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的时候，我重新读了祝勇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杂味横陈。
祝勇在我们中学时代是文字明星，但现在读起来油腻，过度抒情是他当年流行的秘密，也是他今天残留的BUG。他在书里面，推崇的蒋勋，也是浮夸，嘚瑟的对象都是那些基础不好，向往捷径懂得文化的贵妇人，所以蒋勋的话，空对空的多，过于强调感受的多，而真正的辨析太少。他也推崇刘仲敬的话，刘前几年流行，这几年流亡，虽然他现在是所谓的“异见分子”，但在Twitter上看到他的见解，无哗众取宠的荒谬而已。
但苏东坡，对于我来说，是对的。
我以前最喜欢的是苏东坡的书法，2013年中秋去了一趟台北，在工作之余，抽空去了一趟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一次看到苏东坡的真迹，非常喜欢，他的书法生动自然，有一种很强烈的现代感。2014年在上海博物馆也有幸看过他的《与谢民师书》，文意不求甚解，今天重新翻出来只有一句深有感触：“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更多的还是书法的现场感，让我震撼的感觉至今还是格外清晰。
春节前，看了一些文章，说起了《苏东坡传》，春节期间我就在家里翻了祝勇的书，祝勇这一本，虽然说是带着膜拜的心态，情感投射太强了，但对于苏轼的境遇与心态的阐释，还是有独特之处的，因为他出发的地方是苏轼在故宫所藏的书法作品，是那种最直接的沟通。加上他对文学作品中的情感的理解。让我苏轼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认知的维度。
以前基本上忽略了“苏轼的失败史”，觉得他的那些贬谪，都是挺浪漫的事情，尤其是黄州那一段，不管是以前看《寒食帖》还是看《覆盆子帖》，觉得他虽然日子清苦，但充满生趣。但把黄州、惠州、儋州、廉州这些地方放在一起看，一生现实的苦，基本算是他一生的现实基调。加上他壮年丧妻，老年丧子，与兄弟苏澈也多年未能相见，一直到快老了才能够购置别野。
老实说，如果不是我这些年老是搬家，我完全不能理解古代被贬谪的先贤们的那种惶恐与凄凉的感觉，每一次搬家，几乎就是一场小型的生活地震。今天的文艺青年可能向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也可能会承受那种窘迫与清苦的日子，因为这个时代的他们，已经能够接受他们将生命的体验视为较高的价值，而且其他的社会条件也具备了基本的生存保障能力，不至于困厄至死。苏东坡的时代没这么幸运，即便是有一个有宋一朝不杀士大夫的潜规则。
当苏东坡需要计算柴米油盐时，他困境的质感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需要开荒几亩地，种什么粮食，他在黄州的日子没陶渊明那么潇洒，因为他还要下地干点活，边写诗边种地的那几年，苏东坡的皮肤都晒得黧黑了。
我在今天，还是不能理解陶渊明的生活，我觉得他只是提出了一种生活的方向，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呈现生活本身。
但苏东坡的文字、书法与故事，让我感受到了他生活本身的魅力，因为苏东坡是一个有生活能力的人，他发明了东坡肉，看到黄州有故乡的海棠花莫名惊喜，喜欢竹子，是个吃货，也相当能审美，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美学家。
关于内心的定力，从传奇下来的故事来看——苏东坡似乎不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与佛印和尚的故事，相互调侃，互相怼来怼去，所谓八风不动一屁打过江的故事，带有很大的自嘲成分。这种自嘲，正好也就说明：人生要拥有内心的力量，心灵的定力，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如果不是从生活的践行中去寻找定力，那单靠修身养性得来的状态，或许只是空中楼阁罢了。
今年春节，因为隔离，是我近几年过得最清醒的一个春节。以前不想去想事，因为也没什么事。借着酒精，也就把时间糊弄过去了。但这两年似乎事情在慢慢地变化，我要面对人生的中场了，再也没有借口去躲闪。
以前我信奉一句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觉得为眼前的事情烦恼，那是因为缺乏一场长远关注的目标。但这两年想起来，其实我也许一直误解了这句话，用流行的词汇来讲，所谓的“诗与远方”“社会转型”“时代责任”这些更远更大的事情，并不是我们不去面对“近忧”的理由与借口。
对自己的关注，对自己生活的思考与恰当的安排，对身边的亲人与朋友的照顾，这些琐碎又具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生活本身，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安身立命时最核心的能力。
尽管，这个世界有一些诸如陈景润这种天赋型选手，他们完全能够沉浸于一个专业世界，躲避世俗的生活，但我毕竟没有进入过他们的行列，我只是一个祖师爷偶尔赏饭吃的专业工作者而已。
这两年，虽然生活也谈不上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没有那么健康励志，但总觉得已经开始了一场新的漫长的慢跑，适应新的城市、工作与新的技能、知识盲点。努力锻炼内心的定力，努力提升面对真实生活的能力，我从来没有觉得这种“鸡汤式的话语”在面前变得如此实在。
这就是我这个春节，读苏东坡最大的感受。人生的均衡，是一种核心能力，但我以前是假装骄傲，所以故意去逃避这种生活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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