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
我這一輩子，是在不斷的變動中。出生那時，“九一八”事變，七歲時，抗戰軍興，隨後十五年，戰爭不斷。自己的生命，在時代鉅變之中，殘疾之身軀，隨同父母，不斷遷徙。二十歲前，未嘗寧居，中年時，離臺來美，不覺又已四十年。一轉眼，已是八十歲。
從另一方面看，我這一生，又目睹人類歷史上空前迅速的變化與發展。我這一生中，出現了抗生素、雷達、噴射機、飛彈、宇宙飛船、原子彈、核能、電視、計算機、基因研究、複製生命……種種劃時代的發現與發明。八十年間，人類文化的發展，速度與幅度，超過了數千年累積的總和！
這一本小書，是一個身處巨大變化的小人物，將他所見所聞，留下一個記錄，讓他的三歲稚孫長大時，可以知道祖父時代的生活和觀念。
——作者
輔仁中學：東林遺風
在明朝時，江南士大夫的力量很強，對王朝政治非常不滿，所以把書院作為針砭時政的地方，也可以在邪惡的世界裡砥礪對方成材。東林書院是宋朝楊時先生南渡設立的，但真正興盛是在明朝萬曆年間。當年東林書院可以住上兩三百個學生。後來東林書院只剩了一個祠堂，輔仁中學就在祠堂的側面。
輔仁中學是由四個在聖約翰大學畢業的無錫人回家辦的，聖約翰大學是教會學校，我們兩百個學生基本上都是江南師生。輔仁中學的老先生最注重的是經世致用之學，江南製造局第一批翻譯數理科學的人中有不少無錫人。
我們讀的教材一半的課程是英文教學，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都是英語教材。輔仁中學師資非常好，1950年以後，很多老教員被分配到大學教書。當時江南好學校不少。從揚州的揚中，上海的上中，到蘇州、無錫、常州、太倉、江陰，每個縣都有優秀的中學。最近南京大學的朋友告訴我：全中國的院士人數，北京第一，上海第二，無錫第三，蘇州第四，無錫一個地方出六十個院士，輔仁中學出十二個。這就是江南的教育。
在讀輔仁中學之前，我受的教育不在系統知識範圍之內，隨機抓到什麼讀什麼。輔仁中學對我的幫助極大，學校裡最好的學生組織小班，選課制度不像現在一年級選課用一樣的書，是跳躍的。我們小班十來個學生，我進去時程度最差，由他們帶我到一定地步，很快我也跟得上了。高中三班，淘汰率很高，等到考大學時進的都是全國最好的大學。
在輔仁中學時，沈致平先生、裘維霖先生給我印象很深，我當年受這兩位先生益處甚多。我們的老師都能兼教別的課，堪稱全能，真是了不起。他們有能力在大學任教，但是他們寧可留在無錫教家鄉的子弟，真是全心全意奉獻。
入學臺大：從外文系到歷史系
臺大成立之時，臺北帝國大學留下的教室和設備都在。此前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人在臺灣的孩子上的學校，等到日本人撤退，教授只有五六個留下來，有植物學的教授，有醫學的教授，都是好教授。
當時臺大文學院除了空房子以外，什麼都沒有，要重新建設，幸而有大陸來臺灣的學者填了空缺。臺大外文系的教授是雜湊班，既非北大，也非清華，英千里是輔仁大學的，錢歌川是中央大學的，梁實秋後來到師大去了。中文系有臺靜農和兩三位老教授，1946年就到臺灣了。哲學系有名的是方東美。歷史系和考古人類學系的教授，則是北大、清華、中大的教授們。
臺大的學風好。第一，學生的基礎好。第二，學生少，老師多，所以很多時間可以跟老師交往。老師也沒有外務，住在學校附近，師生關係很密切，我們晃悠晃悠就到老師家裡去，和老師聊天，這在現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時候圖書館跟現在不一樣，是封架式，要到閱覽臺上寫我們想要的書名，在卡片抽屜裡找出書名、編號，館員到庫裡拿了書交給我們，就在書桌上看。我們除了上課，就在圖書館。我們可以在圖書館坐到晚上11點。
在臺灣讀大學，我們那個時代基本上不用花錢。除了不繳學費以外，一張公費條子就過四年。不過，伙食的量不夠，菜也只有一樣，沒有油水。大家吃的飯很差，一直是半飢餓狀態。
我第一年在外文系讀書，老師中英千里最高明，英文不錯，幾個修女和女傳教士教我們會話，我得她們益處很多。英千里教的是英國文學史，講得非常有意思，大陸有一個話劇演員英若誠，就是英千里的兒子。
中文系臺靜農先生跟劉崇鋐先生一樣，是無為而治。臺先生是北京輔仁大學的底子，發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線是樸學，他自己不做樸學，而研究文學史，書法寫得好，他是魯迅的學生。董同龢先生教語言學，一直做得不錯，出了不少好學生。文學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鄭騫先生，在臺灣古典詩詞教育方面的功勞很大。葉嘉瑩是輔仁大學出來的，跟他們做同事，受二老的影響很多。另外一位張清徽，跟葉嘉瑩教授是同時代的才女。
我在臺大外文系讀了一年後轉入歷史系。因為我入校的國文、歷史成績引起閱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給傅斯年校長看，傅校長說：“應該去讀歷史系。”當然別的老師也知道了。那時候我的院長、系主任兼教務長、校長三個人都讓我轉系，我還有什麼話說呢？轉到歷史系以後，我照舊上外文系主要的課，像散文、英國文學史。
臺大回憶：名師雲集
“中央研究院”帶去的人馬都在臺灣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和考古人類學系兼課。我從大二開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結緣了。我在本科的時候是歷史系為主，考古係為副，到研究生的時候就跨足兩繫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個文科研究生。在臺大，我興趣廣泛，選課加旁聽，跨了四個系：歷史系、外文系、考古人類學系和中文系。
從大二開始，我上李宗侗、董彥堂、李濟之、凌純聲、勞貞一等老師的課，常常一個人一班，他們都是一流的老師。我跟這幾位老師，受他們的提拔、訓練，至今感激師恩。
李濟之先生是第一等聰明人。上課細密精緻，純學者的風度，做事和研究一樣，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強，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剛伯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寧靜，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則。他教書真好，演講口才真好，做行政是無為而治，但是大節絕不含糊，任了二十幾年文學院院長，穩定而進步，這就了不起了。當時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對教授的聘用，對學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對教員宿舍的安頓，都是麻煩事。跟他一起開會，要言不煩，你滿堂議論，他兩句話就擺平了。
董作賓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學者，我沒有跟他學甲骨文，是學年曆。他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純粹憑自己的聰明才智，整出十個卜辭斷代規則，使得我們對甲骨文的研究有跡可尋，而又從時間軸上，整理成年曆，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當然不錯，書法秀麗。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李宗侗先生是法國訓練出來的，學早期的文化人類學，他對比較文化研究很有獨到之處，選他課的學生不多。他不想在學校上課，就派三輪車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個人去他家。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陽李家後人。他從法國留學回來後，一面在中法大學教書，一面做故宮博物院的秘書長。他是一個溫厚的長者，學問很好，當然後來他就鑽到中國古籍裡面，把在法國學的東西擺在一邊了。
勞幹先生很聰明，世俗事務是不懂的。他記憶力強，悟性高，他的《居延漢簡考釋》是破空之舉，編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漢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細密，對小物件的考證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詩寫得多極了，文章寫得好。
劉崇鋐先生是謙謙君子，溫和善良，在美國讀了碩士。他是一個長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華時代就做系主任，在臺大做系主任、教務長，後來東海大學創立，請他做教務長。他們家是林則徐的親戚。
凌純聲先生是搞地理學的，做出中國第一部民族學的調查，調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這部書是典範著作。後來他在西南領導史語所的民族組，做西南民族調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貢獻是到臺灣以後，對環太平洋文化的整體觀察，張光直的東亞文化的連續性，是受他的影響，環太平洋從中國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處，源頭在中國的荊楚地區。
我的幸運就是在讀大學時碰到這些第一等的老師，那時候學生少，老師多，他們幾個人可以一起訓練我。凌純聲先生是中央大學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論，李濟之先生是實證主義，所以擺在一塊，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牽扯。
我一輩子感激的是不同風格、途徑的老師，每個人都給我一些東西，每個人都給一個楷模讓我去仰慕，我也沒有走任何老師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個人對我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回憶傅斯年
我的老師們都是聰明人，但是傅斯年先生比所有的聰明人還要高一截。他能作研究，能講演，能辦行政，能跟人來往處理各種事件，真是全才。他辦行政，權術也會玩一點，不是那麼單純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盡其才。
我在重慶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學者很少像他這樣，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薩，胡適先生是場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卻是組織健將，才能結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為一體。
傅斯年主持臺大，沒有明確提出教學思想，但是透過他的方針我們看得出，是在辦另外一個北京大學，盡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進入。可是當時國民黨的力量控制很強，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
我在臺大外文系讀了一年後轉到歷史系，其中一個原因是聽了傅斯年的意見。我進臺大兩三個禮拜，傅斯年就見了我，因為他覺得我的考卷不錯。看歷史考卷的老師推薦給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師也推薦給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參加全校作文比賽，得了第一名，他單獨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經常巡視學校各處，有時候在校園碰見，他到我們宿舍看我們吃什麼飯，嘆口氣。他和司機在門口下棋，我們圍著看。
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並不是因為吃得好，當時他太窮了，難得吃到一片肉，他的體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綱、俞大維的妹妹。他們先輩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則徐和湘軍都多少有關係。這一個圈子，門生故吏，親戚朋友，拉得很大，對清末和民國的文化學術有極大影響力。傅師母脾氣不小，她教過我們半年英文，學生很辛苦。
傅先生脾氣不好，但是愛才，對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陳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國留學是朋友，寅恪先生後來很長時間沒有歸隊，在香港跑來跑去，他說錢不夠了，問傅先生要，得遂所願。但是傅先生對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氣跋扈，不怕褒貶。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麼早。當時醫藥不好，他在臺灣的省議會里昏倒，現代醫療條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質訊，因為臺大的經費是臺灣省的，一個議員非常不講理，問他：“你要這麼多經費幹什麼？”他說：“我要蓋房子給學生住。”又問他：“為什麼一個房間裡只能住六個人？為什麼課堂不能白天晚上分兩班教？”傅先生回答：“你們能不能把學生當人看？”說完，就倒下了。
留學芝加哥：民權運動
從臺灣去美國，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是貨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飴，很喜歡和船員一起過日子。那時天氣很熱，要從太平洋過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馬，穿過運河到美國。在船上，我看小說，曬太陽，黃昏的時候看海景。我穿條短褲，過得很舒服，很快樂。
我在芝加哥大學唸書，此時正是民權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我住在芝加哥神學院裡，這是自由學派的神學院，非常有挑戰性的環境，裡邊就有一批年輕牧師，組織了當地附近教堂的年輕人，從事民權活動，我住在宿舍裡就捲進去了。我自己開一個小電車，和人家一起去火車站接南方黑人，告訴黑人他的權利在哪裡。選舉的時候，我跟當地的學生一起去監督投票的情況，到黑人社區解釋他們的權利。我們還坐著人權列車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華人，他們很多是黑人，我們到那兒去打破黑白界限。
我不是很現實的人，我也覺得美國的民族歧視，有悖公平。黑人的日子並不好過，我是親眼目睹他們的日子怎麼過法。
我也親眼目睹民主的假象。那時戴萊做芝加哥市市長，是民主黨人。美國的警察，愛爾蘭人居多，美國的政客，也是愛爾蘭人居多，滿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選票，偽造一批公民名單，所有的警察、公務管理員、衛生隊隊長，都可以幫他做。沒有名字的公民就去抄名字，當地的警察、公務管理員、衛生隊隊長，跟當地不識字或者識字不多的老太太、老先生交情好得很，整天在街上打轉，接老太太去投票。以前的投票機是手拉的，一拉，咔一聲，張三，李四，就記下來了，像賭錢吃角子老虎機一樣的，戴萊的人馬，賺了許多票。這就是民主！我在美國看見最底層的生活，看見最醜惡的現象。
我在芝加哥讀了五年美國社會，不是全在書上讀的。我和神學院的朋友們來往，我的日子過得非常豐富：唸書，搞民權，在神學院宿舍裡聊天。我過得興高采烈，真是幸福！這是其他學校的留學生不大能碰到的。
匹茲堡往事：王小波
匹茲堡大學的學生中，我跟王小波是緣分，我還是很想念他，他是個有血性的人，誠實、熱情，而且相當聰明。每個星期三我跟他談一個下午，東拉西扯，什麼都談。反正他提問題我就回答，我不是給他答案，是教他怎麼思考。
他坐無坐相，站無站相，我說他是“憊懶相”，站著歪歪倒倒，坐在那裡，他的腳翹在桌子上，我的腳也翹在桌子上。
他對世界上許多事物並不清楚，譬如：自由主義、人權、解放與放任之間差別在哪裡？資本主義會不會衰敗？共產主義跟社會主義究竟差別在哪裡？反正他進來問問題，我都跟他討論，我提出三五個不同的方向：你可以這麼想，可以那麼想，你自己找你的路去。
我讓小波理清楚頭緒了，他用諷刺、嬉笑怒罵的筆調寫嚴肅的問題。對問題本身的思考方式，我幫了他忙。
我也跟他說，你的文字寫得太鬆、太浪費，要練字練句，他聽我的話。他起初不服氣，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給他看，說這些都是浪費的，一句就夠了。他服貼了。文章要乾乾淨淨。他的文章中不少以下鄉當知青的經歷為背景，這是最後一個傷痕文學。傷痕文學很多，但是留下來的很少，他的留下來了。
後來，王小波有篇文章，我看不錯，就推薦到《聯合報》，得了獎。第三年，他得了《聯合報》中篇小說獎，兩個獎加起來當時是臺幣二十幾萬，在大陸是四五萬人民幣，頗能派上用場，他就不用工作了。這對他後來的寫作很有幫助，他是較早用電腦寫文章的人。
王小波是跟著李銀河去匹茲堡大學陪讀的，他在中文系選課，那裡的課都是教洋娃娃說“你好嗎？”“火車站在哪裡？”之類，對他沒用。他來找我，我建議他，不必隨班上課，不如找我聊天好了，註冊為“個別指導”。
他身體有缺陷，心臟先天性硬化，就走了。現在他的書有很多人讀，銀河現在也很有名。她當時讀的是社會學，楊慶堃先生和我是指導委員。她有選我的課。她那時已經注意到性別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生，當時一起從大陸去的學生有十來位，就她一個人讀出來了。
《許倬雲談話錄》 許倬雲口述 李懷宇撰寫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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