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 園 楊念群
趙園：我稍微隨意一點，跟大家不熟識，並不瞭解大家對我的研究究竟瞭解到什麼程度，所以從頭說起。我的專業背景是中國現代文學，做跟史學有關的研究其實是客串，但也不應當算是票友。
楊念群先生是京劇票友，我卻不應當算是史學方面的票友，因為差不多20多年時間全力以赴，做跟明清有關的題目。說“全力以赴”，是把幾乎所有工作時間都投入這一項工作中，一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轉移了一下。花了這麼多時間，就不是票友性質的了。但是即使做了這麼長時間的明清之際，我仍然是一個文學研究者。我做的和別人有點不同的話，應該由我原來的專業背景和專業訓練來解釋。原來我希望能夠跨進史學領域；而且在這20多年中，也主要是向史學學習。
但我後來認識到，如果我有什麼長處的話，這個長處仍然是文學研究和文學閱讀所給予的。做明清之際這麼長時間，積累下來的已有百萬字。這個研究並沒有嚴格地按照史的線索，有敘述明史或者從明代到明清之際的歷史這樣的意向。我選擇的都是點。做別的研究也一樣。這是我自己的研究習慣。做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也是如此。我和錢理群是同學，他常常抱怨，說我們做文學史的時候，邀請你參加的，你拒絕了。現在新文學30年一版再版，幾乎每年都要再版，版費很高。我不參加，因為我沒有感覺的題目不會做，現在仍然如此。必須有興趣、必須有感覺，然後才能夠進入。做明清之際，選的都是一些點，包括話題也包括現象。
在時段方面，也不僅限於明末清初這一個時段，也包括明初，比如“建文遜國”，燕王朱棣取代他侄子當皇帝這一事件。所以對明初也是關心的。後來寫《想象與敘述》，有一篇是關於元明之際的。對明代歷史感興趣的，還有嘉、隆之際，因為這時期的人物特別有魅力。我寫過一篇唐順之。我對自己寫過的東西很少再讀。
最近江蘇電視臺要做他們自己本省的人物，有一條巷子，那個巷子出了一些名人，第一個是唐順之。他們來訪談，這時候我回頭看我寫唐順之的那篇文章，仍然能夠回想起面對這樣的人物時的感動。不只是唐順之，嘉、隆之際的很多人物都曾打動過我。而且我發現到了明末，士大夫回頭看，常常對於嘉、隆之際的人物懷著一份敬仰和感動，認為那些人一團正氣。這也是他們吸引我的地方。
另外是明末清初。既然是“明清之際”，就延伸到清初，到康熙年間，甚至稍晚一點的時間。但這仍然是幾個時段，而沒有打通整個明代歷史的意向。哪些現象、哪些人物吸引了我，我就做那個現象和人物的研究。而且，我真正從中得到啟發的，常常不是近人、今人寫的歷史著作，比如《南明史》諸如此類的著作，而是一些問題的專論，對一些專項議題的分析，包括一些論文。
我最後寫的一本書，叫《想象與敘述》，本來是收官之作，準備結束這段時間的研究，就討論了一下方法論問題，治學心得。比如我們怎樣想象一段歷史；以甲申年3月19日這個時間點作為例子，談談像這類時間點，我們是怎麼想象它的，有可能展開怎樣的幅度。在時間上，可以展開怎麼樣的幅度；在空間上，可以展開怎麼樣的幅度。
在《想象與敘述》頭一篇裡，就談到了3月19日之前和之後發生了什麼；在南方和北方發生了什麼；平原地區之外，江、河、湖、海發生了什麼；捲入這個事件的不同人群，他們當時在做什麼；士大夫身邊發生了什麼，比如他們家族的裂變，他們面對的最直接的敵人，就是家裡那些佃農或者奴僕，這中間發生了什麼。是用若干點，試圖打開想象的空間，使得我們關於歷史的想象，儘可能因為線索多而豐富起來。
這篇並非原先設計好這麼寫的，而是寫作過程中不斷地將線索組織在一起。因為這本書是預計中收官的書，也作為一個例子：別的時間點，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展開呢？我的意圖，是提取儘可能多的線索，使我們的歷史想象和歷史敘述豐富起來。正史也好，野史也好，都已經模式化了，有很多省略，有很多刪節。那麼我想問一問，省略和刪節了什麼？有沒有可能把省略和刪節的東西重新復原？當然這個很難。我們不可能把歷史的原貌呈現，但我們可以力圖做到，尤其是我們可以避免有意地、蓄意地、刻意地省略、刪減。對於明清之際的歷史是這樣，對於當代的歷史也是這樣。我最不能容忍的，是刻意地、蓄意地遮蔽和刪減，預設了立場，然後省略、剪裁、刪減，我認為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誠實的。
這篇是這樣的，這本書別的章節也是這樣，無非是想從不同角度來豐富對於這段歷史的瞭解。而且不限於這段歷史。其中有一篇是關於元明之際。因我沒有研究過元代歷史，所以限定在元末和明初交接的時段。這個時段發生了什麼？這個時段裡有一些敏感問題該如何解釋？我讀到錢穆的一篇文章，當然這篇文章是針對抗日戰爭時期的特殊情境而發的：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漢族士大夫甘心情願地做元遺民？難道不知道“春秋大義”嗎？錢穆很憤慨。
我研究元末明初的歷史，希望將其複雜方面揭露出來。但不能深入，因為沒有元史研究的基礎。研究元史有苛刻的條件，需要外語，最好懂得蒙語，因為很多關於元朝或者關於蒙古史的著作是外國人做的。我不認為我有能力做這個。做這些題目，我的文學閱讀和文學想象都在其中起了作用。如果一開始做的是史學，肯定就上了轍了；因為不是，所以有可能動用不同於史學工作者的別的資源和別的經驗。自己經歷過的事，也會問那個事是像他們敘述的那樣嗎？是那樣簡單明瞭嗎？這種敘述刪節了什麼？我們有沒有可能復原它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我在別的場合也強調，只有經由人物，歷史才是可以想象的，才是有血有肉的。一定要能感覺到那個時期人物的氣息，而不只是知道他們做了什麼。這一點，應該是文學研究者的一種訓練或者習慣。所以，相對於正史、野史，我更注意文集，從文集中感受人物。如果那個人物完全不能感覺，就覺得無法走近他，不能接近他。這方面我始終是一個文學研究者。走進明清之際這段歷史，也是由人物進入的。
今年初夏在香港開了一個會，我在那個會上做的發言提到，90年代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裡讀書，當時想進入明清之際。而那之前也讀了明史，但是找到感覺，找到題目，是在那兒偶然地讀了全祖望之後。全祖望的書哪兒都能讀到，但因為我兩手空空，並不知道什麼書是我應該讀的。在讀全祖望時，他寫遺民的篇章特別打動我，因為那些篇筆端帶有感情。
全祖望是乾隆時期的人。“遺民情懷”像是保持得非常久遠。不能說全祖望是遺民，他是清人，基本政治立場也是，但他寫遺民的筆調，讓我仍然能夠感覺到一種情懷。如果不是像這樣的一個人群吸引著我、打動著我，我很難有動力進入這個時期。
後來我接受《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的訪談，談到了遺民、貳臣等。這個訪談刊出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老總錢伯城先生寫了一篇回應文章。這個回應的文章有兩點和我的訪談關係比較大，第一個意思說的是不要把遺民概念的應用範圍擴大，這可能指的是關於遺民的答問中提到了陳寅恪、吳宓。當然我不是說他們是遺民，但如果瞭解遺民的現象，就更容易瞭解陳寅恪、吳宓。錢先生大概的意思可能是指這個。
我讀過陸鍵東先生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我不能斷定陳寅恪有沒有遺民傾向，因為我沒有研究陳寅恪的詩。余英時對這些詩做了詳細的解釋，他更能回答這樣的問題。吳宓的日記雖然沒有通讀，但讀了1964—73年之間的全部日記，認為他是有遺民傾向的。他自居遺民，對這一點毫不避諱，而且像明遺民一樣，那點心事唯恐別人不知道。後來我想，為什麼像這樣的說法會引起別人的反感或者是敏感，是不是因長期以來我們對遺民的成見在起作用。接受訪談時，我談到了毛澤東批評韓愈的《伯夷頌》，說那大概是造成了遺民成為禁忌性話題的重要原因。這之前我沒有直接談這點。
錢伯城先生在回應的文章中說：他早就想到了這個，但沒有直接把這意思說出來。很多禁忌是刻骨銘心的，可能終生都在那種影響的範圍中。比如說對“遺民”可能會很警覺。我相信毛澤東對韓愈的批評影響到了對遺民的看法。
我覺得影響到對於遺民的印象，比較近的是清遺民。清遺民在大家的眼中，比如在我這一代的經驗中，就是一群醜角，大家說起“遺老遺少”很不屑，不值得認真對待。當然清遺民作為現象比較複雜，比如經歷過張勳復辟、袁世凱稱帝、偽滿洲國，丑角化了。由此對於清遺民的印象，影響到對遺民這一現象的瞭解。從殷商遺民以下，作為現象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可開發的餘地很大。
那次訪談還問到貳臣。到現在為止，我沒有作為專題研究過貳臣。雖然也引用了很多錢謙益、吳梅村作品中的話，但沒有作為專題研究。不是認為不值得研究，而是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是否適合於面對這樣的對象。錢謙益、吳梅村、龔鼎孳號稱“江左三大家”；我既不是史學中人，而我的專業背景又是中國現代文學，而不是明代文學也不是明清文學。面對這樣的對象，必須能夠從他們的詩歌進入，在這方面，我覺得自己的能力是不夠的。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限度，你才能夠決定做什麼研究。首先考慮的，不是什麼樣的課題更有價值，更是你能夠做什麼；你盡了努力，能夠達到什麼樣的境界。我發現一些臺灣學者，他們更有能力做這些，比如嚴志雄研究錢謙益。也有些學者研究其他的貳臣，我們不太注意的貳臣。而我沒有作這些題目，是限於自己的能力。
在《想象與敘述》中，有一篇是討論忠義和遺民的。別人認為這個跟你原來的研究是否重複。其實是不重複的。至少有擴充，有一些補充，有一些展開。比如裡面涉及到的所謂“汙點忠臣”。這個過去討論得比較少。所謂“汙點忠臣”，是他曾經降過李自成的農民軍，或者是跟清軍有什麼瓜葛，然後又抗清而死。這樣的人物，在當時也是比較難以評價的。我們這種分類，往往使得亦此亦彼或者非此也非彼、不能類歸的人物落在了視野之外。“汙點忠臣”涉及了模糊地帶，使得政治和倫理的光譜少了一些空缺。這樣的人物被認為倫理上有汙點，但又被當時的人們承認是忠臣。
我想，類型化很難避免，但同時要打破僵硬、簡單化地把人物分類的標準，否則你的歷史敘述很難突破已有的範圍。當時的士大夫處在很艱難的境地。比如呂留良，他的那兩句詩，“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讀起來真是沉痛之至。由這些才能知道那時候的明人在倫理方面的標準是什麼，他們苛刻到什麼程度，士大夫是怎麼看待別人和自己的。這些都能夠豐富你關於歷史、歷史生活的想象。在這方面，我認為要彌補史學方面的不足，文學想象還是很重要的。文學最忌的是類型化。我這個年紀的人，耳熟能詳的就有恩格斯說的文學形象應當是“這一個”，不能是這一類。那麼在這種視野中，很多人物就不會被那種模式化的歷史敘事所刪減。
所以我想，如果我關於明清之際二十多年的考察還有一點貢獻的話，那麼這一點貢獻中就包括了對遺民這種現象的研究多少有一點推動。我也注意到之後有更多的人研究遺民，有的人材料工作做得比我更細緻。比如對清遺民，做了大量史料工作，是我所不及的。不能拿人家的所短比我的所長。這讓我很惶恐，對人家未必公正。至少，這個現象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引起更多人對當代有關的文化現象的敏感，這可能是一點點貢獻。
我剛才說到《想象與敘述》是收官之作。要結束這個研究，是覺得已經把熱情耗盡了，也就是說原來興奮的狀態不存在了。那個狀態很難長久維持。所以轉移對象，轉移到別的方向上，再次激發自己的熱情，使自己對於研究保持一種新鮮感。所以我就準備結束那項研究。但那時候做得比較成熟了。一個評論者認為，那本書的文字是你這幾本書裡最好的，包括《易堂行蹤》。我自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後來感到似乎的確如此，使用材料方面比較能精選了。但這種節制本身，也跟熱情不足有關。本來會橫溢的，結果不橫溢了，節制了，處於冷靜的狀態，像匠人一樣一塊一塊地碼磚。這個狀態並不是我喜歡的。所以想換一個方向。
而那時候還沒有退休，要對單位有所交代，所以延續了一下，做關於明清之際士大夫人倫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父子、夫婦。先做夫婦。這時候有了意想不到的發現。有的材料很有意思。比如讀冒襄的文集，就有很有意思的發現。原來只知冒襄和董小宛，但是讀到了冒襄祭他妻子的長文，才知道冒襄的倫理生活是如此地複雜。他有些文字寫到了兄弟之間發生的財產方面的爭執，我覺得很震撼。我們想象他過著神仙的日子，其實他也是凡人，也生活在人間，折磨普通人的困境，同樣也折磨著他。
材料問題的重要性，在這兒再一次提醒了我。很多時候既受限於理論視野也受限於材料。那個材料在某個地方，只不過你沒有看到。你那個東西缺少了有力的材料就支撐不起來。我自己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對材料的依賴，體會得非常深切。如果沒有王夫之這個人物，我的很多題目根本就支撐不起來。王夫之的論述成了我論題中最有說服力的材料。所以我對王夫之心存感激，但絕不敢做王夫之研究。因為我對王夫之，屬於瞎子摸象，摸到某一個部位而已，別的部分不敢去碰。
往下做到父子時，做不下去了，因為材料不足。為什麼士大夫可以坦然地談到夫妻生活，但說到父親的時候就那麼謹慎呢？為什麼不能給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呢？在香港聽到臺灣的學者說，小說和戲劇中這方面的材料很豐富。我就想，如果我對於明清小說和戲劇能夠像我對於其他士人文集那樣，下過這樣的功夫，那麼我做人倫，做父子、夫婦的研究，材料會豐富得多。當然，小說、戲劇如何作為史料，它們在什麼意義上可以作為史料，是一個問題。這裡完全要靠你對材料的理解和掌控。
我多少讀了一些史學方面的著作，注意到研究物質文化，不使用小說中的材料很難想象。小說才能夠把那個物描寫得那麼具體，而且把日常生活呈現得那麼清楚。後來興起的社會生活史關於物質文明的研究，使得文學作為史料的可能性得到了認定。當然，他們在什麼意義上如何處理史料是一個問題。但對於研究那個時期的人倫而言，文學比如小說和戲劇的確很重要。但我已經來不及補這個課了，只能寫到什麼程度算什麼，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雖然自己並不滿意，但補這個課已經很難了。我很清楚我的限度。
一輩子能做的很有限。怎麼樣揚長避短，最大限度地發揮你的潛能，認識到你的可能性，同時激發你的活力，使得你的能力最大限度發揮出來，這是我們能夠做的。至於最後我們能做多少，在學術的積累中，提供的可能只是一點點，也可能是一個基礎工作，我們把這個基礎變得稍微高一點，使得別人可以從這兒再出發，做得更多。即使是著作等身，名滿天下，真正說得上學術貢獻的，也許根本沒有。那麼，有一點點就足矣。
我認為學術就是這樣的一種職業；對於自己的選擇，我從來不後悔，覺得這個選擇對於我是很合適的。這二十多年的付出也很有價值，沒有辜負我自己。否則明代跟我有什麼關係，明清之際跟我有什麼關係，那些人物跟我有什麼關係。學術研究、對象擴充了我的世界，使我的世界變得豐富而充實。這是一種境界。謝謝。
楊念群：非常高興參加今天的活動，尤其和趙園老師一起參加討論有關明清之際的歷史轉折和士人精神狀態這個話題特別覺得有意思。剛才趙園老師非常謙虛地談到她是文學出身，中年以後才開始研究歷史，她的談話有兩點我印象非常深，一個是強調對史料進行精細解讀的重要性，另一個是對目前有些學者聽憑己意任意剪裁史料的憎惡，這兩點恰恰是歷史學界特別需要反思和改進的問題。
我自己曾經長期做晚清和民國史研究，最近五六年才轉到清前期歷史方面，在史學界，有關清前期歷史的研究著作非常多，也有不少優秀的著作。但當我看到趙園老師的著作時感到非常驚訝，因為我也在試圖學習把握前清歷史演進的脈絡，卻面臨著很大的困惑，那就是對鼎革之際“人”的活動狀態只有模糊的印象。
大家知道歷史學的任務是知人論世，但以往歷史學最大的毛病在於用一種刻板的意識形態或者西方式的理論，對歷史進行任意剪裁，形成了一個貌似可以準確把握的歷史認識圖景。在這套整體認知的圖景中我們可能會習慣性地知道一些歷史演變的大趨勢或者對所謂總體規律和大結構有所認識，但唯獨看不到其中“人”是如何活動的，人在整個歷史演變的框架裡消失掉了，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空洞判斷和結論，無法看到“人”在活生生的歷史場景裡是如何活動的，在他面臨歷史的關鍵時刻為什麼做出這樣的選擇，而不是那樣的選擇，所有的細節過程根本不在我們的考察視野中。
趙園老師的著作則完全是從人的角度切入，關切一個人在非常具體的現實場景中，面對周圍複雜歷史條件的制約，怎麼樣發揮他自己本身的能力去做出歷史選擇。這個選擇在後人看來可以對也可以錯，你可以用是非判斷加以評價。但首先應該儘可能完整地展現這個選擇過程本身是如何在歷史中發生和展開的。如果我們無法知道某個人在具體歷史場景中是如何行動的，以及選擇這個行動的心理和思想根據是什麼，那我們對歷史演變的整體脈絡和狀態也就無從把握。所以如果從傳統的“知人論世”的角度評價，以往的歷史學往往是論世而不知人，反過來說，只有知人才能夠論世，也就是真正做到“知人”以後，歷史發展的變化也就是所謂“世變”的狀態才能瞭然於胸。
我自己寫了一本《何處是江南》。但我選擇的研究方式，跟趙園老師有一些區別，之所以採取這樣一種研究取向，恰恰是因為受到了趙園老師著作太大的壓力，如果僅僅談明清之際遺民、士大夫群體的變化，那麼趙園老師的研究細緻入微的程度幾達與古人心境合為一體之程度，我自忖不可能在這方面繼續有所推進。我必須選擇另外一種方式進入這段歷史。在我看來，明清之際的士人並非是個孤立的群體，他們的思想、行動和心態至少面臨著幾個大的歷史條件的形塑和左右：
一是異族對漢人文明的態度及其統治方式的影響，清朝不是一個漢人的王朝。他們進入到漢人生活區域後，會有自己的一套行為邏輯，這套行為邏輯與漢人統治的方式既有關聯又有不同。關於清朝統治的性質問題以往爭議很大，有人說它完全繼承明朝的制度，才能最終完成中國的統一和實現有效的疆域治理，有人說清朝實現了大一統恰恰是因為滿人皇帝運用了一套不同於漢人的滿族式統治邏輯，這套邏輯跟原有王朝體系不太一樣，這個問題非常複雜，這裡就不展開談了。我想說的是異族統治對傳統的漢族士人的壓力非常大，但這種壓力與明代皇權對漢人實施的精神控制有所不同，不可等同視之。同樣是士人和皇權的關係，在研究明清鼎革之際時，我們必須還要充分注意種族和文化差異這個背景起著相當大的作用，由此導致清朝士人歷史的獨特性。
二是南北問題，也就是通常所提到的空間轉換問題。空間問題跟種族問題、文化問題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空間問題為什麼比較重要？在明清之際轉折過程中，實際上對南北異質空間的認識決定了當事人對歷史的基本判斷。滿人入關後建立清朝，是從東北發起，一直往南推進。但如果要看中國的歷史和文明的中心，唐以後就不斷往南遷徙，宋代以後儒家、士大夫開始真正佔據了中國文明的主導地位，跟皇權之間形成了默契和互動。但宋代士人和清代滿人建立起的王朝對疆域、文化和種族的理解截然不同。
宋明兩代的漢人處理南北文化關係運用的是夷夏之辨的觀念框架，強調的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為宋代長期與遼金南北對峙。這種走向對中國文化觀念的形成有巨大影響，因為宋人往往在戰爭上處於劣勢，比如楊家將和岳飛恰恰是北宋和南宋的著名軍人，野史傳說中都是驍勇善戰的形象，但實際上宋代是中國歷史上軍事力量衰落最厲害的時期之一，始終無法從遼金那裡討到什麼便宜，最後讓蒙古人鑽了空子打進來拿了天下。
這種南北疆域的對峙格局改變了他們對文化的理解。正是因為軍事上處於劣勢，宋代士人最後採取一種心態平衡的策略以彌補疆域不整南北分割的態勢所造成的心理創傷，他們通過強調儒家文化的高明，並同時貶低北方少數族群文化的方式，加強自身的優越感。儒家思想在宋代以後特別發達，逐漸建構起來一個心理與種族的文化優勢，以克服疆域上不斷喪權辱國的恥辱，兩者形成的內在緊張也成為以江南為中心的士大夫構造其文化歷史觀的來源之一。
滿人入關以後，面對江南區域具有強大心理優越感的士人，心理壓力非常巨大，因為是異族入關實施統治，所以一度遭到漢人的劇烈抵抗，如何跟漢人建立起一種相互信任的新型關係就變成一個問題。我們由此背景可以把明清之際納入到宋、元、明、清演變的歷史脈絡裡，重新加以審視。明清之際有一群士大夫，有一套遺民的觀念，這套遺民觀自宋元以來就形成了，但在明清鼎革之際又有了一些新的特點。我的設想是，把當時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置於滿人由北向南推進的歷史進程中，去觀察他們如何對傳統的夷夏之辨觀念做出反應。
我發現，要想理解鼎革之際的士人思想和行動邏輯，僅僅從其自身的表述和行為中加以觀察是不夠的。只有把他們放置在與滿人統治者互動的格局中進行認識才能展示其時代特徵。因為滿人皇帝特別注重修纂歷史大典，保存記錄自身的言行。如《高宗實錄》及各類的御批奏摺和密檔等保留的比前朝更加完備，閱讀這些文獻使我們能夠從皇權跟明清之際士人相互博弈的角度，重新觀察明清之際士人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不完全是自足的存在，它又和皇權如何介入，如何來改造，或者士人如何抵抗皇權的糾結過程密切相關。所以我想把皇帝、皇權重新帶入到士大夫研究的脈絡和格局中來，由其介入的方式來看兩者如何發生化學反應，看它們之間在交集時會出現什麼樣的異同現象。我的目的是重新定位士人在明清之際過程中的精神變化，同時由士人的精神變化反觀一個異族政權進入到傳統漢人政權的脈絡中，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立場，這是我當時寫那本書的初衷。
不過我從趙園老師的書裡獲得不少啟發，而且很多話題是從趙園老師《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想象與敘述》等著作中引申出來的。
比如談到甲申3月19號這一天、歷史這一刻，有兩點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一點是這一天發生了很多事，但大家把這一天僅僅看作是明朝滅亡的標誌性一天，印象裡崇禎皇帝在這天自殺，大明就完蛋了，其實這天發生了許多故事，這天的信息所包涵的人或事以及信息傳播的方式，人們對傳播的回應是非常複雜多樣的。我很早就讀過日本中國史學者岸本美緒寫過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說崇禎皇帝自殺京城陷落這個消息傳播的速度非常慢，有的地方一個月以後、兩個月才知道原來明朝皇帝已經不在了，改朝換代了。傳播過程中發生了很多故事。岸本美緒教授是從信息傳播角度解讀這段歷史的。趙園老師把時間這一點轉換成多重空間的敘述線索，把歷史的現場呈現得更加複雜。前面我提到南北格局的變化，包括南北格局之變為什麼在明末清初顯得更加重要，明朝北方以崇禎為代表的明代政權的倒塌實際上只是一個開始，滿人往南推進過程中，慢慢改變了所謂以南方漢人為主導的文化歷史觀。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中有一個關鍵詞——“戾氣”給我印象深刻，明末清初時，政治和社會中充滿著各種“戾氣”，人與人之間發生著大規模的相互殺戮，不僅朝代變更過程中到處發生著滿漢種族之間的仇殺，還有奴變（奴僕殺主人），還有皇帝濫殺大臣等等現象。明清之際的士人對此有很多反省，王夫之對明末知識人的現狀不滿意，認為這段時間群體運動太多，就是現在所說的群體事件太多。所以他提倡“崇獨”而不“崇群”，意思是我們這些知識人不要老喜歡抱團取暖，掀起一場場運動，要靜下來考慮自身有什麼問題需要反思和解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節點，因為群體活動是一把雙刃劍。
晚明的群體運動非常多，比如東林黨和復社，復社對政局的控制已深入朝廷，甚至科舉取士時，復社可以操控最終的選拔結果，有時皇帝都對此無可奈何。從社會層面來看，群體運動密度過大導致輿論紛紛，滿眼都是喧囂浮躁。現在我們看東林黨到處奔走，彷彿士氣高昂，形成對政治的監控態勢，但反過來看這又是一種戾氣，容易呈一己之私，對所有人採取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很多人認為是群體運動導致明朝滅亡，甚至認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只強調空談，不注重經世的學問，形成了很大的輿論漩渦，是導致明朝走向衰敗的文化原因。
明末的群體運動到底是什麼性質這個問題當然見仁見智，但明末社會中醞釀出的“戾氣”氛圍仍可以作為我們討論明清轉折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因為我發現有一個現象，到清初時，大家都在批評明末，認為明末士人誤國，“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亡”，包括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都認為這是造成明末衰敗的原因。明末的士風是否應該為明亡負起這樣大的責任，在我看來實際情況可能遠為複雜。但有一點以往的研究者可能沒有注意到，這種反思變成了皇權重新介入和支配士人精神世界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看當時清朝皇帝的很多諭旨裡，恰恰是用王夫之反思明末士風的理由作為他們控制士人思想非常重要的切入點。乾隆帝說，因為群體活動太多，所以有了明亡結果，明已經亡了，你們士人還在鬧，不要鬧了，我們應該聯合起來，不要再聚到一起空談，應該搞實際的東西。
對此，我稱之為皇權和清初士人無意識的合謀。原來士人裡存留著一些挺有意思的對明末狀況進行反省的思想，很多批評是有道理的。但皇權把這些思想收編接納後，轉變成了一個控制士人群體和他們的輿論發表的一個最重要的手段，這種合謀一直處於有意識和無意識的行動過程中。
由此可知，話題士人可以介入，普通老百姓可以介入，皇權更可以介入。所以政治如何影響輿論，不僅僅是遺民本身如何表達思想的問題，也變成了一個新來異族政權如何建立他們的合法性的關鍵之所在。要建立政權的合法性，就必須要把漢族士人的話語權重新轉變成一個滿人政權建立的合法性資源，從明末反思中皇權與士人雙方尋求共識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手段。《何處是江南》中我有一章專門講到了皇帝與士人無意識合謀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
我有一個看法，如果研究明末清初的士人，包括遺民，不能脫開整個大歷史政治氛圍，特別不能脫開皇權和他們互動博弈的關係，只有在皇權異族不斷介入，同時士人不斷反省反抗的博弈狀態中，才能把握整個士人的精神世界和狀態是如何轉變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
觀察所謂“無意識的合謀”，恰恰可以讓我們重審清代學術生態發生變化的深層原因。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樑啟超先生撰寫的《清代學術概論》，梁任公有一個著名的觀點：由於明末清初士人被迫害得太厲害，所以被迫從事考據學研究，從而導致乾嘉時期士風的變化。這種變化完全是皇帝迫害的結果。但經我研究，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如果乾隆和士大夫在明末思想和政局的評價上形成了無意識的合謀後，經學和考據學的興起則完全是乾隆通過皇權手段有意設計的結果。
其中的重要證據是，乾隆本人對經學非常有興趣，雖說不上精通，但看他的《御製詩文集》，裡面有六七篇都是純粹的考據文章，乾隆有意地用這種方式，來引導整個清朝的思想轉向，士人遭迫害被逼轉向的說法顯然說服力不夠，在我看來，考據學的轉向是皇權有意設計的結果，是皇權與士人有意和無意的合謀結果。在皇權與士人對明代思想狀況進行整體合謀的批判之後，其實已經發出了思想界新的轉向信號。因為有了某種共識，士人當然可以起而響應了，大家認為，明代學術這麼糟糕，是因為沒有實在的學問做支撐才導致滅亡，在清朝就應該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學問，就不應該像明代那樣搞團體運動、搞東林黨，不能再批評朝政了，不要再折騰了，要搞清高一點的學問。
我的研究從明清士人本身的演化出發，但僅僅從明清士人本身的思想變化脈絡中不易把握整體政治生態的變化，必須考察皇權的思想如何介入了士人的意識，雙方思考的異同點何在，皇權怎麼樣和江南士人對話，你才能敏感地感覺到明清之際歷史變遷的脈絡是什麼。
我自己所關心的第三個方面是對“江南”的認識問題，在滿人皇帝的眼裡，“江南”既是一個必須實施統治的實體地區，又是一個需要加以想象的文化空間。滿人皇帝對江南的想象是地理的想象，同時又是文化的想象，還是一個種族的想象。滿人對江南是又愛又恨：滿人皇帝對江南士人吹拉彈唱、歌舞昇平的文明、文化、文學活動羨慕得不行，面對江南士人也容易發生一種自卑感，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夠開化的異族。所以文字獄的頻繁發生即與此心態有關。
第一個對江南的想象是對那些拼死抵抗滿人的明末忠臣如何評價的問題，什麼叫忠臣，忠義是什麼，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在活生生的歷史場景中才能感知。乾隆編《四庫全書》時，最初對罵滿人為“胡人”的明朝忠臣一律採取鎮壓的姿態，凡是涉及到“胡”字的文獻都得刪改，因為“胡”就是罵滿人，在漢人眼裡都是“非我族類”，“胡”是野獸，禽獸不如，你寫這麼多禽獸，我乾隆皇帝也是禽獸的後裔？所以《四庫全書》大量地改。甚至“建州”（地名）也不能出現，那是滿人起兵的地界，也被當作一種蔑稱。
但當《四庫全書》編到一定程度時，所有的標準卻經歷了一次變化，那些當時投降清朝後來反覆無常的人，如錢謙益，甚至那些為清朝立下汗馬功勞的功臣如洪承疇都被視為“貳臣”，相反史可法這類抗清人物甚至宋代的抗金將領岳飛，則被視為忠義英雄，皇帝南巡還要親自去拜岳飛廟，原先的敵人反而轉變成了英雄人物受到祭拜，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滿人皇帝認為，無論你站在何種陣營，對皇帝的“忠”都必須一以貫之，不能改變，他們認為始終如一的“忠”才是最大的“義”，才是最應該提倡的，才能樹立所謂的純潔性的忠義觀，但一開始必須通過對文字的處理，清算漢人的夷夏之辯觀念，為滿人統治的合法性掃清心理障礙，然後才談得上弘揚忠義論。
最後，我還想和大家交流一點看法，我認為，文字獄的產生不僅是一個對士人本身的訓練問題，還是一個對官員訓練的問題。當時乾隆收繳禁書的時候，書收不上來，乾隆大怒，在諭旨裡反覆告誡指導官員如何辨別忤逆文字，比如只要出現“胡”字就得刪改。慢慢訓練培養出了當地官員的敏感度，慢慢地不用你提醒，我自己就知道該在何處動手刪節。這種狀態經過反反覆覆的強化訓練就能達到。
本文為2014年9月7日，趙園與趙念群在單向空間·花家地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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