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過一個動畫片，叫《漁童》，說的是清朝時一個外國傳教士和官老爺合謀奪取老漁夫的寶物，最終被神仙漁童扔進大海的故事。片子中，老漁夫管傳教士叫“洋和尚”，這讓當時幼小的我印象極其深刻。
教案，是指晚清時期中國民眾與外國基督教（含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在華勢力、華人教徒之間發生的衝突，清政府相關機構、官員在處理這些衝突時也裹挾其中。
自基督教傳入中國，尤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教案就時有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系列《天津條約》的簽訂，使基督教取得在華自由傳教權。由此，教案的發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烈度也越來越強。據不完全統計，自1844年浙江定海教案發生始，至1911年陝西長武教案終，不到70年間有案可查的教案就有1700多起。
清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1870年6月21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咱們在《天平天國》分專題連載8《曾國藩：聖人？屠夫？》一文中已經簡略講過這個事情，這裡就不贅述了。
今天的望海樓
天津教案發生後，作為清政府主管處置教案的中樞機構，譯署衙門於同治十年正月出臺《傳教章程八條》，並向各國公使館進行了通報。該《章程》原文字數繁多，其大致內容經歸納總結如下：
一、外國育嬰堂一概裁撤。如必欲設堂，則只許收奉教者之兒．且必報官立案。
二、中國婦女不準進入教堂。外國修女也不準在中國傳教。
三、傳教士當服從中國法律、風俗，不得自立門戶。尤不可僭越權柄及凌辱民眾。
四、法律施行中國人照中國例，外國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五、傳教士往何省傳教，須辦護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將護照轉給他人。所過關卡一切應納稅，貨不得私自攜帶。
六、傳教士收人入教，須先細訪其人有無作惡犯律之事，當收方收之，進教後所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七、傳教士不可幹名犯義，擅用關防印信送遞照會。
八、傳教士不得任憑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啟釁。
但《章程》發佈後，遭到各國政府一致拒絕，最終成了廢紙一張。
法國畫報記錄的晚清教案
在處置教案的問題上，清政府存在中樞與地方兩條線——自其設立，譯署衙門（包括庚子之變後代替譯署衙門的外務部）就是處置教案的中樞衙門，其屬下的各駐外機構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地方這條線，首先是由各省區的軍政長官負總責，省下的司、道，府、縣也各司其職。同時，有些省區還專門設有“委審局”、“教案局”、“洋務局”之類的專門機構。
此處還有兩點也需要注意：首先，當時的南、北洋大臣，在具體處置教案的過程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而在地方，總督、巡撫肯定是其轄區教案處置的第一責任人，但地方“將軍”在其中也握有相當的權重。“將軍”，指地方八旗駐防將軍，是在一些重要地區，如江寧（南京）、廣州、福州、杭州、成都、西安、荊州等處設置。駐防將軍是從一品武職，其品秩與總督、巡撫相侔甚至更高。將軍是專職武官，一般不過問地方行政。但在晚清時期的教案處置中，將軍常常參與其中，甚至主持其事。這應該是考慮到教案經常引發騷亂，須有軍隊防範和彈壓。當然，各地將軍在實際中存在很大差異。有些防區教案頻發，有些則很少甚至教民都不多，也是忙的忙死，閒的閒死。
在具體處置上，案發後，由當地官員逐級上報給督撫將軍，督撫將軍隨即開始處置，此時，咱們上文提到過的“委審局”、“教案局”、“洋務局”等機構介入調查和協調。地方督撫將軍將有關情況奏報朝廷或諮報譯署衙門，由譯署衙門具體分析斟酌後與牽扯其中的外國駐華公使直接交涉，有時地方上也可能會與相關外國領事交涉。凡涉教案，譯署衙門都是總牽頭人，即使是小案，地方可能在處置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但從程序上也不能繞過譯署衙門。當然，最終決定權在最高當權者——皇帝，或者他身後的那位女人（慈禧）。其他人和機構都只有建議和執行的份兒。
譯署衙門對教案的處理，也遵循“執定條約”的原則，以守約持平相標榜。但實際操作中則一貫息事寧人、委屈遷就，對洋人妥協成為常態。當然，在不至“決裂”的前提下，也保全了一些涉事百姓、官員的性命和利益。而就具體辦案的官員而言，無論是中樞還是地方，惟命是從、曲意迎合上峰的是大多數；也有少數在自己權力範圍內敢於抗爭，不僅不袒護洋人、洋教，對其不認同的上峰命令也會拖延不辦或陽奉陰違。
晚清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教案？其中的原因是極其複雜的，絕非一兩句話能夠說清。我們再回到天津教案，看看當時發生了什麼？
天津仁慈堂是5名法國天主教修女建立的慈善機構，也就是育嬰堂，專門收養棄嬰。1870年春夏，直隸地區大旱，育嬰堂內暴發傳染病，三四十名兒童相繼死亡。修女們僱人把這些可憐的孩子埋葬在河東荒地。由於埋葬倉促草率，單薄的棺木很快被野狗刨出，鴉啄犬食之下，小小的遺體慘不忍睹。經人圍觀，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挖人眼剜人心，做藥或鍊金的傳聞似乎得到了印證。此時，一個據稱叫武蘭珍的直隸寧晉人在天津迷拐了一個少年，被人捉住。據此人供稱，是受教堂裡一個叫“王三”的教民指使。第二天，天津官員帶此人到望海樓天主堂對質，結果不僅沒有找到這個“王三”，武蘭珍供述中關於教堂建築、路徑、設施等內容也與現場完全不符。至此，天津官員本欲不了了之，但已經群情激憤的民眾卻在瞬間爆發。再加上法國領事豐大業在事件中蠻橫無理，槍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知縣劉傑，事態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教案的發生，有人歸結於中西文化的衝突。我個人認為，這個理由有事實依據，但絕不是唯一的原因。除此之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不可忽視——
首先，洋教隨堅船利炮進入中國，洋教和列強蠻橫無理，他們插手地方事務，欺壓民眾。不平則鳴，民眾自然會自發反抗強權。
其次，是洋教和列強與中國傳統士紳階層之間的衝突。士紳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很特殊的階層。他們憑藉自身的科舉功名和經濟實力，再加上宗族勢力，在地方基層社會享有極高的社會威望和影響力，即使地方官員都要敬之三分。他們是地方維持秩序的重要力量，是沒有官秩的執法者。而很多入教民眾在得到教會庇護後，開始挑戰士紳階層曾經不容置疑的執法權和裁決權，更別提教會在發展過程中吸納許多遊民無賴入教。這些人依仗教會勢力橫行鄉里，使當地士紳顏面掃地。1880年，李鴻章對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說：“你的教徒無非吃教，一旦教會無錢養活他們，自然散夥。我知道信奉耶穌教的中國人，沒有真正的讀書人在內”。（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第588頁）李鴻章這段話，非常生動了描述了當時這些入教中國人的心態。所謂“吃教”，魯迅先生在雜文集《準風月談》中《吃教》一文中有精準的定義：“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們是‘吃教’的。”士紳階層特權受到教會和教民的侵佔，他們當然樂於成為反洋教的參與者甚至發起人。正是由於士紳的介入，使教案的發生頻率更高，聲勢規模也更大。
1906年發生的“南昌教案”，其起因是南昌知縣江召棠在處理當地民教衝突時，被天主教南昌教區主教王安之刺死（另一說是被逼自刎）。都察院監察御史、湖南湘潭人趙啟霖（字芷孫）在給江召棠的輓聯上寫道：“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男兒死耳；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天下痛之。”……
康濤
2020年2月19日於北京無遺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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