式的枯燥，像是舊紙堆翻出來的裹腳布一樣。
相比起同樣是講述犧牲的電影，《血戰鋼鋸嶺》就很好處理了犧牲的言語體系，那就是信仰。
所以，總體而言，《長城》這部在片中對中國元素的堆砌，卻並不深挖背後的意義，宣揚的宏大價值體系，但又混亂，給觀眾的感覺，看上去很中國，但深究之下又不中國。
中美合拍電影的矛盾
在宣傳上說《長城》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美合拍電影，但事實上卻是好萊塢的拍攝體系移到了中國而已。
就像是一個腳踩AJ頸戴大項鍊穿著嘻哈的少年，然後頭上挽了個髮髻，就宣稱是中國風一樣可笑。
這一點從製作方大部分都是好萊塢成員，僅有少部分是張藝謀團隊以及中方人員就可以看出來。
本身講述中國內核的故事，即使是中國人本身操刀，也不一定能夠做到讓全體中國人都認可的中國風故事，更何況還有一群不懂中國文化的外國人在發號施令？
製片、編劇、攝影、服化道等等全部都不是中國人來操刀，這樣的“中國電影”真的是中國電影嗎？
不懂中國文化內核的人來發號施令，而真正懂得中國文化內核的導演則是電影拍攝工作下的一個員工。
這是中美合拍電影真正的矛盾。
長久以來，國內一直呼籲要學習好萊塢模式，而好萊塢電影那些能夠被觀眾看到的模式和特點，比如絢麗的特效、宏大的場面等等，《長城》以及現如今國內影視行業都已經學到手，並十分嫻熟，典型的例子就是《戰狼2》和《流浪地球》等其他優秀作品。
但在觀眾看不到的地方，才是中國和好萊塢電影真正的差異——好萊塢實行的是製片人中心制，而國內則是導演中心制。
簡單來說，就是拍什麼電影，怎麼拍，拍成什麼效果，拍多久等等。好萊塢是製片人說了算，中國是導演說了算。
製片人中心制的優點就在於對於電影風險的把控，但卻對電影內容和形式多樣化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所以才會有漫威電影宇宙的輝煌，以及漫威電影宇宙內容同質化的趨勢。
而導演中心制的優點在於對於電影內容質量的把控，但可能容易陷入創作自嗨的情況，導致電影在市場上折戟沉沙。
典型的例子就是馮小剛的《一九四二》和習慣於長時間拍攝的王家衛，拍攝花費的資金和時間與票房不成正比。
儘管《長城》是在2016年上映，但是電影的起源在更早的2012年，彼時國內不管是影視從業人員，還是觀眾，都對好萊塢有種莫名的信任，認為好萊塢出品必屬精品。
這點可以從那幾年的票房排行榜上看出來，前十名大多數是好萊塢電影。
而當時國內的電影，基本上都是以《小時代》、《何以笙簫默》等等“粉絲電影”為主，票房奇高，口碑奇差的畸形市場。
所以，當好萊塢的環球影業和傳奇影業找上門來的時候，雙方的合作意願自然是一拍即成。
就這樣，由傳奇影業出資，張藝謀導演的電影《長城》就這樣立項並開拍。
儘管沒有看到具體的合作細節，究竟是遵循製片人中心制，還是導演中心制，但是從出資方和工作人員大都是好萊塢人員，由此可以推測，《長城》應該就是屬於好萊塢製片人中心制下的流水線產品了。
如果從出資方面來猜測是誰來最終決定電影話語權有失偏頗，那麼不妨從電影內容本身出發去看《長城》本身是不是“張藝謀式電影”。
乍一看，《長城》是一部很典型的張藝謀電影，人海戰術，全景視覺、瑰麗而壯觀的中國宮殿建築、紅綠等飽和色彩的運用，都是張藝謀電影的視覺運用。
至於萬箭齊發的場景，大批戰士的方陣所呈現出來的儀式感等等，更加具有張藝謀在奧運會開幕式上所運用的手法。
但是就電影的敘事手法上而言，可以看得出來，電影在剪輯上的混亂，十分不張藝謀。
在《金陵十三衩》中，基本上是以神父親歷的視角為主，然後以女學生的旁白為輔；
在《歸來》中，則是以馮婉瑜苦苦等待丈夫為主要視角，然後以女主和女兒的回憶旁白為輔；
還有《紅高粱》、《英雄》等等電影，基本上在主視角之外，都有一個旁白為輔，能夠讓觀眾更加全面瞭解故事的經過，以及內核。
但是在《長城》中，卻失去了這個最大的特點，視角不斷變換，一會以馬特達蒙的視角，一會又是景甜的視角，顯得有些紊亂，沒有一個貫穿始終的主視角。
就大約可以推測出，張藝謀在拍攝中，也不過是好萊塢製片人的傳話筒罷了。
結尾
造成這種“中美合拍，中體西用”的尷尬，既是好萊塢覬覦中國市場的結果，也是中國資本渴望入侵好萊塢的反作用力。
儘管讓張藝謀出來接盤，但失去了話語權的張藝謀，也無法挽救劇本的先天缺陷，導致在人物塑造上的無所作為。
所以，在這樣一個以好萊塢式解讀中國長城的劇本中，儘管披著張藝謀的外衣，也依舊掩蓋不了本身作為好萊塢二流打怪電影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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