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於疫情問題的影響，文思君和很多人一樣，已經兩個月沒有走進影院看電影了。懷念之餘，時光網的一部紀錄片開播，十分應景。鏡頭聚焦的不是名人和演員，而是中國電影的幕後英雄們：
葉錦添，美術／服裝指導，奧斯卡金像獎最佳藝術指導，代表作《臥虎藏龍》《大明宮詞》
曹鬱，攝影師，金馬獎最佳攝影，代表作品《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八佰》《妖貓傳》
趙楠 ，錄音師，香港 電影金像獎最佳音響效果獎，代表者《狄仁傑之通天帝國》《孔雀》
丁燕來，特效，《流浪地球》視效總監
張傑，配音演員，代表者《大魚海棠》
魏明，視覺效果設計，代表作《征途》
周逸夫 ，視效指導，代表者《邪不壓正》
七位影人，聚焦美術、聲音、特效、攝影、配音五大工種，一定程度上，這代表著中國電影工業的最高水準。
自2月28日《我在中國做電影》上線以來，節目已經更新4期。作為時光網出品的電影人物紀錄片，儘管每集篇幅在15分鐘左右，卻也乾貨滿滿，既是“給電影的一封情書”，也是給萬千影迷、愛電影的人、致力於從事電影工作的新人們的“一堂電影課”。
“現在拍電影，像催命一樣”
電影作為一門視聽藝術，其發展水平的高低，不止受制於導演、編劇、演員的水平，更離不開整個行業精細化的分工和優化。《我在中國做電影》的美術、聲音、特效、攝影、配音五大工種，基本囊括了電影製作的主體。
嘉賓選擇上，既有葉錦添這樣率先將東方美學帶向世界的電影前輩，也有曹鬱、趙楠，在商業電影洪流中堅守藝術底線的中堅力量，還有丁燕來等不斷突破技術壁壘，提高特效水平的後備力量。在老中青三代電影匠人的訴說之下，呈現出中國電影工業的橫切面。
葉錦添
節目首期嘉賓曹鬱，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2004年憑藉《可可西里》獲金馬獎最佳攝影；2009年憑藉《南京！南京！》獲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攝影；2017年憑藉《擺渡人》獲金像獎最佳攝影獎；2019年憑藉《妖貓傳》獲金雞獎最佳攝影獎。
曹鬱
《妖貓傳》中，經典的楊貴妃回眸一笑的經典畫面，就是通過攝影師在電子調光臺完成“動態”亮度，控制多重燈光的疊加、變化而實現“百媚生”。
作為攝影指導，曹鬱親自盯著兩個調光臺，看示波器調，並堅持每天拍攝完成後親自把當天鏡頭調一遍。陳凱歌導演寫贈“
繡寫五色佛光筆，來補盛唐無字碑”。
第二期《趙楠：聲音魔法師》中，趙楠通過以《影》《催眠大師》等影片為例講述瞭如何通過聲音傳達情緒。
葉楠
“《羅馬》聲音後期混了四個月，（《影》）就二十幾天，在中國頂天了”。因為錄音的價值無法直觀地體現在電影票房上，工期被一壓再壓，“現在拍電影，像催命一樣”。同時，由於錄音不受重視，錄音工作者往往身兼數職，“乾的雜不如術業有專攻”，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國電影的錄音水準。
《影》
第四期《葉錦添：尋找東方美》裡，葉錦添作為香港電影人北上拍片的代表，曾參與過《臥虎藏龍》《英雄》《大明宮詞》《夜宴》《胭脂扣》等優秀影片，他用服裝、造型為鞏俐、張國榮、周迅、張曼玉等演員塑造角色。
《夜宴》
“因為電影工業發展的太快，很多人還沒專業，就已經坐在那個位置了。”也許只有見證過八九十年度華語電影崛起的電影人，才有底氣指出當下的問題——大家都在走商業路線，根本沒人想，電影還能做什麼？
紀錄片對比，《我在中國做電影》還缺什麼？
儘管《我在中國做電影》的出現，填補了近年來國產職業類紀錄片中，電影行業的空白，也收穫了較好的口碑和傳播效果，但過於侷限的篇幅，總給人以“意猶未盡”之感。
縱觀世界影壇，2010年開始，誕生了一批如《電影史話》《歐洲電影史》《永遠的英國電影》《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新浪潮電影二十五面體》等優秀的電影紀錄片，讓各國的影迷通過影像文本，瞭解不同地區的電影概況。華語電影史上，也有《我們這樣拍電影》（中國臺灣）《十年再見楊德昌》（中國臺灣）《電影香江》（中國香港）《男生女相：華語電影之性別》（中國香港）等紀錄片，但迴歸內地影壇，除了一部《中國電影的前世今生》（Hubert Niogret拍攝，時常60min)外，便是這部《我在中國做電影》。
《中國電影的前世今生》劇照
電影紀錄片與電影產業，本就存在一定的互文性：電影產業發展，提升國產影片的質量和藝術水平；電影紀錄片運用影像文本，探討電影發展的得失，二者相互依存，才能共同進步。從這個層面看來，儘管《我在中國做電影》有意觸及中國電影發展的問題——過快的商業化帶來藝術水準的下降，但內容太淺，過於空泛，缺少更深入的探討，而僅僅選擇輕描淡寫地一掃而過。
2011年，英國曾推出15集的電影紀錄片《電影史話》，通過對黑澤明、大衛·林奇、馬丁·斯科塞斯等世界知名電影工作者的採訪，結構了電影的誕生和發展。紀錄片中更是對《日落大道》《2001太空漫遊》等經典電影的拍攝手法、表徵意義等進行了分析。與《電影史話》相比，《我在中國做電影》中，從業者似乎眾只能得到一個答案，而不會對電影語言進行思考。
2017年，臺灣電影人紀念楊德昌導演逝世十週年，推出了紀錄片《十年，再見楊德昌》。全片單集15分鐘，共25集，侯孝賢（導演）、杜篤之（錄音）、餘為彥（編劇）、陳博文（剪輯）、小野（編劇）、張震（演員）等電影人悉數登場，在鏡頭前追憶楊德昌的同時，觀眾看到了臺灣新電影的萌芽、壯大與沒落，體會到臺灣本土電影人面對好萊塢衝擊時的堅持與勇敢、不甘與妥協。與之類似，《我在中國做電影》聚焦了5大幕後工種，卻由於體量受限，缺乏關聯性，致使各集內容過於碎片化，錯失了呈現電影發展脈絡的機會。
結語
《我在中國做電影》的推出，儘管填補了中國電影對於幕後工作者影像記錄的空白，但對於中國電影是什麼樣的？為何成為這樣？等核心問題，缺乏真誠的探討。
商業電影過快發展背後，是藝術電影的式微與沒落；兩岸三地電影“匠人”的堅守，恰恰表明了電影人才的斷層。但好在，《我在中國做電影》提供了一個窗口，幕後工種的展示也讓觀眾明白，好的電影不僅需要導演、演員，更需要不同工種的匠人付出，共同推動電影變革與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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