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積衛生紙,人類生物性的一種表現,病毒破壞了信任,如何解決?

近期,《美國海軍時報》刊登文章《廁紙供應充足,人們為啥還要搶購囤積?》(There’s plenty of toilet paper – so why are people hoarding it?),文章介紹了華盛頓州在應對COVID-19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情況,並列舉出1973年的一段歷史,來說明了這個問題。

囤積衛生紙,人類生物性的一種表現,病毒破壞了信任,如何解決?

華盛頓塔科馬市一家好市多(Costco)商店,顧客們爭先恐後地搶購剛剛在上週六到貨的廁紙,幾分鐘內幾貨架的衛生紙和紙巾就賣完了。《美國海軍時報》認為搶購是由於人們對COVID-19的恐懼,所以才大量囤積日常生活必需品。

波士頓大學的傑伊·L·扎戈斯基(Jay L. Zagorsky)表示,幾天前他去好市多買衛生紙,當他發現找不到一卷紙的時候有點震驚,這表明病毒正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城市引發人們對廁紙等各種家用產品的恐慌性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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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伊·L·扎戈斯基認為口罩和洗手液因為疫情而變得供不應求可以理解,但是對為什麼人們會囤積廁紙產生了疑問,他認為廁紙是廣泛生產的商品,而且無助於抵禦COVID-19這樣的呼吸道病毒,但是廁紙變得很值錢,甚至發生了一起持械搶劫案。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傑伊·L·扎戈斯基對人們為什麼囤積沒有供應問題的產品進行了研究,發現衛生紙囤積有著奇特的歷史,也有著深刻的經濟學和心理學根源。

1973年搶購廁紙事件

囤積衛生紙,人類生物性的一種表現,病毒破壞了信任,如何解決?

圖注:電視主持人約翰尼·卡森在1973年的一句玩笑,引發了一場關於衛生紙的風波。(史密森學會美國曆史博物館照片)

1973年,美國人已經開始擔心汽油、電力和洋蔥等產品供應有限。一份政府新聞稿警告說廁紙可能短缺,導致了大量的新聞報道,著名深夜電視主持人約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在開場白中用廁紙開玩笑時,讓美國徹底出現了恐慌性購買。人們聽了電視明星的玩笑後沒有笑,而是認真對待,開始囤積衛生紙。不僅美國人喜歡恐慌性購買,以確保自己有足夠的存貨。2013年,由於產量下降,委內瑞拉人也囤積過廁紙。

在美國,平均每人每年使用大約100卷衛生紙,用量的確很大。不過,美國很少進口衛生紙,2017年進口量不到10%,其中大部分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另外的90%,當然在美國本土製造。美國從19世紀末開始大規模生產衛生紙,雖然製鞋等其他行業紛紛走出美國國門尋找廉價勞動力,但衛生紙製造業卻沒有大規則在海外建廠,美國國內目前有將近150家公司生產衛生紙。

人們為什麼還要囤積衛生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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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國內的衛生紙供應也相對充足,但是也發生了搶購廁紙的情況。澳大利亞一位風險專家這樣解釋:“囤積衛生紙是一種相對便宜的行為,人們喜歡在感到有風險時認為自己該‘做些什麼’。”也就是說,搶購是“零風險偏誤”(zero risk bias)行為,人們更願意努力去完全消除一種潛在的風險,而不是做一些能使他們的總風險降低更多的事情。

囤積會讓人們感到安全。當世界面臨一種新的疾病時,這一點尤其重要,我們所有人對這種疾病幾乎沒有足夠的認知,也沒有多少控制權。於是,人們會去做一些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些事情,比如讓自己擁有足夠的衛生紙,以防自己被隔離之後不夠用。而且,囤積也是人類生物性的一種表現,鳥類、松鼠和其他動物也喜歡囤積東西。

如何科學應對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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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注:3月2日,新澤西州泰特伯羅市的一家好市多商店,存放衛生紙和紙巾貨架已經空空如也。

傑伊·L·扎戈斯基認為,有很多方法可以應對短缺,包括因囤積造成的短缺。最好的方法當然是說服人們不要去搶購,尤其是大量使用的日用品,比如衛生紙。然而,這其中涉及複雜的情感問題,這種方法常常失敗。

另一種方式是配給。正式配給是指政府通過明確規定每個家庭得到多少來分配商品,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配給來分配汽油、糖和肉類。直到1990年代,有的國家也對副食品、燃料和自行車等商品實行定量配給。

企業也會實施非正式配給,商店就可以阻止顧客搶購,比如規定每位顧客限購五包衛生紙。現代經濟靠的是信任和信心,COVID-19破壞了這種信任,人們就會在還能夠正常獲得他們需要的東西時,去囤積廁紙這樣的物品。

美國官方建議儲存兩週的食物和水來應對疫情大流行,但是沒有必要囤積東西,特別是像廁紙這種不太可能發生短缺的商品就沒有必要囤積。傑伊·L·扎戈斯基後來又去了一次當地的好市多商店,貨架上又擺滿了廁紙。

傑伊·L·扎戈斯基,博士,波士頓大學奎斯特羅姆(Questrom)商學院市場、公共政策和法律專業高級講師,著有《商業信息:在數字時代發現和使用數據》和《商業宏觀經濟學:經理、交易員和實業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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