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山火”“透天涼”是針刺補瀉操作中的複式手法，最早萌芽於《黃帝內經》。《靈樞·九針十二原》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靈樞·小針解》解釋為“徐而疾則實者，言徐內而疾出也；疾而徐則虛者，言疾內而徐出也”。《素問·針解》進一步解釋為“刺虛則實之者，針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洩之者，針下寒也，氣虛乃寒也”。到明代的《金針賦》正式命名為“燒山火”“透天涼”。
《金針賦》中說：“燒山火，治頑麻冷痺，先淺後深，慢提緊按，熱至，緊閉插針，除寒之有準；透天涼，治肌熱骨蒸，先深後淺，緊提慢按，徐徐舉針，退熱之可憑……驅運氣血，傾刻周流，上下通接，可使寒者暖而熱者涼，痛者止而脹者消，若開渠之決水，立時見功，何傾危之不起哉……此道幽深，非一言而可盡，斯文細密，久習而能通。豈世上之常辭，庸流之泛術。得之者若科之及第而悅於心；用之者如射之發中而進於目……有緣者遇針，其病皆隨手而愈。”綜上所述，“燒山火”手法是慢進針快出針為補，可使針下熱；“透天涼”手法是快進針慢出針為瀉，可使針下寒。
“燒山火”“透天涼”手法果真有那麼神奇、那麼靈驗嗎？據現代針灸文獻所載，當代之中國針壇，先後有陸瘦燕、焦勉齋、管正齋、文介峰、樓百層、李志明、鄭毓琳及鄭魁山等數位針刺手法大師擅長此術。但也有人按照《金針賦》“燒山火”“透天涼”的方法去做，其熱涼的出現率很低，或者針下熱（即“燒山火”）容易出現，而針下寒（即“透天涼”）不容易成功。對於上述“燒山火”“透天涼”手法成功者，有人評價說他們都是本著《金針賦》上傳授的原則和方法去做的；而對於不成功者，又說他們只是簡單地模仿《金針賦》的表面文字去做的，並沒有領悟到賦文的精髓，因為這些手法既不是“庸流之泛術”，也不是“世上之常辭”云云。
20世紀30～50年代，中國最有名望的針灸權威是江蘇的承淡安老先生，他之後就是南京中醫學院的邱茂良教授（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一直追隨承淡安先生，直到先師創辦江蘇中醫進修學校之後）。承淡安先生在其針灸著作裡只重點記述臨床實用的針刺基本行針手法和輔助手法；而邱茂良教授在其著作尤其是主編的《針灸學》第1～5版教材中，論及針灸臨床治療產生效果的三大因素依次是機體狀態、腧穴的作用和適當的針刺手法（針刺手法是排在很次要的第三位）。也有人說，“燒山火”“透天涼”並不單單侷限於手法，還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比如辨證、配穴等），而在各方面條件成熟時，做“燒山火”“透天涼”手法就會易如反掌。此說倒是與上面邱茂良教授在針灸教材中所說的三個因素近似。那麼，比起機體狀態、辨證、配穴（即腧穴的作用）來，手法又起了多少作用呢？《中國針灸》雜誌2000年第5期刊登了《邱茂良教授針刺手法與得氣精要》一文，認為：“‘燒山火’‘透天涼’在針灸臨床上難以看出有什麼特殊作用。”針對此說，有人指責道：“南京中醫學院的教授、針灸系導師邱茂良及其弟子們為當代針灸界的權威、精英，連‘燒山火’‘透天涼’針刺手法的奧妙和特殊作用都不知道，低估了古代寶貴針法的作用。說明作者對針刺手法的特殊作用底氣不足，對‘燒山火’‘透天涼’針法沒有發掘成功；也表明當今中國針灸醫學在針法研究和臨床應用的教學、醫療及科研方面遠遠落後於明朝針灸鼎盛時期的水平。”承淡安、邱茂良兩位先生都是中國乃至世界中醫針灸界赫赫有名的頂尖級教育學家、臨床學家，比起前面提到的那些針灸手法大師們來說，承、邱二位堪稱中國針壇的一代巨匠和泰斗。如果說連這兩位世界頂尖級針灸名家和學者都不懂“燒山火”“透天涼”的精髓和操作手法的重要性的話，那麼還有誰能更有資格對針灸複式操作手法說三道四呢？認可“燒山火”“透天涼”針法的人又說“燒山火”“透天涼”針法只適宜《黃帝內經》記載的“神動而氣先針行”者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經絡敏感人”，這種經絡敏感人在現代人群中出現概率極低，為2%～3%。這種說法無疑是給做不出“燒山火”“透天涼”手法客觀效果的一種體面的掩飾和臺階。
那為什麼針下熱（“燒山火”）容易出現，而針下寒（“透天涼”）不容易出現呢？是因為受試者（尤其是第一次接受針刺的人）針刺時難免緊張，針刺局部的肌肉一緊張就會產生應激反應而出現肌肉收縮，肌肉收縮就會產生熱量，這是一個基本的物理現象。這個時候測量局部皮溫，當然就會升高。舉個日常生活中的小例子：冬天人們在小便之後幾乎都會打一個寒戰（俗稱“打激凌”），為什麼？就是因為人體的尿液溫度通常高於體溫，排出來的那些熱氣騰騰的尿液，自然會帶走一部分體內的熱量，為了補充這些流失的熱能，機體會本能地通過打寒戰的方式產生相應的熱量來補充。這實際上就是所謂“燒山火”容易成功而“透天涼”難以出現的潛在因素。
古典針刺手法的作用被惡性誇張，事出有因。有的古代醫家為了在患者心目中樹立“神醫”的高大形象，便將一些想象、推理出來的手法加以形容、誇大，搞得玄妙無窮、神乎其神，以顯示自己是多麼的了不起。他們的這種弄虛作假、華而不實的學術習氣也受到過一些講求科學、實事求是醫者的抨擊和反對。比如明代著名針灸名醫楊繼洲就反對將針刺手法神秘化，抨擊有些人在針刺時喜歡用衣袖掩蓋雙手，暗行手法，實際上是神乎其針，玄乎其技。他在《針灸大成》中這樣寫道：今醫用針，動輒以袖覆手，暗行手法，謂其法之神秘，弗輕示人，惟恐盜取其法者，不知果何法也？”他還說：“《金針賦》十四法，與夫青龍擺尾等法，可謂已盡之矣！舍此而求他法之神秘，吾未之信也。今若此者，不過之為詭妄，以欺人耳。縱為至巧，殆必神亦不佑，針亦不靈也。”
同時，他還嚴肅指出一些醫者的不良行醫作風：“有醫置針於穴，略不加意，或談笑，或飲酒，半餉之間，又將針拈幾拈，令呼幾呼，仍復登筵以飲，然後起針。果能愈病否乎？……若談笑飲酒，不敬孰甚，安能愈病哉？業醫者，當深長思矣！”寫到此，不由得回想起幾年前筆者跟隨老師進修針灸的情景：有一次老師要抄寫其一篇關於針灸治療中風後遺症的論文，治療結果是痊癒率5%，有效率未及50%。這可同我們平時在雜誌上看的“高治癒率、高有效率”相差甚遠啊！於是問老師：治癒率、有效率怎麼就這麼低呢？老師只認真地說了四個字“實事求是”。僅此一句，就讓學生受益終身。
感謝大家的耐心閱讀，歡迎留言評論一起探討中醫藥文化。
閱讀更多 青年中醫李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