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動脈-----我國光纜通信建設紀實

大 動 脈

──共和國“八橫八縱”光纜骨幹網建設紀實

張英 李正乾 張繼東

這是一群飛舞的光龍;

這是中國通信建設史上最宏偉的建構;

這是前無古人的大手筆;

這是支撐現代化大廈的一組基石;

這是信息迅速奔流的快車道;

這是共和國汨汨流淌的綠色血管;

這是一幅壯麗的畫卷;

這是飽蘸濃墨的氣壯山河圖;

這是千萬人共同奏響的合鳴;

這是大江東去的黃鐘大呂;

這是向世界展示中國的舞臺;

這是向高新技術進攻的戰場;

這是為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打基礎;

這是為中國在下一個世紀的騰飛作準備;

這是一部史詩;

這是獻給新世紀的璀璨的禮花;

這是鐫刻在神州大地上的一座永久的豐碑;

這就是你──共和國“八橫八縱”長途光纜骨幹通信網!

這就是你──為建造這張網而付出努力的所有人們!

題記:當我們接受這次任務,開始著手採訪、收集資料的時候,正是全國九屆人大確定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郵電部摘牌、信息產業部掛牌的交替時期。有人將我們這次採寫稱作為郵電部樹碑立傳的一次行動。而當我們接觸到與“八橫八縱”光纜有關的方方面面,當我們面對一個個光纜建設者們,我們從內心深切地感受到,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採訪,這是一次探訪工程建設者們心路歷程的艱鉅而神聖的使命,我們有責任紀錄下這一段歷史,有責任為建設者們嘔歌,為他們豎起一座永久的豐碑。

大轉折

從光說起

自從有了人類,便有了通信。

如今的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系統能比通信網覆蓋的範圍更廣,也沒有任何一個系統比通信系統更復雜。

在人類所傳頌的所有神話中,沒有任何神話能比對於通信的想象更讓人激動不已:在未來的信息社會中,世界上的任何兩個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能進行雙向通信,而且通信的內容不只是聲音,可以看到對方的一顰一笑,可以隨時傳遞文件資料圖表,可以歡迎感興趣的人參加進來共同討論,還可以遠隔千山萬水一起下一盤棋,甚至坐在家裡可以一改往日上班辦公、上學校學習、上圖書館看書、上商店買東西的習慣,用家庭電腦可以辦自己要辦的一切……這是一幅多麼美妙的圖景啊。而這一切,都需要有快速大容量的信息傳輸通道來承載,也就是說,要有信息傳遞的高速公路才行。

為了這一夢想的實現,通信,從它一誕生就開始了與地理距離和地理障礙的挑戰。

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和苦苦的探索,如果說本世紀四十年代誕生於戰火中的兩項創舉:原子彈和計算機,深刻地影響了人類文明的進展,使人類社會離開了工業化社會而叩響了信息化社會的大門的話,那麼在技術大發展的七十年代所產生的另兩項創舉:激光與光通信,則是從這大門外向裡射進的兩束強光,一下子照亮了人們前進的方向,使得原來還混混沌沌的未來信息社會豁然開朗起來。人們歡呼:光通信,未來信息之光。有了它,信息高速公路可以建造起來了。

我國長途通信的發展走過了艱難而漫長的歷程。從大清政府開辦中國電信一直到本世紀七十年代,整整一個世紀,長途通信全靠電線杆上架設的鐵線、銅線維繫著。那之後,才開始逐漸採用對稱電纜、中同軸、小同軸電纜,其數量還非常有限。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傳輸手段仍然是以架空明線為主、電纜、微波等為輔。而世界已開始了邁向光通信的步伐。落後了至少十年。可我們的祖先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燃起了烽火,開始了最原始的“光通信”。

且讓我們回過頭去再看一看。光通信的歷史幾乎是伴隨著人類對火的發現而迅速出現的。

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步伐是越走越快了,現在一天走過的路,遠古的人要走上千百年。但我們還是要對最早設想出烽火臺的人肅然起敬,儘管史書上沒有留下他們的名字。

人類發現了火、發現了煙、有了傳遞信息的需求,漫漫的歷史長河中便燃起了滾滾狼煙。

在茫茫的大海中,烽火無法點燃,便出現了旗語、信號燈。

儘管所傳遞的只是最簡單的信息,儘管學者們把這些火、煙、旗、燈的傳遞稱為“目視光通信”階段,但我們決不可忽視這些祖先的智慧對現代光通信發明創造者們的啟迪與提示。

一九六六年,被尊稱為“現代光通信之父”的英國華裔科學家高錕從理論上論證了光導纖維作為光波傳輸手段的可能性。

四年後,美國康寧公司拉制出了第一根可實用的光纖,證實了這一近乎神話般的預言,從而揭開了光纖通信蓬勃發展的歷史。

從電通信到光通信的跨越不僅僅是傳輸手段和形式上的變化,而是通信領域中一場深刻的革命,它不僅為通信網提供了近乎無限的帶寬資源,而且觸發了一系列觀念上的重大轉變。迄今為止,儘管光纖通信已經為世界通信的面貌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但其深刻而長遠的影響仍然難以估量。

中國在向現代化進軍中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

從進入本世紀九十年代起,中國的郵電通信部門為此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艱苦卓絕的八年作戰。

這是中國通信建設史上一次真正的大轉折。

制約的“瓶頸”

作戰不能脫離開中國的國情,不能脫離開中國當時通信的現狀。

我國的通信網起點很低,加之建國後三十年欠帳太多,直到一九八零年,全國電話機總數只有420萬部,話機普及率僅為0·49%,而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電話平均普及率已達14%。長途電路更加緊張,有的省會之間只有幾條直達長途電路,而且長途幹線中80%是脆弱的架空明線。國家平均每年給郵電的投資總額僅有一億元左右。

為了擺脫這種局面,一九八二年新組建的郵電部領導班子,在中央兩個六條指示的指引下,選擇了依靠政策、加快發展、擺脫被動局面的第一步戰略,堅持市話包乾,以話養話;簡政放權,實行經營承包;貫徹“四個一起上”方針,實行通信建設的分級承包。

一條條放水養魚的政策,啟動了我國通信的加速發展。到一九八七年底,我國郵電的固定資產總數比三中全會前增長了一倍半,市話交換總容量增長了兩倍多,電話普及率也增長了一倍多。

舊的矛盾緩解了,新的矛盾又突出了。地方通信網上來了,長途幹線不足的矛盾則更加加劇。

在一九八八年召開的全國首屆電信工作會議上,郵電部副部長朱高峰所作的工作報告中,對當時長途通信的緊張狀況曾做過這樣的概括:在傳輸方面,通信能力嚴重不足,自動化水平低,四級輻設網轉接次數多,電路太少,省會到省會間平均只有二十五條電路,省內地市到地市的平均電路數是十條,而縣間只有不到八條電路。如此狀況,造成整個電話網的疏通能力差、接通率很低,甚至相當一部分省際二級電路的長途電話基本上是接不通的。因此,電信遠遠跟不上形勢的需要。

在當時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版圖上,僅有京滬杭、京漢廣兩條縱向的1800路中同軸長途電纜幹線,大量的通信靠一排排掛著鐵線、銅線的電線杆維繫著。直到一九九零年底,全國只有10·6萬條長途業務電路,每千人擁有的通信主線條數僅6條,而美國為508·8條,日本為438·3條,俄羅斯為139·9條,分別是中國的80倍、73倍、23倍。

如此狀況,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求極不適應,長途通信成了中國大規模快速度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制約的“瓶頸”。

海南省省長給郵電部楊泰芳部長打來加急電報,“需要什麼條件都可以,只要給我電路。”要求解決海南與內地及港澳地區的出口電路。

山東省省長專程趕到郵電部,要長途電路。

美國新世紀公司的總裁準備在廬山投資1億美元建造一座現代化的國際會議中心大廈,苦於秀美的匡廬沒有一部直撥電話,只得挾著皮包走了。

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的福建省,沒有一條數字出口電路。

浙江省建了省內環狀微波網,可出省電路卻卡住了脖子。

經濟發達的蘇、錫、常地區,許多企業在深圳設有辦事處,當廠裡有事和辦事處聯繫時,白天電話掛不通,只好先發封電報約好,到夜裡的指定時間再撥電話。

蘇州到杭州這兩個“天堂”之間,近年來長途電話的增幅都在30%以上,可兩地間沒有一條直達電路,所有的電話都要通過上海這個“華東長途電話匯接中心”轉接。

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廣州,由於電信營業廳裡排隊打電話的人太多,被一家飯店看好,每天中午來送盒飯,排隊者喜出望外,生意極為紅火。

沿海發達地區是這樣,其他地區的情況也並無好轉。

安徽馬鞍山市請來幫助改造馬鋼的西德專家,由於在馬鞍山找不到一部國際直撥電話,不得不每晚驅車百里到南京下榻。

堂堂的江西省府南昌,因為沒有長途直撥電話,竟連一個國內的煤炭調撥會也接待不了。

擁有豐富資源和眾多重工業基地的東北地區,省際之間的電路嚴重超負荷,進關方向的電路溢出達94%,長途自動去話接通率僅為16%,比全國平均數低6個百分點,提起打電話,東北人說:“可把我們憋壞了,比坐火車進趟關內還費勁”。

處於我國“中軸”位置的北京武漢廣州沿線,長途通信業務猛增,致使該線的長途呼損率達到97%,如不果斷採取緊急措施,不僅會使長途電路陷入癱瘓,而且對全網的電路運行將造成很大危險。

沿長江的上海、武漢至重慶間只有8條長途電路,南京至重慶只有兩條長途電路,而且其中有的電路還是繞道北京才構通的,供需之間存在著300多倍的反差。

此外,就連西部的一些邊遠省區傳出的也是電話難打、通信緊張的呼聲。

在四川省企業傢俱樂部的聚會上,“窩”在蜀中盆地的一批國家大中型企業的廠長經理,圍著省郵電管理局領導磕頭作揖求郵電部門幫一把。

地處西部邊陲的烏魯木齊,往內地打電話,常常撥上百次也未必能接通一次,急得那些來中國的外商感慨地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給烏魯木齊打電話。

我們之所以在這裡不厭其煩地列舉這種種通信緊張的事例,是因為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國大地上,流傳著太多關於電話的故事。一個個外商來了,由於通信不暢,走了;一次次項目談判,由於通信未通,吹了;一個電話打十幾天;電話沒有馬車快;成也通信,敗也通信,喜也電話,惱也電話。在許多地方的基礎設施建設中,通信甚至被排在了第一的位置,“要想富,先通電話再修路”。許多前來洽談生意的外商,“一問電話二問路,三談項目四談住。”

被毛澤東稱為“順風耳、千里眼”的通信神經,被周恩來譽為“國脈所繫”的通信動脈,共和國在呼喚你,現代化需要你,人民在期盼你。

一時間,在潮湧般的需求面前,中國的通信部門被推上了現代化陣地的前沿。

郵電部楊泰芳部長到基層考察,在南京電信局的長話機房,他抓起一大把深圳方向的積壓話單,問隨行人員:“能不能再給他們增加一條深圳方向的長途電路?”得到的回答是:“現有的通信幹線已經彈盡糧絕”。

在深圳局長話機房,楊部長看到深圳到成都的長途電話撥叫三百次只能接通五次、撥叫武漢二百次也只接通五次、撥叫東北的長話忙時接通率僅為1·2%時,焦慮地問計劃部門的同志:“幹線什麼時候能改善一下?”得到的回答是:“目前在建項目很少,儲備項目更少,而且一級幹線建設資金十分微薄。”

共和國的郵電部長心情沉重,一次次在網管中心那佈滿告警紅線的大屏幕前沉思……

中國的通信建設,在沉思中,悄悄開始了自己轉折的步伐。

戰幕拉開

面對著共和國的通信現狀,轉折首先從郵電部的科研、規劃、設計、計劃等部門拉開了戰幕。

從一九八四年起,郵電部規劃所在全國通信網上設了264個業務流量流向監測點,然後每年根據測報的數據對全網運行情況進行一次分析。

一九八八年十月,當專家們對計算機彙總出來的數據進行分析時,發現長途電話的業務流量曲線出現了幾組“反常”:

──業務起落的馬鞍型曲線消失了。任憑社會經濟“冷”也好、“熱”也好,業務旺季也好、淡季也好,業務增長的曲線一直堅挺地上升,有升無落。這使專家們意識到,長途通信網的供需間隙已被擠佔完畢,如不打破常規,加快網路建設,全網運行將呈現惡化的趨勢。

──電話業務結構出現了倒金字塔。不僅整個長途電話業務增速超過市內電話,而且長話業務中,還呈現出地理跨度越大增速越快的趨勢。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全國長途電話平均增長率為18·15%,其中省內增速為15·46%,省際增速為29·6%,而跨大區的增速達33·1%。形勢要求我們必須把跨省的長途一級幹線的建設調整到最突出的位置上來,而這恰恰是“七五”計劃最薄弱的環節。

──通信業務流量流向急速向東南沿海傾斜。短短几年間,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幾省的郵電業務總量佔全國的比重由20%上升到30%,一九八八年預計要超過35%。一九八八年上半年全國長途電話業務電路平均每條每月去話量為800多張,而南沿海地區一條電路每月去話量高達4000多張。

一組組數據,一條條曲線,規劃所的專家們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也感到了自己肩上擔子的沉重。

強烈的責任感驅使他們在短短的幾天時間內趕寫出了一份緊急報告:必須儘快調整通信建設的步伐,加快通信幹線網的建設速度;幹線建設要根據需求和“卡脖子”的程度按輕重緩急分先後合理安排,同時,要有網的概念,要考慮到以後全國長途通信幹線的最優組網;在建設中應儘量採用世界上已經成熟的先進技術。

報告來不及打印,顧不上編文號,直接呈給了郵電部的幾位領導,字裡行間充滿了這些專家們的急迫、焦慮和拳拳的報國之心。

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份報告,仍然能從中感受到一種激情,一種對國家、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和知識分子在通信建設大轉折的關頭急速跳動的一顆顆火熱的心。

與此同時,從江城武漢和中原鄭州也傳來了信息。

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作為我國第一個光通信開發研製基地,一直在緊緊跟蹤著世界上光通信的動態。從八十年代起,一些發達國家加速了對光通信的開發研製,開始在長途幹線中大量應用光纜,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年的兩年中,世界光通信的發展突飛猛進,美、日、英、法、德等國家相繼宣佈國內不再建設電纜長途幹線而以光纜代之。國際光通信商用勢頭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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