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無所謂幸福，也無所謂不幸。”
“是嗎？你這麼一說，感覺似乎也是。那，男人呢？”
“男人就只有不幸。男人總是在和恐懼奮戰。”
這段“頹喪”的對話是日本有名的作家太宰治《維庸之妻》裡的文字，《維庸之妻》是作家太宰治的女性獨白體短篇小說。
太宰治的小說中必然隱含著其戰爭體驗的映射，這個故事裡他採用女性為第一視角敘述的方式，通過“她”的視角看戰爭為昭和時期環境下的人，關於生活、愛情、精神、自我價值等的心理獨白。以主人公的角度展現出那個時代女性精神的覺醒與覆滅，亦為為探究太宰治本人的戰爭觀念、所見的戰爭情況提供了一扇窗口。
太宰治（1909年-1948年），本名津島修治，男，日本小說家，日本戰後無賴派文學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說《逆行》、《斜陽》和《人間失格》等。太宰治的作品創作可以分為三大階段。而《維庸之妻》（發表於1947年），正屬於他創作後期的作品。這個階段的作品充分表達出了毀滅意識與永不妥協的思想。
在《維庸之妻》中，他以女性獨白體的方式，講述了一個沒落貴族詩人與一個傳統日本妻子，在面對生命的崇高價值逐步幻滅後，被生活的消極因子逐步吞噬的故事。
這反映了戰後一片廢墟的日本整體的國民情緒，尤其是《維庸之妻》中的女主人公，雖如蒲公英一般，試圖衝破生活的重壓旺盛地生長，但也沒有逃過頹廢的大環境而沉淪其中。凸顯了女性意識的覺醒與覆滅。
01《維庸之妻》以女性獨白體的寫作手法，映射戰爭體驗的同時，亦為昭和女性史研究提供重要參考
太宰治所處的時代——“戰終”之前的昭和時代是一段政治環境動盪不安、流血衝突此起彼伏、極端思潮粉墨登場的特殊時期。受戰敗頹廢思潮的影響，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集體“生而絕望”。
受時代影響，太宰治的小說具有強烈的私小說特質，但其中又包含著豐富的戰爭體驗與時代屬性，因此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私小說在寫作模式上強調對實際時空進行虛化處理，但寫作這一行行為本身卻具有時空性，即作家必然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與社會關係內進行創作的行為。
因此，太宰治的私小說作品中必然隱含著其戰爭體驗的映射，這為探究太宰治本人的戰爭觀念、所見的戰爭情況提供了一扇窗口。
而在這些作品中，女性獨白體小說又頗具有代表性。許是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太宰治從小對女性便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在文學作品中展示出來的就是大量的描寫女性。
在成長過程中，他先後經歷與母親分離、乳母叔母離別，使得他對女性產生了一種即渴望又恐懼及嫌惡的矛盾心理。基於這種心理，他寫出大量女性題材的作品，《維庸之妻》便是其中之一。
但在這本書裡，敘述者和作者的關係是不同的，《維庸之妻》裡的阿幸源於太宰治的觀察，故而為昭和女性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02《維庸之妻》一書中，太宰治冷靜地展示男權社會中女性的艱難遭遇，以女性角度展現意識的覺醒與覆滅
在書寫過程裡，太宰治冷靜地展示著男權社會中女性的艱難際遇，他採用女性第一視角進行描述，字裡行間情感細膩，甚至讓人忽略這是出自男人之筆的書籍。將女主阿幸試圖衝破生活重壓的期望到最終沒能逃脫命運擺佈的變化刻畫的淋漓盡致。
最初兩人對待生命是兩種不同態度。大谷很消極，總想自殺，彷彿有一種向下的力量拖著他，並因此放浪形骸，或許他是在對抗貴族身份家道中落，對抗自己作家夢想的幻滅；而阿幸與之相比要積極很多，她出身平民，沒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
最開始的阿幸千依百順。即便不受丈夫重視，家徒四壁，一度懷疑孩子身體出了問題卻沒有錢去看病時，她寧可接受各方接濟將生活苟延殘喘的進行下去，也仍未想過要做出任何改變。
她的變化又為夫還債開始。當債主找到家中得知丈夫盜竊他人錢財的時候，她挺身而出承諾還債。當她帶著孩子坐上電車時，看到車頂掛著的有丈夫名字的海報時湧出眼淚。那一刻她清楚地明白生活唯有自己去面對，丈夫不是她的依靠。
決定主動打工起，是阿幸自我意識的短暫覺醒。在酒館，包括大谷在內的客人都不再以大谷妻子稱呼她，而是起了一個嶄新的名字：阿幸。這裡暗示了她脫離大谷已成長為一名獨立的新女性。
《維庸之妻》劇照
然而當一切都在看似變好的境遇下，她被店裡的客人玷汙了。這裡的“玷汙”既是事實，又具有象徵意義。
這件事體現了個體，尤其是女性在大環境下的無力感。縱然努力過，終究還是被時代的情緒裹挾和碾壓了。阿幸清醒地認識到，在如此混亂的時代，在人人視道德為昨日之物的時代，要想活下去，只能自己保護自己。
當理想和信仰等崇高的價值變得幻滅，對大谷來說，活著不如死了解脫；對阿幸來說，“即使人面獸心又能怎樣呢？我們只要活著就行了。”
03《維庸之妻》看似探討兩性關係，實則披露出經歷了戰爭毀滅性傷痛的人類，對於生命重新的認知與救贖
《維庸之妻》關於生命的討論極其直白。大谷多次表示自己想死想得不得了的心情，另一方面他又暗示自己死不了一定是冥冥之中有神靈不讓他死。
不僅如此，大谷常常害怕地鑽進妻子的被窩中，唸叨著“好可怕，好可怕啊。我好害怕啊，救救我！”表現出戰後日本男性“生而絕望”的心態。
再看阿幸，儘管最終仍然未衝破重壓，但短暫的覺醒讓兩者的身份認知出現顛倒。
故事最後大谷仍然不承認偷盜的錢他用來花天酒地，而是說他是為了讓妻兒好好過一個新年。雖然未寫明，但文中留下的種種伏筆都表現出大谷無顏面對妻兒的負罪感，以及對迴歸家庭重獲家庭接納的嚮往。
太宰治在《維庸之妻》中看似在探討兩性關係，實則披露出經歷了戰爭毀滅性傷痛的人類，對於生命重新的認知與救贖。然而傷痛一直存在，生命的救贖何時到來卻成了未知。
04結語
太宰治曾說過“活著是一件很要命的事。到處纏著鎖鏈，稍微一動，就會淚如泉湧。”
他選擇女性獨白體的方式，以第一人稱主人公的角度，展現戰爭時期女性在男權社會的艱難際遇，短暫自我意識的覺醒在頃刻間覆滅，亦通過故事展現他所看到的被戰爭摧毀了的家庭悲哀。
《維庸之妻》最大的貢獻在於太宰治通過文學對戰爭的映射，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法將對這個時代無力的對抗體現的淋漓盡致，更讓社會看到女性意識的覺醒，儘管它曇花一現，仍深刻表現出了女性在日本國民性中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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