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畫郵（ZGSHY0816）今天‖
導讀：清政府採取了兩項相反相成的文化政策：一是大興文字獄，以鉗制任何可能的文化反抗，二是主動地對傳統中國文化進行整理。陷入異族統治下的知識分子，開始倡導通經致用，樸學逐漸興起。在樸學學風中成長的金石、考據學，讓人們重新發現了秦漢、北朝書法的藝術價值，從而形成清代書法發展的新格局。今天推出的《清代書法三十家》，是我們瞭解清朝書法的一個比較全面、系統的專題。
一、前期（順治至康熙年間）
清代前期，國勢初平，百廢待興，尚無力過多關心書法，因此這時期基本上延續的是晚明書風，大體可以看作三線發展：一是晚明行草書風的新發展，二是傳統書風，三是篆隸初興。
（一）延續晚明行草新書風的主要人物：王鐸、傅山、朱耷、許友等
這些書家，多數對晚明時期的行草新書風有切身的體會，有的（如王鐸）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將；有的（如傅山）雖然主要生活在清初，但是國破家亡的傷痛，也使他們無法在一種悠遊清和的心境下從事藝術創作，因而對晚明新風有熱切的推崇。
王鐸（1592～1652），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嵩樵、十樵、石樵、痴庵、東皋長、痴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雲巖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漁隱、蘭臺外史、煙潭漁叟、痴仙道人等，洛陽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生於明萬曆二十年，明天啟二年（1622）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又為南明小朝廷的東閣大學士。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順治間官授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享年61歲。
王鐸學書推重古典，特別強調“宗晉”，認為“書未宗晉，終入野道”（《觀宋拓淳化帖》）。他一生堅持一種學習方法，“一日臨書一日應索請”，始終讓自己的藝術創作保持與古典之間不間斷的交流，所以傳世臨帖作品極多。但他的臨帖，常常大量摻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顯是根據記憶而背臨的，因而有時其實就是一種自我的創造。同晚明的很多書家一樣，他在世時就將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彙集成書，其中著名的有《擬山園帖》、《琅華館真跡帖》等。這種做法，大大提高了他的影響力。
王鐸楷書，主要淵源是唐，特別是顏柳兩家，但是不追求結構的工穩，而獨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愛用異體字、古體字以增強作品的歷史感，因而氣息古樸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書中別出一格。
他最有影響的是行草書，晉唐宋兼綜，融匯極廣泛，又有自己的鮮明特色。行書深得《集王聖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縱橫馳騁，創造了獨特的形式和意味。其書點劃粗者，重似千鈞；細者既如遊絲，也筋力堅韌；有時用漲墨法，形成濃重的墨塊，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結構茂密雄放，或緊結蹙縮，或開拓縱逸，跌宕多姿，無不如意。
故濃淡枯溼、隨手生髮，疾遲衄挫、取次相從，大小、欹正、展蹙、依倚、起伏，無不能順勢調整，宛如宿構。
（二）傳統行草書風的延續：董、趙書風的籠罩
這一風氣的形成，既是董其昌影響的自然延續所致，也與清初幾位皇帝的引導有關。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酷愛董其昌書風；乾隆在位六十年，喜歡趙孟頫書風。由是，整個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員書法，多數都受董、趙書風的籠罩。
其中也出現過一些水平較高的書家如查士標、姜宸英、沈荃、孫嶽頒、查昇等。這些書家主要受董其昌風格影響，但因為學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發揮董書的妍雅清逸，或過於拘謹，或過於軟弱，氣息上都不很高明，尤其是創造性相對王鐸、朱耷等人有較大的差距，所以雖然一時獲譽甚高，卻終究沒有開闢新境。
（三）篆隸書法
清初的篆隸，在晚明基礎上有一些進展，聲勢漸壯。除傅山外，善於隸書的還有戴易、鄭簠、王時敏、朱彝尊等，實績漸有可觀。
王時敏（1592-1680）,字遜之，號煙客等，江蘇太倉人。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後不仕。善繪事，隸書點劃工整、結構沉穩，氣息淵靜古穆，頗有魄力。
鄭簠（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今江蘇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專攻隸書的書家，終生未出仕，主業行醫。學漢隸垂30年，得《鄭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參以行草筆法，自成飄逸瀟灑的格局，後人認為他與朱彝尊是“漢隸之學復興”的首要功臣。
總的來說，這些書家對於晉唐宋古典的學習，都各有自己的體會與長處，較之前期學董、宗趙書家的藝術視野都要開闊得多，因而藝術水準也明顯提高。但是都缺乏開宗立派、引領時代的能力與氣度，因而無法與晉唐宋元明的大師級人物相抗衡。
（二）對秦漢北朝傳統的重新發現與取法
在篆隸與北碑領域，情況卻有所不同。經過書家、學者的共同努力，篆隸的審美價值不斷得到深入的認識，許多傑出人才投身於此，從而使篆隸領域出現了巨大的飛躍和突破，對北碑的學習也開始起步。總體上看，對這一傳統的關注已成燎原之勢，形成了與晉唐宋元明傳統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
涉足這一領域的藝術家中，有不少畫家，如名列“揚州八怪”的鄭燮、金農、汪士慎等人，他們疏離於主流文化圈之外，而與市民階層有較密切的聯繫，藝術思想、創作傾向帶有一定的叛逆性。在書法上，對晉唐以來傳統採取一種比較主動的反叛姿態，而對秦漢傳統則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從而成為秦漢傳統復興的一批重要力量。
金農（1687～1763），字壽門，又字司農、吉金，號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恥春翁、壽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龍梭仙客、百二硯田富翁、昔邪居士、心出家盦粥飯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雜著》等。精詩詞、鑑賞，喜收藏，繪畫為一代宗師。於書專攻《華山碑》，後自出機杼，不受束縛，以倒薤法作撇，以方整寬闊筆作橫、細勁筆作豎，號稱“漆書”，古拙樸厚，時涉諧趣，形成極其強烈的個人風格，並由此衍生出獨具特色的行書和楷書。
乾隆五十五年入京，劉墉延為賓客，聲振當代名公。其篆書融秦漢於一爐，又出以隸筆，遂使篆法活脫生動，擺脫了鐵線的拘滯，不唯字形闊大磅礴，而且筆勢豐富多姿，墨色流溢燦然，大大拓展了篆書的藝術表現力。其隸書筆致健拔蒼勁，結體疏宕俊逸，用墨蒼古，亦可謂深入漢人堂奧。晚清書論名家包世臣、康有為、楊守敬等對他無不推崇備至，競相推許為國朝第一、集篆書大成等。這都是因為他成功地實現了兩大傳統的轉換，表明醞釀已久的秦漢北碑傳統的復興高潮的來臨和兩大傳統的對峙、融會的真正的開始。
（一）以晉唐傳統為主的書家：林則徐、翁同龢等
林則徐（1785～1850），字少穆，一字無撫，號竢村老人，福建福州人。官至兩廣、雲貴總督，加太子少保，諡文忠。鴉片戰爭後曾被謫戍伊犁。書法出自歐、顏、二王和米芾，頗為清新穩健，唯稍受館閣習氣束縛。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號松禪、瓶廬居士等，江蘇常熟人。累官至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等職，為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在戊戌變法中被革職。他的書法出於翁方綱、錢南園，而上溯顏真卿、米芾，氣息淳厚，堂宇廣博，為晚清帖派書家的重鎮。
此外，晚清學人善於傳統行草的人數還是極多的，其中也不乏名聲不遠而水準甚佳的高手，如戴熙、郭嵩燾、曾國藩、王拯乃至李鴻章、張之洞等，都有相當的傳統書法造詣。
（二）以先秦秦漢北碑為主的書法家
這類書家比較多，前後有張廷濟、朱為弼、徐同柏、趙之琛、六舟達受、吳熙載、楊峴、張裕釗、吳大澂等。他們大多是集傳統經學、金石、書畫、辭章、考據、收藏研究於一身的學者型書法家。
張廷濟、朱為弼和徐同柏都善於金文大篆，他們三家可以看作清代學習先秦篆書比較有影響的先驅者，雖然他們的成就還不能算是很高深，特別是如何使用筆墨來表現大篆的氣息，應該說還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
趙之琛（1781～1852），字次閒，號獻父、獻甫、寶月山人等，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精六書，善繪山水、花卉，晚年常寫佛像，能篆隸行楷，工刻印，為陳豫鍾弟子。有《補羅迦室集》、《補羅迦室印譜》。曾為阮元摹刊鐘鼎款識，故精通大篆。他的大篆書，不像前人一樣描頭畫尾，而能夠捨棄形貌，獨取神理，用渾厚嚴整的筆法加以表現，筆墨比較自然生動，是清代大篆書中值得重視的一家。
吳熙載（1799～1870），初名廷颺，字熙載，五十歲以後因避諱更字攘之，亦作讓之，以字行，號讓翁、攘翁、晚學居士、方竹丈人、言庵、言甫等，祖籍江寧，自父起移居儀徵。工金石考證，能寫意花卉，精治印，平生治印逾萬，影響深廣，後之師鄧派者，多以吳氏為宗。著有《通鑑地理今釋稿》、《吳讓之印譜》等。書法從包世臣學習，由包氏得筆法，並指點學鄧門徑。篆刻篆隸，均能由鄧石如而上追秦漢，繼承發揚，赫然成家。書法以篆書為最佳，筆法婀娜而不失清剛，流麗而不失端雅，有文人清氣，是師鄧而能有所發展者。
張裕釗（1823～1894），字廉卿，號濂亭等，湖北武昌人。曾入曾國藩幕府，為曾氏弟子，但無意仕進，專意於學，為清末古文大家，後人編輯其文章為《濂亭文集》等。他的書法專師北碑，尤得力於《張猛龍》，而斂入規矩，自成體勢，結構謹嚴方正，筆法剛健勁拔，尤以外方內圓的獨特筆姿為人所稱賞，被康有為推許為“集碑學之成”，在近代中國和東瀛有廣泛的影響。但現在看來，雖然很有特色，而相對於北碑來說，精神有隔閡，並沒有抉得精華。
吳大澂（1835～1902），原名大淳，避帝諱而改，字止敬，又字清卿，號恆軒、愙齋等，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同治七年（1868）進士，累官至廣東、湖南巡撫。好集古精鑑別，是著名的金石學家，所得古器皆手自摩拓，工書畫篆刻，著有《愙齋集古錄》、《愙齋集古錄釋文謄稿》、《說文古籀補》、《恆軒吉金錄》、《古字說》、《古玉圖考》、《愙齋詩文集》等著作。他的篆書融會大小二篆，以大篆立其筋骨，以小篆斂其體裁，而筆墨又極其精煉，三美歸一，形成了堅勁緊韌的藝術風格，為篆書藝術開闢了一種新風格。
（三）兼宗兩大傳統並尋求融通的書家：何紹基、趙之謙、楊守敬、康有為等
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號東洲居士，晚號蝯叟、猨臂翁，湖南道州（今道縣）人。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歷任編修、國史館協修、總纂、提調等，曾主持福建、貴州、廣東鄉試，咸豐間任職四川學政期間被黜，從此講學遊歷各地，晚年在揚州主持校勘《十三經注疏》。他是晚清著名的學者，精通儀禮、說文、漢書、詩詞以及書法，著有《說文段注駁正》、《東洲草堂金石跋》等。他的書法，早年從顏真卿入手，後來融會《道因法師碑》，精研數十年，深得其妙，以後又肆力於篆、隸以及北碑，無不用功深至，是以篆、隸、楷、行皆冠絕一世。又以絕大天分和匠心，探求各體精神的融會，因而其各體的面目，都與傳統的面目形成了很大的差異，然而又無不以傳統的面目為依歸，真可謂帖意碑神，草情篆韻，一體而兼收之，在中國書法史上開出了奇葩，為書法的未來發展拓出了一條嶄新的大道。
趙之謙（1829～1884），字撝叔，號悲庵，別署子欠、支自、鐵三、益甫、憨寮、冷君、無悶、梅庵等，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咸豐己未年（1859）舉人。歷官江西鄱陽、奉新、南城知縣。著作有《悲庵居士詩剩》、《補環宇訪碑錄》、《六朝別字記》等。他是一個多能的藝術家，篆刻、繪畫、書法皆一代大家。嘗稱“生平藝事皆天分高於人力，惟治印則天五人五，無間然”，可見其於印章用力之多且勤。趙氏以其特有的藝術藝術敏感和熔鑄能力，將彼時出土日多的古器物文字引入印作和邊款，風貌多樣，意趣清新，開印章的新天地。他的書法，初從顏真卿入，後專攻北碑，又得鄧石如篆隸之法，於是以北碑之法寫篆隸，進一步豐富了篆隸的筆法意趣。又由北碑化生行書，融鑄貫通，運用如意，神氣飛動，既饒有古樸厚重之意，更兼有帖的溫醇雅潔之韻。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使意境更臻於成熟老到。
楊守敬（1839～1915），字惺吾，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曾應駐日本公使黎庶昌之請前往日本協助輯刊《古逸叢書》，因此而收集了不少保留在日的古代文獻。他同時還在日本廣泛傳播書法，對日本近代以來書法的發展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他在理論上提倡碑與帖“合則兩美，離則兩傷”，是較早進行這種理論倡導的人物。在實踐上他也奉行不悖，行書學顏和蘇軾，以後參入北碑意趣；大篆已經直達西周；隸書注重筆情墨趣，老辣遲澀，結體妙善伸蹙，時有諧趣。
康有為（1858～1927），初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更生、西樵山人等，廣東南海人，著有《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萬木草堂遺稿》、《萬木草堂遺稿外編》、《廣藝舟雙楫》等。康有為是碑學理論的健將，持論時有偏激之見，往往為人所詬病，但他自幼曾受過嚴格的傳統書法訓練，雖然以後專修北碑，但幼學基礎仍然未廢，結果無意中形成了碑帖融合的面目。前人多認為他的書法出自《石門銘》，實際上還有許多顏真卿行書的趣味。因此他的書作既有北碑的開張恣肆、篆隸書法的古樸雄渾，又有傳統行草的酣暢飛動，是篆隸北碑與傳統行草融會貫通比較成功的例子。
吳昌碩（1844～1927），初名劍虞、俊，又名俊卿，字香補，中年以後更字昌碩，以字行，亦署倉石、倉碩、蒼碩，號缶廬、老缶、缶道人、老蒼、苦鐵、大聾、石尊者、鄉阿姐、破荷亭長、五湖印匄、削廬、蕪菁亭長等，浙江安吉人。晚年被推舉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長，是晚清傑出的藝術家，詩書畫印皆自成家數，影響深遠。著有《缶廬集》。他既是清代書法的殿軍，又是近代書法的開山，他於篆、隸用功最多，尤其是《石鼓文》，終生浸淫，無一日或離，晚年變化筆墨，引入行草意趣，遂使筆情墨趣，流溢行間，篆書的復興，至他而達到一個新高度；行書以王鐸為宗，融入歐、米，又引入碑法之蒼勁渾樸，老辣生奇，使行書也重放光華。治印初習浙、皖，既而出入秦漢，借鑑封泥匋甓，融入寫意繪畫情趣，形成了斑駁高古、沉雄壯遒的新面，即作小印，也有尋丈之勢。治印還獨創修整印面和邊欄的法門。既雕既琢，復歸於樸，古今無二。吳昌碩的成就，是清中期以來兩大傳統深入融會的碩果，標誌著清人重理古典的工作取得了圓滿的成功，為近現代書法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在經歷了漫長而輝煌的發展後，隨著中國社會陷入戰亂頻仍的近現代，書法也曾經一度受到過強烈的衝擊，經受了風雨的考驗。現在，她又迎來了復興的機會，不僅在全國出現了持續多年的熱潮，而且影響及於世界。我們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應該更加熱愛她，更加為她而努力工作，使她得到更輝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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