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換女友最幸福
注意到已經有很多正面答覆了，那我就從另一個角度來談一下吧。
正好，剛讀到《明星企業家“諾而不捐”，能追討嗎？》一文，裡面提到，近年來，承諾大額捐贈的企業家數量不斷增加，據國際公益學院、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聯合發佈的《中國捐贈百傑榜》（2018）統計，2012年，中國內地捐贈額一億元以上捐贈人僅有17人，2017年已上榜40人。而2018年“百傑”捐贈總額256億元中，169億元為承諾捐贈。 榜單課題組負責人、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助理院長傅昌波和課題組也對2011-2016年億元以上的捐贈做了跟蹤調研，發現有多筆捐贈沒有實際落地，“這五年間捐贈額超過1億元的123位捐贈者中，只有少數人踐行戰略慈善理念，大多數人的捐贈行為是感性、短期、不可持續的。”據傅昌波的觀察，自2016年以後，大額捐贈者才逐漸聚焦戰略方向。 南方週末記者在梳理中發現，慈善法對“諾而不捐”雖有所規定，但實際監督效用有限。近年來，鉅額捐款的形式日趨多樣化，但捐贈相關制度並不夠完善，富豪們公開進行“感性”“短期”的承諾捐款，即便沒有落地也很難追責。
請先參閱。
時下，一些企業和個人在慈善活動中，先“拍胸脯”，後“縮頭”，這種行為被稱為“賴捐”，由於承諾捐款是在公眾場合進行，有些還作為對社會或個人的貢獻和愛心被寫進單位總結，受到媒體宣傳，等於做了一次免費廣告，對提升形象起到一定美化作用。
“一諾千金”，無論是單位還是個體，如果發自內心地表示認捐，就應當積極踐行諾言。否則，就是沽名釣譽騙取榮譽的偽慈善。有人建議建立“賴捐”者黑名單，對其承諾的捐助，視同欠賬，予以追繳，並讓其為自身的“行為不檢”負責，這其實是符合公益事業捐贈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相關規定的。
市場條件下，社會慈善需要秩序約束、法律規範和行政監管，秩序失衡、法律存在空白、行政監管落不到實處，肯定會亂套。面對賴捐者，僅有憤怒、憎惡和鄙視遠遠不夠。“大樹底下不長草”，只有儘快建立有利於真正的公益組織正常建立、健康成長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管理格局，才能遏制這些偽慈善如野草般蔓延瘋長。
順便再提一下，幾年前，我在談及捐款問題時談到，發現目前中國似乎有一個趨勢，就是要求富人、尤其是當重大災難發生時一定得捐款，且金額要巨大，否則就會捱罵。而且還特別以歐美富人愛捐款來說事兒。其實這中間是有迷思的。富人並沒有捐款的義務和責任，捐不捐款並不重要。他們的責任是繳稅。在北美，美國的最高稅率是39%，加拿大是58%；歐洲更高，北歐富人至少要交70%的所得稅，最高可達83%。想想看，要是富人把一半以上的所得都繳稅了，我們還好意思要求人家再捐款嗎？其實，只要富人能按法律做企業、做生意，賺了錢能按稅法交稅，不避稅不偷稅，就是富人對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了！
再向準備捐錢的富人提個誠懇的建議：真想進天堂的話，所謂“戴相佈施”（大張旗鼓的告訴大家我捐錢啦！）是不行的，功德太小；只有“無相佈施”（匿名捐款）才有效果！
點到為止吧。
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更好的意見嗎？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陳思進
錢可以治病，錢不能治命。
人不可以與命爭，命有八尺，難求一丈，這是迷信，但是說明了自古以來有些事情就是不可抵抗的，順其自然，應乎天命，不要逆天而為，病人遭罪，活人花錢，最後人財兩空，這不叫孝順，這叫愚蠢，一點不花，那叫無情，花光了還跟別人要，不給還生氣，那叫混蛋。
給是人情，不給是本份，若能治好，求到我身上或者我知道我會給，有多多給，有少少給，盡心即可，積少成多，但是不可治強治，我很鄙視。我已經明確和家裡老小統一口徑，活著時候好好孝順，老人孩子也好要好好保護自己，力求健康，小病小災，自不用說，大病可治也要盡力而為，承受不起就協商決定，就是絕症不可治，那就遊山玩水，渡過自己最後快樂時光，不行時候回家安靜離開!
活的波波折折不受己控，走的順順溜溜希望完成夢想，若有安樂死，如果在必死而又生不如死的情況下，我會申請安樂死，並且我還想申請器官捐獻，總之，人早晚要死，死活都要有價值是我一生追求的意義所在。
陳庚子
窮人：行行好吧，你家那麼富裕，為我家孩子捐一點吧！
富人：捐一點？我家錢是大風吹來的麼，那是我辛辛苦苦不擇手段從你們手裡賺來的，操，捐給你了那當初我何必費那功夫，傻逼！
窮人：額😓
窮人：喂，你那麼多錢，為什麼孩子病了不給捐一點呢？
富人：靠，我為什麼要捐，是我把ta搞病的麼？病了找醫院，找政府啊，我又不是慈善家！
窮人：。。。
富人在窮人離開後：老子歡起，讓你們平時不努力賺錢撒，哼哼
所以，窮人要翻身，必須發奮圖強！
愛和生活較真的直男
對於各種各樣的慈善捐款捐物活動，其實各級政府部門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著。
就拿本人所在的社區來說吧，每年夏天社區都要組織一至兩次捐款活動，冬天則是組織捐收至少八成新的舊棉衣棉被活動。上至社區幹部，下至普通的老人兒童都有自願參加。
再說一下"有錢人"吧，本人認為，他們首先要做到的應該是不超越法律法規底線，即自覺遵守法紀，按時依法足額納稅，當然，每當國家遇到災難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也都大把大把的掏錢救助，還有不少人一直都在做公益……
至於說對白血病患者“有錢人"拒絕捐款，本人認為，人家捐是情份，不捐是本份，不應該強求，更不能道德綁架，也可能是人家剛剛做完一項慈善活動，或者是剛剛為國家某了重點項目投了資……
現在各地區都有醫療保障制度，如果真的不幸得了大病，醫保是可以派上一陣子用場的，真正需要的是建全並不斷的完善醫保體系，而不是指望某個"有錢人”救命。
愛咖啡的大媽
一般情況大家都不會通過一些平臺去發起募捐，除非是遇到了特別嚴重的，家庭無法去承擔的。才會通過一些平臺或者基金髮起募捐，呼籲社會上更多的愛心人士去力所能及的幫助他們。
每個人都會遇到困難的時候，都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當別人困難的時候我們能幫就幫一把，或許你的一點點愛心就會給別人帶去希望。
我的一個侄子一個星期前被檢查出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幾天時間花光家裡所有的積蓄。現轉院到天津腫瘤醫院，醫院讓家裡再準備30萬治療費。30萬說多不多，可在一個農村普通的家庭來說這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一家人再舉措無望時，有愛心人士通過募捐平臺發起募捐，很快就得到了很多愛心人士的捐款，雖然這些錢不多，但這都是這些人的一點愛心，能幫助他們暫時度過一點難關。
一分錢，一句問候都是你們的愛心，所以小曾想對那些好心人士說聲:謝謝你們！
最後小曾想說的是不管你有沒有錢，捐不捐款都是你個人的自由，沒有人會去怪你。愛心捐贈是個人意願，沒有誰能強制，更沒有人會去指責。
鄉農小曾
我們通常都會說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的明天。在我們的文化和教育傳承中是支持我們在自身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但是，有些時候，我們對於社會中某些特定的群體總是過於苛刻，總覺得他們應該怎麼怎麼做，而且當我們習慣了一個人總是付出的時候，當他有一天突然置身事外，我們會忘記他之前的善意，從而將所有的惡意都指向他。就比如，在我們的潛意識裡，有錢人捐款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會說，他那麼有錢，捐一點給有需要的人怎了？
對於這件事情，我想說的是捐是情分，不捐是本分，他沒有義務去幫助他人。誰的錢都不是大風颳過來的，有錢人的錢也是自己掙來的，他們有權利支配自己錢財的用途。
我們作為旁觀者，用自己對於弱者的同情將想法強加到別人身上，並且覺得不捐款就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指責別人，這不是一種道德綁架嗎？而事實是我們不能用道德綁架要求他人怎麼做。類似的，就像公交讓座一樣。如果別人強制要求你讓座，並且覺得你如果不讓座就是沒素質，你心裡會怎麼想？同理，捐款也是這樣，我們可以自己做，但不能要求別人如何做。
牆笑裂
大家別噴，這是個事實，人家捐不捐，那是別人的事，捐是情份，不捐是本份，再說患者家屬想盡一切辦法來想挽救自己的親人，大家都理解，也十分的同情，咱誰也說不好自已哪天會不會攤上這樣的大病，誰也說不清。前網友所說也對，不論是水滴籌，還是各種慈善捐款，要用在實處，象那些不治之症，你花費再多的金錢，也迴天無力，這樣也只能讓病人在醫院被醫護人員來回折磨，讓他痛苦萬分，毫無尊嚴可講，到頭來人財兩空，生者還鬚生存，為什麼不能把這些錢給那些因病至窮的親屬，讓他們的生活有所改觀。那些善款可用於家窮，而無錢去醫治能醫好，有很大希望的大病病人呢。就本人而言，在水滴籌裡也捐贈了好些人，但這些人也還是走了，家人也揹負著沉重的債務，這樣活著的人生活會有質量嗎？
自我感覺良好850
我的看法是：有錢或是不太有錢的人拒絕捐款給患者（白血病女孩），都不有錯，所謂“捐款”，那是自發性的，自願的，而不是強迫的，他有錢也是他自己打拼賺到的，他喜歡捐就捐，不喜歡捐就不捐，反正他又不欠誰的，任何人沒有權利指責這個有錢人的思想、做法、行為、等等，他願意捐款那是人情，不願意捐款，那是道理，反過來說，如果是他這個有錢人不是有錢人的時候，他也是一個白血病患者，你也可以不捐。他有錢歸有錢，然而，他有錢關你什麼事？你憑什麼指責他，你熱情你大方，你有愛心你可以多捐一些，但你沒權利指責別人，總之，捐款是獻愛心，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救助，每個人的捐與不捐都是出自自發自願的。沒有錯！
天下行78570847
所謂的"道德綁架"，可能是在用聖人或超人的標準要求普通人，用美德來要求道德義務，主要是源於群體思想覺悟低，資源分配不均勻所產生的不平衡心理。 比如，要求一個軍人捨身救人，否則就要譴責，這就是道德綁架;要求一個富人掏錢支持希望工程，這儘管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一個人不掏就要譴責，這也是道德綁架，因為這並非他的道德義務;要求一個人代表團體去隨機抽獎，如果抽不到就是損害了團體利益就要受譴責，這同樣是道德綁架。"道德綁架"之所以發生，除去人的精神結構不談，根源就是道德判斷邏輯的混亂。
觀點一(保守主義):但是，如果一個人連道德底線都沒達到，連道德義務都沒盡到，用道德底線的標準、盡道德義務的要求對他進行道德判斷就不僅不是道德綁架，相反是在捍衛作為一種"公共善"的道德。那些把什麼都稱之為"道德綁架"的人，等於連這樣的道德底線和道德義務都要取消。
觀點二(自由主義):"道德"一詞的存在目的在於個人的修身養性與精神發展，並進而形成群體性的"寬容"、"理解"、以及"尊重"。其存在不同於並高於法律，沒有任何強制性和規範性，是一種對模糊的"善"與"美"的渴望與追求，紮根於人的本性之中。且不論社會對"道德底線"和"道德臨界點"的所在並沒有一個很好的定性--"道德底線" 一詞本身概念極其模糊，哪怕一個人跨越了"道德底線"，但凡他的行為還在法律範疇允許之內，其行為就可以被接納和理解。僅有對逾越法律底線的行為，社會才能夠比較客觀地評價其行為為"錯誤"。但在一般情況下用"個人道德標準"或是毫無明確定性的所謂的"社會道德標準(公共善)"，即"道德底線論"對沒有違背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的道德批判(例如對"不給老弱病殘讓座"進行批判)，從根本上即是"道德綁架"。所以，正因為"道德"本身並不存在"義務"屬性，"道德義務"一詞犯了邏輯上的錯誤，本身不應存在。
觀點三(以偏概全):在一些涉及到道德問題的事件中難免有人會以自己的經歷見聞去否定他人的所作所為，不在觀點問題上切入矯正，而是以一種偏激的態度去責問乃至諷刺或辱罵，人和人的經歷不同會導致對同一個問題產生不同看法，有部分人會認為自己經歷的優先度高於他人，做不到換位思考便先去諷刺批判一番，比如:某人家庭破裂迫使其子尚未成年便自己在外生存，在這期間父母並未教育和管理，而成年後其子只對在外照顧他的人往來，不履行對父母的"贍養義務"。這種情況部分人不會對其子進行教育而是責罵或諷刺，儘管知道做的不對卻不用正確方式引導，比起"道德"來說更願逞一時口舌之快，用道德的正面來否定別人的經歷見聞至使其更加偏激。
偽道德主義由於把政治義務與道德義務、不同的道德標準混在一起，難以在國家與社會間劃出一條邊界。而道德虛無主義則拒斥公民社會的道德基礎。在當下中國，它們實際上可以推杯換盞，稱兄道弟。
一、劉福成為了籌錢給女兒治病而向國內六位富豪求助的事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不久，被求助的富豪中有兩位表示願意捐助。
二、網友呼籲大獎得主捐錢。廣東省電白縣18歲女孩蔡燕梅患有尿毒症。蔡家已花掉10多萬元，負債累累。如果徹底康復，蔡燕梅必須換腎，手術費用逾20萬元。
網友"冰塵"大膽建言:"我們找出買彩票中了獎的彩民，讓其捐獻25萬，挽救一條生命……"巧的是，電白縣就有一名彩民中得雙色球兩注頭獎，總獎金高達1200多萬元。
數個網友戴著口罩和鴨舌帽，來到投注站，手拉"救救蔡燕梅吧!伸出援助之手，讓18歲的生命延續"的求助橫幅，呼籲當地剛中了1200萬元的大獎得主捐資救人。
三、前不久，中國男孩洪戰輝作客央視新聞會客廳，接受了記者李小萌的專訪。洪戰輝在節目中重點談了自己成名後的煩惱。其中，最讓洪戰輝迷惑不解的是，自從被評為2005年感動中國人物之後，他先後在全國各地做了近150場報告，而這些報告全部是免費的。洪戰輝說他想過要收出場費，可是又不敢收。
洪戰輝為什麼想要收出場費呢?按他自己的話說，他覺得一個人付出勞動就應該有所回報，他出去做報告，其實也是一種勞動，是在給別人做一種精神上、能力上、心理上的培訓，這種勞動應該得到一定的報酬。可是，他為什麼又不敢收呢?他說如果收了出場費，一定會引起人們的非議，覺得作為精神偶像和道德楷模，根本就不應該計較經濟上的利益。平常有人也時刻提醒洪戰輝:你是一個公眾人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所以，洪戰輝聽從了這些人的勸告，以所謂的責任感做著無數的義務勞動。當然，為了不讓自己太吃虧，不被他人不恰當地利用，對有些採訪和邀請，洪戰輝已經開始學會了拒絕和迴避。
洪戰輝的煩惱是其他眾多道德偶像精神世界的縮影。它帶給了我們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到底需要樹立什麼樣的的道德偶像?一個被社會推崇為道德偶像的人，究竟該如何做一個主體的人?特別是在社會商業規則和公眾道德訴求面前，道德偶像們該如何作出自己的選擇?
四、2006年9月，為了籌集孩子"神經幹細胞移植"所需的4萬元手術費，一位母親向王菲、李亞鵬夫婦發出求助信，這封信刊登在了報紙上。
五、2006年3月，北京地鐵車廂裡，一個身披袈裟的男子扮成"唐僧"，號召乘客轉告李宇春、徐靜蕾等名人向一個患白血病的孩子獻愛心，得到媒體廣泛報道。
六、這回輪到了人氣正旺的美女明星范冰冰。也許是明星們的財富太惹火，每每有窮困的老百姓通過媒體嚮明星們求助，而明星恰好又無甚反應時，總免不了一陣輿論的狂轟猛炸。有報道說，國慶期間幾位演藝界人士號召參加"明星一起來"扶貧活動，范冰冰拒絕加入，不少地方報紙相繼轉載，攻擊明星為富不仁甚至范冰冰個人的相關評論也在網絡上風起雲湧。
搜狐網正在進行的"范冰冰拒絕扶貧該不該遭到炮轟?"調查顯示，有24954名網友投票贊成正方"應該炮轟"，同意反方"不應該炮轟"的才3804人。也許最先公開求助行為的媒體還會比較謹慎和有分寸，但越來越多媒體的轉載、尤其是網絡媒體的刊登，顯然會不可避免地把被求助者推到"眾目睽睽"的公共輿論聚光燈下，供更多不相干的"觀眾"注視和評說。而這些"觀眾"通常又會出於同情弱者以及反感為富不仁的普遍心理，一邊倒地贊成"救助"，甚至對"不救助"提出批評。
公眾指責:富豪揮霍無度捐贈冷漠
上海國際頂級私人物品展開展，已迎來4000多位富豪。這些富豪們出手相當闊綽。頂級奢侈品展上富人的慷慨正好與他們平時對待慈善事業的吝嗇形成鮮明反差。公眾紛紛指責，富豪寧可揮霍不願捐贈，不願為社會多承擔責任。
富豪喊冤:慈善信任機制尚不健全
富豪們除自身覺悟原因外，仍然害怕慈善公益捐款管理不善不透明，甚至被挪用、貪汙。現實中這種事情也時有發生。我國的慈善信任機制尚不健全，富豪不是缺乏愛心而是對捐贈監管制度缺乏信任，他們不相信一些慈善機構能夠管理好自己的捐款。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陳力丹認為"道德綁架"是典型的媒體逼視，即媒體對私人領域過度公開的報道行為，並給被報道的個體帶來他們本不應該承受的壓力，是新聞媒體社會角色的錯位。他認為，在媒體的"道德綁架"下，被求助者的明星富豪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公眾形象和社會影響。
其次，媒體介入可能對被求助者的人格權造成侵害。
大眾新聞業興起早期報紙曾一度盛行偷窺之風，甚至1886年美國總統克里夫蘭的新婚之夜，也有大批記者夜宿總統房門外，探聽這對新婚夫婦的隱私。4年後，美國律師沃倫因自己的私人派對被報紙不真實描繪，和律師布蘭代斯發表了《隱私權》一文，成為當代隱私法最初的淵源，他們提出每個人都應該有生活安寧的權利，而不被媒體打擾。而媒體的"道德綁架"，恰恰使被求助者的決定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共形象考慮的影響，打擾了他們本可以安寧生活自由選擇的權利。當然，公眾人物應當行使一定的容忍義務，但容忍就要徹底放棄自己的隱私權嗎?!
其三，媒體"道德綁架"干涉了被求助者自由處置財產的權利。
從財產權的角度來說，明星富豪們顯然具有自由處置自己財產的權利，即使他們熱心公益，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選擇，或者扶貧、或者捐助失學兒童、或者捐助環保事業等，如果他們有所顧忌，迫於某種壓力而不得不去捐助某些本未考慮的事務，這顯然是對自由處分財產權利的侵害。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博士袁雪石認為，捐助作為一種個人處分財產的權利，本身就是有選擇性的。媒體"道德綁架"的做法卻幾乎要使被求助者無從選擇，如果不出手散財，就會帶來個人公共形象的損失。
如果媒體越過界限成了私人領域的"逼視者"、"窺探者"或是"審判者"，必然會造成媒體自身角色的錯位。無論是處於善良的願望也好，還是單純為了追求更高的發行量、收視率或點擊率也好，媒體對"道德綁架"都應慎重對待，以不損害被求助者的個人權利為底線。
尊老愛幼，乃人類社會基本的倫理框架和行為準則。在現代社會，"愛幼"方面，幾乎無可挑剔。為了孩子，有人聲稱可以犧牲自己的性命。而對於生養自己的母親，則需要"靠邊站"。"孝"行為的下斜，必然導致孝行的失衡。失衡的標誌之一，就是對包括父母在內的老年人的失尊、失敬。公共交通工具上，這種失衡更是屢見不鮮。站著的老年人，坐著的年輕人，成了一道獨特的社會新景觀。這種景觀，和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格格不入，和西方文明也風馬牛不相及。它是當代中國人自己的"畫作"。改變這幅和現代文明不相稱的畫作，是早晚的事情，問題是應該用何種方式來改變。鄭州市人大常委會，正在醞釀自己的思路。
2008年7月2日，鄭州市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上，審議了《鄭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條例(草案)》。其中規定，乘客應主動讓位給老人、孕婦等特殊乘客。不履行義務，駕駛員、售票員可以拒絕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門還可以對乘客處以50元罰款。很多市民聽說後提出了異議。
地方人大頒佈的《條例》，屬於法規的一種。用法規的形式，賦予老人、孕婦坐下的權利，這種立法精神，值得讚許。但是，該草案用罰款和剝奪拒不讓座者乘車權利來迫使乘客履行讓座的義務，則大謬矣。
以道德綁架的方式迫使某人就範，動機崇高，手段錯誤，每每尷尬收場。同樣，用法規來綁架道德，硬性要求乘客如何，也犯了類似的錯誤。並且，這種錯誤比單純的道德綁架性質上更惡劣。用權力意志，強姦了另外一些人的自由意志，儘管後者的自由意志可能是不道德的。問題在於，後者的這種自由意志，譬如說不想讓座，雖然與道德倫理格格不入，但他並沒有給其他人造成威脅。而法規聲稱有權對他罰款、剝奪乘客的權利，則是赤裸裸的暴力行為了。這種法規綁架，不僅違背了現代法治精神，而且是現代文明的倒退。如果立法者能夠意識到這一點，就知道這個審議中的《條例(草案)》，不是在調和社會矛盾，而是在製造新的社會對抗，無端增加人們的反感情緒:我讓座與否是我個人的自由選擇，憑什麼要受到法規的威脅和恫嚇?既然恫嚇了，我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怎麼樣?
法規綁架道德，解決不了道德危機。現代社會的道德狀況固然不容樂觀。我們的社會道德取向，站在了兩個極端:從極端的無私道德取向一步跨越到了極端自我道德的取向的邊緣，缺少中和的地帶。事實上，社會道德取向的最佳立足點剛好在集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中間，甚至說略微靠近個體利益。我為社會的前提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的"為"，不是不要自我利益的"為"。也只有這樣的"為"，才是可持續的"為"。反思以前"大公無私"取向的倒戈，恐怕正在於沒有照顧到個體利益所致。如今鄭州市審議的這個條例，如果再將乘客個人的利益犧牲掉，即便推行，也長久不了，因為這是違背社會規律和人類意志的規定，是不文明、不合法的規定。
聽聽網民的聲音吧:"道德約束和法律制度不可混淆。""道德是一種修養，不是責任!道德是不能拿來要求別人的!""看似文明的規定，實際是文明的倒退!"如果一項符合法治精神的規定，能揹負上如此多的道德譴責嗎?所以，請鄭州市人大常委會該慎重通過《條例(草案)》中的這項規定，以免開法治和文明的倒車。
捐助不能上升到法律層面
對於一夜暴富的彩票中獎者是否應該捐款，網絡輿論總體上比對那些明星豪要寬容得多。很多專家也認為，從哪種角度來說都沒有必要逼迫中獎者捐款。據介紹，實行的我國首部《彩票管理條例》中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背中獎者本人意願，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勸導、引誘、強迫中獎者捐贈中獎獎金。"
"中獎所產生的富人和因為佔用了大量社會資源的富人不同，後者必須要反哺社會，所以我們說在鉅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而中獎者財富的取得並沒有佔用過多社會資源。"評論者單純認為。
"中國人向來有'吃大戶'的思想。"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鍾宏武博士指出，實際上中獎者已經繳稅了，已經對社會作了貢獻。中獎與捐款並沒有必然聯繫，逼出來的好人好事毫無意義。"中獎者不通過彩票機構捐款，並不意味著他們以後都不參與慈善事業，不做善事。"
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正偉說，網友拉橫幅向中獎者"索捐"的舉動有些不正常，因為按照慈善事業的根本原則，任何人捐款都是自願的，而"索捐"帶有強迫色彩。
"這次是強迫一個人去捐，以後就會形成一種社會慣例。"董正偉認為，遇到重大災害或者突發事件，沒有必要強迫所有人都去捐款，因為有的人並不具備捐助能力。捐助是道德層面的，不能上升到法律層面。
索捐暴露出醫保的軟肋 專家建議通過免稅吸引捐助
據瞭解，按照中國的稅法規定，個人的偶然所得(指個人得獎、中獎、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質的所得)的稅率為20%，但如果中獎者將獎金捐贈出去，也有相應的免稅規定。
匯盛律師事務所的鄧亮律師介紹，中獎後捐款並不能直接免稅或減少稅率，但可以把所捐款項在納稅前從應納稅的款項中扣除，獎金的總數減少，所繳的稅也就減少了，但現在只有捐款的部分是免稅的。
鄧律師認為，對企業來說，因為政策規定的捐款後減稅效果不明顯，很多企業做慈善事業的積極性不是很高，如果能對企業捐款給予一定的稅收政策扶持，企業投入慈善事業的積極性就會大幅提高。
鄧律師認為，與其指望幾個中獎人捐款，不如號召更多的企業投入慈善事業。"對於企業來說，他們比自然人從社會獲取了更多資源，相對應的也負有更多的社會責任，這種責任雖然不是法定的，但從道義上來講，應該比自然人做得更多一些。
道德綁架的實質是以道德為砝碼，要挾個人或眾人不得不做某些
事情，結果一般是做了的也少有自豪感，不做的則會在一段時間內感到忐忑不安。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的社會是經常發生的。比如半強迫性的捐款、本不該進行的道歉等等。道德綁架之所以容易得手，是因為在強調群體和統一價值觀的社會中，輿論具有足以殺人的功能。因而就出現了不自願的捐款和滿含委屈的道歉。中國是一個道德社會，在我們的社會中，人們對道德力量的恐懼有時候甚於對法的力量的恐懼。應該說具有西方現代文化理念的人，與傳統的道德社會是格格不入的。我們每一個人的確會經常遭遇並難以承受許多道德的綁架，然而，這也不是說道德社會就一無是處，如果你適應了，還會去依靠它。而具體到某一事件，比如範美忠事件，又不能說公眾對他或對教師群體進行了道德綁架。在任何時候，教師保護學生的利益，都屬於公眾正常的期待，也屬於相關法規的正常要求。
藥物依賴與戒毒資訊
我是覺得沒什麼錯，人家有錢那是人家的事，真跟你毛錢關係也沒有，我是沒錢的人，不是說為有錢人說話，我是真心覺得不能你病了就覺得全天下的人都該您和欠你的，你病了拿自己的錢去冶病不是應該的嗎?好的，你沒錢，希望有人同情你幫你可以理解這種想法啊，我以前家需要錢白時候也想著娛果突然出現個幫助的人多好呀，但是，注意，不能說你想雜嘀就雜嘀，你想人家拿錢幫你人家就依你，不是全世界都圍您來的，有人幫你謝謝，沒人幫就靠自己，你以為別人的錢都是大風吹來的嗎，還不是靠自己來的?你沒錢怪還到別人，要怪就怪你爸媽，誰讓他們沒錢嗎?要怪就怪你自己，誰讓你自己沒本事賺不來錢呢，天下的事真不是說你窮你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