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抗戰言行錄21
蔣增幅 鬱峻峰
第五章 流亡印尼捐軀
第五節 開店娶妻 剩把微情付苦吟（1）
郁達夫當時改名“趙廉”，公開身份是巴爺公務開辦的“趙豫記”酒廠的老闆。他將酒廠取名“趙豫記”也是有其深意的。有一首他當時寫下的“藏頭詩”可以作證：
趙盾自曉罪，豫讓今事胡；
達人唯嘆息，夫子許之乎？
郁達夫在該詩中用了兩個典故。這在羅以民所撰的郁達夫傳中已有解譯，此處不贅。現在單說他的開酒廠作掩護的緣由。
出於無奈而當翻譯的另一最好註解是，郁達夫在娶何麗有的新婚之晨，專門去當時的巴東小學教員張紫薇家贈其七律四首中的第三首：
贅秦原不為身謀，攬轡猶思定十州。
誰信風流張敞筆，曾鳴悲憤謝翱樓。
彎弓有待山南虎，拔箭寧慚帶上鉤。
何日西施隨范蠡，五湖煙水洗恩仇。
郁達夫此詩聲明“贅秦”（指當翻譯）並不是為了自己（身為謀），他心裡還想著“定十州”、“洗恩仇”呢！而今又有誰知道，正值大婚的張敞，就是那個在嚴陵西臺痛哭文天祥的謝翱呢？漢代的張敞以善為妻畫眉聞名。第三行兩句則寓意郁達夫對日寇也曾“發過箭”，可惜沒有射準，以後潛伏為待最佳時機。一朝擊敗日寇大功告成，亦不妨隱退江湖。
以上引錄郁達夫的這些詩作，可以與其之所以無奈去充當日軍翻譯補證的。
胡愈之、沈茲九、張楚琨等近十人均隱蔽在“趙豫記”的酒廠裡以釀酒為生。因為從新加坡流亡而來的這批文化人隨身所備的錢就要用完了。所產名“太白”（後為迎合日本人嗜好由沈茲九改名“初戀”）牌子的酒，後來的銷路很好。酒廠可以給每個人發20元左右的工資，鑑於當地生活水平較低，這點錢已經足以應付日常生活開支了。完全可以這樣認為，郁達夫開設的這個酒廠，為當時這批中國流亡者解決“生存的經濟問題”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且，郁達夫為了達到長期隱蔽的目的，後來又開過肥皂廠、造紙廠和辦過農場，以求增加新的經濟門路。酒廠不但成為同時去的中國流亡文化人的落腳點，以後還接收過再去的許多中國文化人。
此舉，作為同樣是中國流亡文化人的郁達夫，是非常了不起的。也為抗日流亡中的郁達夫增添不少勞累和花去許多心血。
1942年8月，郁達夫在日本憲兵部填過履歷。一天，他將“履歷”和一張精緻教日文的證明給王任叔看，說，“有了這證明文件，還有什麼地方去不了的。”還說自己“十分安全”。但他又說：“現在最苦的事，是要制止自己說夢話。我是愛說夢話的。誰知道夢話裡漏出什麼來。當晚上睡在憲兵部，有一個日本憲兵同房，他會聽去我夢話的。我耽心這件事，老叫自己不要睡得太死了。可是還好，那憲兵跟我挺要好，我關照他，如果我睡後有咿唔的聲音，請他立刻叫我醒，我說，我常要做惡夢的。”（王任叔《記郁達夫》）
郁達夫對王任叔的心跡披露，不難想見他身陷“魔窟”、“虎穴”的時時擔心和處處提防。
又據多人的回憶敘說，似有必要說些郁達夫開廠的事，為了長期掩護和為了維持彙集在巴爺公務這批流亡文化人的生活，使郁達夫時時煩心卻又是他率先想出辦法的。他利用實武牙前賑災會的主持人募集的四百元文化界難民救濟費作資本，並又勸說湊集當地華僑的投資一二百盾，開設起了“趙豫記酒廠”。又因他自己在日本人面前常以“富商”面目出現，圖方便擔冒險而自任“頭家”（老闆）。酒廠由張楚琨任經理，胡愈之做記賬。其時，他經常用酒灌日本憲兵，並曾私下對人說過多次：“我雖無力殺死日本人，但可用含酒精度高的酒來醉死日本人。”他曾吩咐酒廠夥計，凡賣給日本人的酒，“酒精度的度數要越高越好。”（據胡愈之的《流亡和失蹤》）
無論從哪個方面說，在當時，隱居巴爺公務可以稱得上是一處較為理想的所在。
巴爺公務位於由新加坡途徑石叻班讓、望嘉麗、卜幹峇魯和武吉丁宜，前往瀕臨印度洋的巴東這條路線的內陸段，容易獲得消息；另一方面，華僑也多，因而不易引人注目；又因為是高原，氣候上也好過些。對這類地理、自然和社會狀況有所摸清的郁達夫，“或許選擇在這裡落戶隱居，也是著眼於這些條件吧？”
前一節中提到過，應郁達夫等朋友的邀請，較長時間裡離群索居的王任叔也和雷德容一起來到巴爺公務。楊騷比他們早走一步。王任叔到達巴爺公務後，在郁達夫住處看了一個月光景的家門。這段時間，他從郁達夫那裡聽說到他到巴爺公務定居下來的整個經過，自然要比其他流亡文化人所瞭解，記述得更為詳實一些。但包括胡愈之在內，是否還有未述之處呢？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有些地方卻也是致郁達夫感到寒心、苦悶的。日本的鈴木不愧為多次去過印尼作實地調查的郁達夫研究專家，他對胡愈之、王任叔等的未述實情，從日本人的調查所獲，卻作了補充：
被懷疑為間諜的郁達夫，由於得不到華僑中的實力人物的關照而顯得孤立無援。他也講了自己的經歷，想讓一部分華僑瞭解他，但又不得不用趙廉這個名字度日。郁達夫的經歷，有時也許能得到人們的敬重，但有時反而或許會更加招來人們對他的懼怕心理。這樣，疑惑和恐懼所導致的孤立未必能夠消除，何況一些吝嗇的華僑甚至連一代文人郁達夫的名字也未必知道，這裡的華僑就曾將“胡愈之”當成是胡適之的兄弟。郁達夫編過《星洲日報》，當地人也許讀過這張報紙，但他們畢竟不是胡文虎。
郁達夫不知道自己已被人誤會，還以為自己受孤立是屬於說普通話的“普通人”，而不屬於廣東和福建幫（集團）的緣故。另外，他還將當地華僑對他冷漠的原因，歸結為因為他是抗日分子，也許卜幹 峇 魯的僑長已經帶信到這裡的緣故。對郁達夫說來，整個巴爺公務的華僑都成了他的敵人，他們說不定會去向日軍告發他：這是抗日分子，名字叫郁達夫，趙廉是個假名。現在，郁達夫這三個字對郁達夫說來，是難以形容的可怕。是他，這郁達夫，在日本人各大字典上，地位比郭沫若還高。“郭沫若就是這樣妒忌我郁達夫的”（郁達夫親自對王任叔這麼說過），誰還不知道郁達夫呢，日本憲兵，文化程度極高，一定知道他，知道了而被捕是要砍頭的。而且，也是他這郁達夫，曾經做過蔣委員長顧問，當過中央設計委員會的委員；而且還是他，抗戰之前，去過日本，和許世英大使共同設計把郭沫若帶回中國來的。日本人一定是痛恨死了郁達夫的，而郁達夫現在，正在巴爺公務，正是日軍控制區域，而郁達夫的同胞，不但不擁護他，還個個想陷害他。那麼趙廉就有責任來保護郁達夫了。保護郁達夫就是保護抗日分子，趙廉是不能放棄這一責任的。……
（見鈴木正夫《巴爺公務的郁達夫》59—60頁）
引文中“顧問”一說是有擴大的。實為國共合作時郁達夫應郭沫若之邀，去武漢他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擔任過政治設計委員。
郁達夫正是處在四面皆敵的情況下度日的，這給他的長期隱姓埋名帶來困難，故不得不多用心計，與之周旋，包括擺闊和偶爾說點大話。與郁達夫一道流亡的汪金丁在《郁達夫的最後》一文中曾就郁達夫當時的處境、言行，有過些許披露：1942年9月，郁達夫與剛離開卜幹峇魯到巴爺公務來的汪金丁見面。是晚，寄寓在達夫公寓的王任叔夫人約吃餃子。據汪金丁說，達夫的住家房子是荷蘭式的，用白木構成，很精緻，正屋有一正廳，一客廳和三間偏房。屋裡書很多，都是些西洋文學。正屋後隔著個小天井，有三間披屋，和一間雜役室。房外花草怡人，非常幽靜，達夫雖然常去武吉丁宜當差，但每星期至少回巴爺公務一次，有時兩次。這天，喝酒中間，他當著客人的面，毫無顧忌地說：“沒問題，這裡的華僑都知道我是誰。有什麼問題呢？到憲兵部告我嗎？我先把他抓起來，還用英語說了句‘打他個半死’！”又說：“日本人知道了我，我就做大官，不知道，我就做通譯。”可見此時的郁達夫心情是相當複雜的。加上詩人郁達夫是性情中人，有時一氣之下他是什麼話說得出口，什麼事也幹得出來的。又可見，此時的郁達夫早已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只是在當時條件下，他仍不得不偽裝和忍辱。一次他“為王任叔前往棉蘭同去憲兵部開具準紙”，“遭憲兵部呵斥，且終於成功。”王任叔說：“日本軍人那種叱吒風雲的神氣，達夫那種惟命是聽卑躬屈節的表情，使我感到酸心。”王任叔還說，這是郁達夫的一段“悽慘的人生呵！”（據王任叔《記郁達夫》）
1943年2月，為進一步擴大生產經營範圍，以維持流亡文化人的生活，郁達夫又集資開設過造紙廠和灰水肥皂廠，又由自己出面出任頭家，但不久，因營業不振而停開。
同年五六月間，郁達夫奉憲兵部令，跟從憲兵離開武吉丁宜去蘇北亞齊出差。據王任叔、汪金丁記述，此行即所謂偵察聯軍“間諜”活動。“在鄉間搜索抗日分子，調查、偵察二個月。”“從鄉間到城市，從城市到鄉村，就是昏天黑地得跟著團團轉。”由於日本人不懂荷蘭文，也看不懂搜查來的那些物證，一切都需郁達夫不可。於是，經過他的一番通譯，有些情節很嚴重的人被視為無足輕重，放走了，連其中有些較為重要的物證也被其銷燬。但自此以後，郁達夫對日本人的殘暴和頹廢腐化，認識更清，切齒痛恨。郁達夫曾跟王任叔、汪金丁多次說過：“日本法西斯絕無出路。”並一再流露：必須設法儘早離開這“魔窟、虎穴”。
有心人是不會抓不住機會的。
是年6月，因蘇門答臘要建立軍政監部，而與馬來亞的統治權分開，武吉丁宜被內定蘇島政府。面對新的複雜形勢，經與胡愈之他們共商，郁達夫決定脫離憲兵部。貌似強大的日寇也有外強中乾的一面，有軟肋，更有縫隙可乘的。巴人在《鄰人們》中曾引用當地一位柯先生的話說：“日本人一點不可怕，只要有錢，什麼難關都打得通。”在那些貪婪的日本人面前，自然可以玩點小手法，或是做點“投其所好的鋪墊，包括請吃、送禮，乃至送女人，賄以重金等。有心要做成一件事，行者當然是要費點心計，悄悄地讓這些王八蛋麻醉至為我所用。”
然而，此時的郁達夫自身，卻不得不以“苦肉計”般地去自殘以造成“內因”條件。自從與胡愈之他們共商離開憲兵部的決定以後，他開始常常裝病，用冷水衝身，讓自己傷風；他自當通譯後戒掉了嗜酒的毛病，此時卻偷偷狂飲，甚至吃鴉片讓自己咳嗽……終於“有條件”住進了薩瓦倫多醫院。在醫院裡，他又用送酒等辦法，終於讓日本醫官給他開具了患肺病的證明，而憲兵部終於批准了他的辭職的要求。附帶條件為“隨時有替皇軍服務的義務。”“自殘”取得了回報，何止是如釋重負！郁達夫當通譯的“緊箍咒”終於被基本解脫了。因為他身佩患肺病的證明。身處異國的侵略者最怕傳染疾病，儘管郁達夫承諾“附帶條件”，但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再招他去供職的，有些“知情”的日本人甚至遠避他三尺。
同樣是為了這批流亡文化人的生計考慮，郁達夫又開始他的經營活動既掩護自身，又得以獲取些收入。亦包括乘機與日本人爭奪“侵吞”。是年（1943年）六七月份，在與巴東教育界張紫微的共同謀劃下，參與了坐落在巴東盆洛界新開設的榮生旅館的股東合股。據張紫微說，原來這榮生旅館生意不錯，又加以原來的兩位股東經理，又都是商場能手，所以，生意格外興隆。住久了，當時在巴東的日本軍人，經常有要去和巴東的商人合股的事，以作為侵吞的張本。為避免日本人的“合股”侵吞，並能讓郁達夫以體面合法的身份常去巴東，決定達夫以虛股加入，成為榮生旅館的老闆。以後，榮生旅館也靠“趙大人”的“威名”避免了日本人的侵吞。而郁達夫則又以榮生旅館老闆的銜頭，常常往來於這一帶。因為他畢竟還負有抗日的許多使命。他不能沒有更為寬廣的活動空間。據張紫微（了娜）在《郁達夫流亡外記》記述，達夫成為榮生旅館股東以後，與張紫微相見的機會更多，談話的範圍、遊逛的地方也更擴大。在巴東，無論廟堂、餐館、巴殺以及“枇杷門巷”，小姐閨閣……他們都去過。“只要他喜歡去的地方，我總是奉陪的。”又說他的精神“似乎得天獨厚”，有時到了“枇杷門巷”，他就進“燕燕鶯鶯”的“香巢”裡去，“事畢”出來，“又顧而之他”照樣進“香巢”。“有時竟而跑三五個香巢而不倦。”其時，他曾與張同去看望一位荷蘭人和中國人的混血姑娘，因憐其身世，“在一派正氣之下，摸出一張‘趙廉’名片，寫了幾行日文，留給可能去檢查的日本憲兵，請予同情，不可騷擾，並取出十盾給混血姑娘的母親。”以示關心。
然而，一直以“富商”面目出現的郁達夫，身邊長期不帶眷屬太太似有點難以讓人置信，不便掩人耳目，又恐日本人引起對他身世的懷疑。再娶一房妻室，已成為當時工作、生活之必需。他不得不開始謀劃這著“棋子”！
是年7月11日，郁達夫致函張紫微：“……飯店西施，若無迴音，亦乞置之，因此間又有一件公案，或者可成眷屬，當較巴東為適合也。”據了娜（張紫微）說，某天晚上，兩人同去馬來飯店吃飯，無意之間，飯店主婦主動要為時年48歲的達夫做媒，當時約定“等一下看人”。旋即，來了一位肥肥的姑娘，穿的是荷蘭裝，梳的是短髮，不會講國語，和她談話，終不大愛答應。問了幾句，她索性走了出去，店主頗有歉疚之心，告知“明天回應”。第二天，達夫就回巴爺公務，行前告之張，有消息即來信。可是，他離去以後，店主一直無消息。於是，張才收到了達夫上面的短簡。
了娜的《流亡補記》中還說到過與上面相關的另一件事。同是八月份，經人介紹，郁達夫結識一位受過荷蘭教育，曾任荷蘭幼稚園老師的三十餘歲的李小姐，在邀她和逸華等同在榮生酒樓的會餐中，這位李小姐破例參加。據了娜說，李小姐參加會餐，在巴東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為按當地習俗巴東小姐結婚，先要“交換戒指，然後才拿一件男人的衣服去女家，經過這番手續後，便可同行，同坐車，同看戲……而郁達夫與李小姐共餐，則是在完全沒有手續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在當時的許多人看來，“真是巴東的創舉。”這又何嘗不是風流才子的魅力所在！但是，“這件婚事，終究未成。”然此時的郁達夫遲早是要走娶新妻這著“棋”的。爾後很快就又逢上機會了。何況，在當地還有不成文的規矩：“誰討個咱們的當地女人，那是可借你老婆的名義，領份地種了。咱們這裡的婦女也有財產繼承權利！好不好，討個當地的女人？”甚至說，“外地人上島的通行證有屁用！娶個當地女人才可算作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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