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和鴨之間，是不能對話的，如果非要講的話，互相都不能明白。人們把兩種完全不同的人在一起對話，也稱之為雞和鴨講。
其實，這也是有道理的，語言不通，可以找翻譯，然而思維方式的不同，如果差異大了，也沒法對話，強著說，就是雞和鴨講。
在1860年，英國和法國人打上北京之前好幾年，他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要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雙方互派使節住在對方的首都。
這個要求，在乾隆時代，英國人馬夏爾尼就提出來過，但在清朝的人看來，簡直就是胡說八道，根本想都別想。
英國人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實行多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就是這麼辦的，雙方都方便。
然而，歐洲人的思維方式，邏輯是這樣推的：一個地球一個世界，世界上有一個個的國家。所以，國與國之間，要想建立正常的關係，必須如此辦理。
而我們這的人的思維方式，前提是這個空間是天下，上面有天，下面有地，天圓地方，我們中國，在天下的中心，要不怎麼叫中 國呢。這個中心，既是文化中心，也是道德中心。
天下有萬國是可以的，但萬國都得向我靠攏，萬國來朝最好。
比如朝鮮來朝貢，承認清朝的皇帝是主子，好傢伙，日本也來朝貢，但關起門來不承認清朝皇帝是主子，不好，但我也不去打你。
承認我是中心，在行動上必須有所表示，進貢進什麼都無所謂，但見了皇帝，必須得下跪。
清朝人，根本不承認國與國之間，有平等關係。
人家英國人前些年都打敗你了，逼你簽了南京條約，那也不行，你們走了，我們關起門來，還是不承認。
所以，無論在廣州的葉名琛，還是在天津的譚廷襄和在北京的桂良，跟老外無論怎麼談，都只能是雞和鴨講。
談不攏，就只能打，在廣州打了，皇帝裝著看不見，打進大沽，不能裝著看不見了，在炮口之下，貌似談攏了，簽了中英中法天津條約。
回過頭來，皇帝還是不認賬。1859年換約的時候，還是鬧翻了。最後，英法大兵再來，打到北京，燒了圓明園，再認賬，簽了北京條約，多賠了若干銀子，搭上了圓明園，才算告一段落。
在歐洲人看來，兩個國家互相承認，建立外交關係，互派使節常駐對方首都，有什麼關係呢？多少年，我們都這樣，不是挺好的嗎？
而在清朝皇帝看來，這可如同天塌了一樣。你不承認我是天下中心也就罷了，還到我的家門口來待著，待著就待著吧，還非要見我，見我還不下跪。這個頭一開，我這個天下之主，不就完蛋了嗎？中華之人有樣學樣，都跟洋鬼子一樣，見了清朝皇帝不下跪，我這個大清朝的皇帝還怎麼做呢？
一邊認為當然的事兒，一邊卻感覺是在顛覆我，這能談攏嗎？
然而，外國公使也駐京了，後來，甚至都見了清朝的皇帝了，好像什麼事兒也沒有，咱們這的人，根本沒想過有樣學樣。個個都知道他們跟洋鬼子不是一回事，洋鬼子見皇帝不下跪，他們連想都不敢這樣想。
所以，十幾年之後，清朝也派使節出國了，開始還膽突突的，扭扭捏捏，慢慢地，外派使節成了美差，爭都爭不到。
哎，天居然沒塌，你說奇怪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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