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泡在“紅區”病房的90後記者:剛來時,每天哭一兩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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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泡在“紅區”病房的90後記者:剛來時,每天哭一兩回


疫情來襲,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戰疫一線,除了千里馳援的醫護,記者也是逆行者。他們用手中的筆和鏡頭,記錄真相,傳遞信心。南都特派武漢報道組十數名記者,紮根前線,他們作品中無法盡數呈現的幕後故事,我們也為你記錄。


1月24日除夕,廣東省支援湖北醫療隊的首批128名隊員星夜啟程,南都視頻記者趙明作為隨隊記者,同機前往武漢。


農曆新年零點剛過,舷窗外是廣州的微雨,機艙內的醫務人員,不少還沉浸在剛剛機場送別的情緒中,有人哼著“心若在,夢就在”,有人提議唱廣東過年流行的氣氛曲《恭喜發財》。趙明默默掉了眼淚。


“來機場的路上,是同事開車送我的,心裡相對還比較平靜,”他說,“但當飛機起飛時,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那種感受,也很難說清楚掉眼淚的具體含義。”艙內安靜下來,他聽見到後排的年輕女護士壓低聲音,和身邊人說“我以後每天都要笑”。另一位男護士正在寫遺書——這是後來他到了武漢告訴趙明的,他是廣東省人民醫院新生兒科護士謝國波。


趙明心腸柔軟,共情能力特別強。剛來武漢時,他說自己“每天都要崩潰一兩次”,可後來他卻成了讓同事、同行都欽佩的記者,幾乎每天都泡在病毒濃度極高的“紅區”(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所在地)病房,至今已一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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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在漢口醫院蹲點拍攝。

在他不斷傳回的視頻以及圖文稿件中,我們能看到抗疫一線醫護人員的冷靜與英勇,也能透過他豐富的感受力,洞見“封城”中的人性。


瞞著妻子到武漢


1月26日起,廣東醫療隊進駐 “重災區”漢口醫院,陸續接管兩個病區。趙明見證了他們重建病區秩序的全過程。


起初,當地醫護力量近乎“彈盡糧絕”。一位漢口醫院的護士告訴趙明,該院成為新冠肺炎救治定點醫院之後,所有門診都變成了發熱門診,最多時每天有1500到2000人求診。後來廣東醫療隊隊長、南方醫院感染科主任郭亞兵舉例說,他們醫院平時一個科室的門診從早忙到晚,每天也只能接診兩三百人。何況南方醫院是一所大型三甲醫院,而漢口醫院作為二甲醫院,原本只有100多位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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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醫院門診大廳一度歇滿了輸液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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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22時,120救護車將一對老年夫婦送達漢口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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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醫院門診大廳外,一名患者在小車內輸液。

如很多第一批支援武漢的醫護一樣,趙明也沒有來得及做好周全準備。


除夕當天,接到部門領導打來的電話時,他剛結束值班回到家,和妻子一起準備年夜飯。動身之前,他說的是“出差去北京”,沒敢提武漢,因為妻子就是護士。她所在的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當天也下發了招募通知,只因為她剛生產9個月,趙明不同意她去。過了兩天,等到趙明自己在武漢安頓下來,他才通過妻子所在科室的護士長轉達了自己人在武漢的實情。


“剛開始她確實很生氣,但過了一兩天就好很多,畢竟武漢這邊有她的同事,她多少能夠放心些。”趙明笑稱,在廣東醫療隊,他也被視為“珠江醫院的女婿”。


趙明很年輕,2016年本科畢業。他說,“非典”在他記憶裡只剩醋的氣味;汶川地震時,他還在讀初中,給震區捐了5元零花錢。沒想到這一次,自己衝到了新聞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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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進行紀錄片調研和拍攝。

他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拍紀錄長片,來南都之前做過兩年編導,還當過一段時間的自由攝影師。當時,他暗訪過開在邊境上的野味店。如今回想起這些,趙明更覺得五味雜陳。


他說:“尤其在我成家之後,更理解安安穩穩過日子有多可貴。真希望這次疫情是一個夢啊!”


泡在病房上下班


來武漢之後,趙明每天儘可能跟著醫護人員上下班,在漢口醫院泡上五六個小時。


同事鍾銳鈞也蹲守在此,為抗疫一線的醫護們留下了一組震撼人心的肖像。鍾銳鈞說:“我們肯定都是‘密切接觸者’。但其實我還是相對安全的,畢竟拍這組照片是在隔離區外;趙明才是真的可怕,他幾乎每天都進呼吸病區。”


儘管每一次進入“紅區”都是全副武裝,但任何一處疏漏或突發狀況都可能造成暴露。趙明說:“怕是肯定怕的。我之前想過萬一被感染的情況,但再往下就想不下去了,還不如用平常心把工作做好。”


趙明第一次進入隔離病房是1月27日,“就一道門,走進去,裡面就是一群和死神拉扯的人。”在這裡,靜會讓人心慌。他在走廊可以清晰地聽見病房裡滯重的呼吸或者呻吟;護士們用小推車載著幾十斤重、炮彈似的氧氣瓶跑過時,車輪會發出刺耳的“吱吱”聲。有些廣州來的護士還沒有氧氣瓶高,見她們吃力地推著小車往病房跑,趙明也經常過去幫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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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20多瓶氧氣瓶擺放在武漢漢口醫院護士站外。

趙明說,最初那段時間,他每天都要哭一兩回,眼淚沙得眼睛疼,後來就努力勸解自己,“像個醫務人員那樣”去看待這些。


他不停地跟著廣東醫療隊上白班或夜班,拍醫護,也拍病人家庭的故事。“很多人在病房裡憋了很多天,特別想找你聊,有的說,‘你們記者是健康人,還每次進來跟我們聊天’,覺得是一種陪伴。”


病房中的人間百態,很快超出了他的預料。有的年輕人瞞著父母住院,有的老夫妻瞞著在外地的兒女和孫輩;有的病人在缺氧狀態下意識不清,一直想把氧氣面罩扯下來,家屬就用寬布條把病人的手綁在了床邊;有的病人自己是醫生,因職業暴露而感染,值班醫生很無奈地說,“安慰你是最難的,我要說的話,你都已經跟病人說過無數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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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護目鏡已騰上水汽,護士必須把藥瓶靠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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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醫院隔離病區,值班醫護對著一位不幸去世的患者默默站立。

在這個病區,ICU(重症監護病房)只是一個看似普通的房間,但悲歡生死都更高頻次地出現。在這裡,趙明採訪到了60多歲的陳先生。後者說,自己住在ICU的前13天,旁邊的床位換了7次,“他們都是站著進來,最後躺著出去。”有的逝者比他年輕。他崩潰過,絕望過,但一次都沒有哭。跟趙明聊的時候,他哭了,但他說這更多地是因為身體好轉,非常感激。2月27日,陳先生已病癒出院。


不久前,以陳先生為“旁白”的視頻短片《武漢ICU生死備忘錄》(戳報道鏈接)在南都app上線,播放量已達數百萬,許多人被深深觸動。


如趙明在片中留下的一句字幕,他們感受到了“拼命活著”的重量。


一起來也一起走


也是在隔離病房中,趙明認識了王欣,那個用共享單車騎行50公里回武漢的女兒。


王欣的愛人和6歲的孩子在孝感,但武漢是她的孃家。1月31日,得知父母都在武漢疑似感染,特別是看到母親的CT檢查報告顯示雙肺全白時,王欣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回去”。其時,武漢已“封城”,她就背上一揹包口罩,在孝感的家附近解鎖了一輛共享單車,一路騎回武漢。第二天,聽說漢口醫院有床位,她“馬上過去守著”,另一邊哥哥也努力說服父母,終於讓病重的母親住上了院。


趙明回憶:“她跟我說,大學畢業之後就去工作了,一直沒有怎麼報答過父母;現在這個節骨眼,她只能選擇以命搏命,回武漢盡一個女兒的責任。”從王欣的這次百里逆行中,趙明第一次覺得“責任感”、“使命感”這些詞不是大而虛的概念,而是“做人最基本的那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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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在漢口醫院拍攝間隙,他想跟廣東醫療隊一起回廣州。

之後在閒聊時,趙明向廣東醫療隊的很多隊員問了同一個問題:“為什麼要來?”很多人回答“職責所在”。醫生吳義說,這是他第二次來武漢,上一次是1998年“抗洪”;一位生於1995年的護士答,既然穿上白大褂,這個時候就要往前衝,沒得選。


趙明認為記者也是同理,既然選擇了這份工作,就應該儘可能在現場,把病區裡的故事紮紮實實地講出來。


離家一個多月了,他很想念妻子,每天都要把孩子的照片翻來覆去地看。不是沒有回去的機會。報社領導問過他,但他沒捨得跟廣東醫療隊的牽絆,“既然一起來,就一起走吧”。


記錄者大都有此“通病”。凡是自己在乎的故事,總想親筆寫下結尾。


採寫:南都記者 侯婧婧

攝影:南都記者 趙明 南方日報記者 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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