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強勢基督教文化下儒家文化及中國宗教的困境和出路

趙鼎新:強勢基督教文化下儒家文化及中國宗教的困境和出路

本文為芝加哥大學趙鼎新教授關於宗教題目的演講ppt。趙鼎新以綱要形式分析了當前復興儒家文化所面臨的瓶頸,對民間宗教和佛教在面對基督教迅速發展時的困境做出解釋,並對中國文化困境的出路提出了建議。

一、 古代中國以儒學為核心的宗教生態有如下特點


   1、宗教不能進入核心政治領域,因而呈現國家對宗教信仰的寬容性。


   2、任何宗教必須藉助儒家道德才能在中國具有生命力。


   3、以上兩個條件為那些以儒家道德為依託的、地方性的、致力於神秘主義(magic)的民間宗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4、於是就形成了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的包容性信仰體系(diffused religion)。

  

二、現代中國的宗教現狀


   1、中國基督教信仰者人數的增長變化。


   1)解放初:85 萬。


   2)1980年代初:300萬。


   3)目前:2,000 多萬(三自教會人數);7,000~13,000 萬(估計人數)。


   2、目前中國除基督教外其他宗教的現狀。


   1)佛教:香火興旺,但僧尼人數有限。


   2)道教:除了和民間宗教結合的一塊外,基本停滯不前。


   3)伊斯蘭教:在特定的少數民族內傳播。


   4)天主教:增長較快但遠不能和基督教相比。


   5)民間宗教:恢復勢頭強勁、人數不能估計,但對基督教的發展在大多數地方沒有能形成很大阻礙。


   6)儒學:在全國知識界非常受重視,同樣也越來越受到各級政府的關注,但卻發展緩慢且有很大的商業化傾向。

  

三、儒家文化所面臨的問題


   1、 三代新儒家不能走出書齋。第一代,如梁漱溟、張君勵、熊十力、馮友蘭等;第二代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等;第三代如杜維明、成中英、余英時及當前國內一些學者,均無法造就出像董仲舒、朱熹時代的一套“返本開新”的理論,或者說無法從儒家出發為現代國家制造穩定的合法性基礎以及一套能與民主政治相抗衡的在國內被廣為接受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內聖開外王)。


   2、民間與政府推進儒學所面臨的困境。


   民間自發活動或者是參加者十分有限(韓恆),或者是浮於形式。


   政府及知識分子的宣傳帶來了百姓的關注,卻給儒學商業化製造了契機(于丹現象、哲學系發財、各地孔學會的商業化)。


   地方官員的推廣正在製造著大量的劣質假古蹟和驚人的浪費,而其實質作用極其有限。

  

四、解釋上述變異和建議


   1、解釋變異的出發點——五個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的社會學機制:


   1)一個意識形態在世界上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有意識形態組織作為基礎。


   儒學在現代化後已經失去了科舉制以及宗法家族制這兩大組織基礎(當前推進儒學的三大困境均與這一點有很大的關係)的支撐。因此政府和知識分子的重視只能導致商業化。


   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佛教和道教的組織基礎並沒有因為現代化而受到根本性的摧毀,有的甚至對現代社會產生了適應。


   佛教:有常年經常的活動,但遠沒有基督教經常。其常規參加群體(僧尼)人數也比較有限(很難深入“群眾”)。


   民間宗教:因其鬆散性而能寄生在其他形式的組織上,但是在失去了宗法家族制的依託後,它的組織性也經常呈很強的鬆散性(除非發展成為 cult)。它雖然參加人數眾多,但大多數沒有常年經常的活動。如,河北涉縣的賽戲每年在正月十五一次此前排練三次;該縣的迎神活動也才一年二次,即正月初五和正月十四(歐大年、範麗珠,2006)。或者說能深入“群眾”但卻不能經常化,福建的一些村廟活動除外(甘滿堂,2007)。


   2)對一個成功的宗教來說,傳教者的企圖和結果必須一致,而接受者的企圖與結果則不具相關性。


   失敗的例子:學雷鋒(接受方的企圖是入黨做官,而宣傳方的企圖是造就共產主義戰士,因此學雷鋒運動的結果是造就了兩面派)。


   成功例子 1:改革開放下的國家和百姓的功利企圖獲得了一致。


   成功例子 2:中國人入基督教(人們的企圖是學英語、交朋友、打發時間、感受關懷、尋求神蹟等等)。


   作為以上機制的推論,我們有以下兩個機制:


   3)強調價值觀的宗教往往要比強調神秘主義或伴有功利饋贈的宗教更具有生命力。


   如果過度強調神秘主義,一個宗教的價值觀(傳教者的主要企圖及目的)就會被忽視,並且神秘主義一旦不能實現後會讓人們很失望。


   4)潛移默化的宗教傳播方式比宣傳式的傳播方式有效。


   這一機制揭示了為什麼道德教育一旦被總結為放在報紙上和課本里的“八榮八恥” 後,其教育效果往往不明顯。而宗教“教育” 的成功則在於其頻繁的情感性的禮儀把“道德” 通過潛移默化進行了 “內化” (古代科舉則是在為了考官而進行的多年學習中把儒家倫理進行了內化)。


   民間宗教因為其禮儀的不經常性和組織的鬆散性而缺乏制度性宗教那樣的潛移默化能力。目前通過學者和媒體對儒學的傳播,由於過度的“宣傳”傾向和鬆散的組織,成效不大。


   以上四個機制的綜合作用:


   第一,基督教(及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強大的組織基礎和對信徒不加過濾的積極發展,將大量的帶著形形色色動機的人士加以吸收。同時,它強調做好事與現世回報的無關性、以及它的以主日禮拜、講經班、青年聚會、家庭聚會等等頻繁的活動又把不同動機的人士通過潛移默化,逐漸改造成信徒。


   第二,中國的佛教、道教和民間宗教在面對大眾時都過度地依賴著宗教的神秘主義性質。同時,中國民間宗教的組織鬆散,而佛教和道教組織與基督教組織相比有很大的封閉性,且同時僅僅為大眾提供了非經常性的神秘性服務,很難對大眾進行潛移默化(僧尼除外)。


   5)在開放競爭環境下,零和宗教往往會比非零和宗教更具有生命力。


   關於這一點,任何東方宗教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著很大的,但是卻也不是不能克服的弱勢。


   2、從本文提出的五個機制的角度看各宗教的傳播潛力:


   3、近代中國政治對基督教在中國快速傳播的間接幫助:


   1)近代民族主義運動摧毀了儒學的組織基礎,並使中國失去了一個迫使外來宗教中國化的價值基礎。


   2)用理性信仰代替宗教性信仰的努力失敗後造成了信仰真空,為基督教傳播提供了絕好的土壤。


   3)對“五大宗教” 的“管理”造就了一批如同“國有企業” 式的缺乏進取心和競爭力的宗教(當然管理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政府卻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國際優勢來控制地下教會的發展。


   4、對中國文化困境的出路的建議:


   1)在中小學普及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古典教育,並將此作為單課加入高考。這樣做並不能在政治上打通內聖與外王,但是能潛移默化地向中國的下一代輸入一套價值觀。


   2)逐漸減弱對五大宗教的管理,迫使它們走向“市場”。


   3)鼓勵佛教向“人間宗教”的方向發展。


   4)中國愛國的基督教信仰者應該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積極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比如,重家庭倫理、重實踐理性、講和諧)基督教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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