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讓我們切身感受到“風險”一詞的含義。
在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看來，我們生活在一個“風險社會”。
他在經典作品《風險社會》提出了現代人生活在“風險社會”的重要診斷。19世紀的現代化消解了等級僵化的農業社會，開創了工業社會的結構圖景；而當今的現代化則是消解了工業社會的輪廓，在現代性的連續性之中，另一種社會形態正在形成。
未知的、意圖之外的後果
成了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
它使這個星球上
所有的生命形態都處在危險之中
《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烏爾裡希·貝克 著
張文傑 何博聞 譯
“風險社會”的主要特徵在於，人類面臨著生存的風險，而這種風險正是由工業社會所製造的。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充斥著組織化的不負責任的態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風險的製造者以風險的承受者為代價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貝克認為，西方社會中的主導性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僅捲入了風險製造，而且參與了對風險真相的掩蓋。貝克力倡自反性現代化，其特點是，既洞察到現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試圖以理性的精神來治療這種困境。
下文摘編整合自《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的《醫學亞政治： 一個極端案例》，有刪減，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為什麼今天的“慢性病”急劇增加？
依照其公開的自我理解，醫學服務於健康。事實上，
醫學開創了全新的局面，改變了人與其自身，與疾病、苦難和死亡的聯繫，它甚至改變了世界。為了認識醫學的革命性影響，我們無須鑽入各種評價的灌木叢。這些評價有時把醫學看作救世許諾，有時又把它看作幼稚幻想。人們可以爭論醫學是否切實改善了人類的福祉，但無可爭議的是，它的確促進了人口的增長。在過去的三百年裡，地球上的人口增加了近十倍。這首先應當歸功於嬰兒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
在歐洲中部，假使未來幾年的生活形勢不出現急劇惡化，不同社會階層成員的平均預期壽命可以達到70歲，這在19世紀看來就已經是“高齡”了。這一結果主要反映了衛生條件的改善；如果沒有醫學研究的成果，這是不可想象的。
由於營養和生活條件的提高，死亡率出現了下降；並且有史以來第一次，人類掌握了對付傳染病的有效方法。於是，世界人口出現了急劇增長，特別是在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這些國家還面臨著飢餓、貧困等重大政治議題和快速增長的不平等。
烏爾裡希·貝克，(Ulrich Beck，1944—2015)，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生前為慕尼黑大學社會學教授，同時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和巴黎人文之家基金會(FMSH)任教。貝克是“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主要學術興趣在於現代社會的轉型，其專業領域涉及政治社會學、科學社會學、技術社會學和環境社會學，並提出了風險社會、第二現代性、自反性現代化、世界主義等若干重要概念。
在當前的醫學發展中，診斷和治療出現了分離。因而，就醫學對社會的改變而言，有一個不同尋常的維度進入了我們的視野。
科學診斷的全套儀器設備，大量湧現的心理診斷理論和術語，對人的身體和心靈的“深層”所迸發的前所未有的科學興趣：所有這一切都脫離了治療能力，並開始責備後者“拖了後腿”。（Gross et al.，1985： 6）
結果，所謂的“慢性病”開始急劇增加。換句話說，多虧有了更靈敏的醫療技術設備，這些疾病才能被診斷出來，但目前尚無有效的方法治療這些疾病，就連相應的希望也看不到。
醫學在其最發達階段製造了它稱之為（暫時或永久）無法治癒的病理狀況。這種病理狀況不僅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生活處境和危險處境，也跨越了現有的社會不平等體系。
在20世紀之初，40%的患者死於急性病症。到了1980年，急性病在各種死因中只佔1%。而在同一時期，死於慢性病的比例從46%上升到了80%以上。在這類情形中，生命在終結之前，需要越來越頻繁地經歷較長時間的痛苦。1982年的人口抽樣調查顯示，960萬登記有健康問題的聯邦公民當中，接近70%是慢性病患者。伴隨這種狀況的發展，最初治癒意義上的醫學越來越像是例外。
儘管如此，這已經無法再證明醫學的失敗，因為恰恰是醫學的成功使人處在了疾病當中——醫學有能力憑藉先進的技術作出診斷。
診斷技術的“進步”，讓疾病開始泛化
這樣的發展包含了一個醫學和社會政治意義上的轉向。直到今天，我們才對這個轉向的深遠影響有了認識和感知。在19世紀的歐洲，醫學取得了職業化發展。醫學通過運用技術消除疾病，對它實現了職業化壟斷與管理。疾病或病痛被批量委託給醫療機構，以便依靠專家實現外在的掌控。在營房一般的“醫院”裡，醫生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消除”疾病，而在很大程度上，病人對此一無所知。
與此相反，今天的病人需要獨自面對疾病，或由那些毫無準備的機構來接手——家庭、職場、學校、公共領域等。這樣的病人依舊在應對疾病方面一無所知。艾滋病這種快速傳播的免疫缺陷只是其中最引人關注的例子。
由於診斷技術的“進步”，疾病也開始泛化了。一切都“生病”了，要麼現在“生病”，要麼有“生病”隱患——這已脫離人的實際感受。
相應地，人們再次提起了“主動患者”的形象，再次呼籲結成“工作聯盟”。在這種聯盟中，醫學把病人指定為自己疾病的“輔助醫生”。但居高不下的自殺率表明，這種急轉彎讓病患感到多麼難以承受。例如，慢性腎病患者需要依靠定期的血液透析才能維持生命，他們的自殺率在各個年齡段都要比普通人群高出六倍（相關內容，請參見St.ssel，1985）。
有關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的可能性最近剛剛由醫學付諸實踐，這當然有理由點燃輿論情緒。但公眾的討論是在“試管嬰兒”這一標題的誤導下進行的。這項“技術進步”的主要內容包括：
人類胚胎髮育的最初48到72小時，即從卵子受精到早期細胞分裂的這段時間，由女性的輸卵管轉移到了實驗室裡（在玻璃器皿內）。所需的卵子以手術方式（腹腔鏡檢技術）從女性體內獲得。在此之前，需要用激素刺激卵巢，使其在一個週期內排出數個卵子（超排卵）。卵子在含有精子的溶液中受精，並培養至4到8個細胞的階段。隨後，只要胚胎髮育正常，它就會被植入母體子宮。（Daele，1985：17）
體外受精的運用是為了滿足患有不孕症的婦女對孩子的熱切渴望。到目前為止，大多數醫院只把這種治療方法開放給已婚夫婦。考慮到未婚同居的廣泛流行，這種限制顯得十分過時。但另一方面，如果把這種技術開放給單身女性，這就會帶來全新的社會關係，而其前景在今天還完全無法預判。我們在這裡討論的不是離婚之後的那類單身母親，而是那種有意為之的、沒有父親的母親身份。這是史無前例的。這裡的前提條件是：非伴侶關係的男子捐獻精子。在社會意義上，沒有父親的孩子就會因此而出現，其父母可以還原為一位僅有的母親和一位匿名的捐精者。最終，這一發展將廢除社會意義上的父親，只保留生物意義上的父親（在此，所有血緣意義上的父親身份所引發的社會問題都將難以得到解決，如家世、遺傳特徵、撫養權或遺產繼承權等）。
疫情醫療技術提出的新倫理問題
醫療技術（還有其他沒有提及的方面）的發展提出了諸多倫理問題，而這些問題使傳統的文化慣例不再有效。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有很多出色的討論（另請參見Jonas，1984；L.w，1983）。
舉一個例子。產前診斷和胎兒外科手術也製造了全新的問題與衝突情境。換言之，可以對尚在母體內的胎兒進行外科手術嗎？就此而言，母親和孩子的（生命）利益在產前就已經分開了，雖然她們在肉身上還是一體的。診斷與手術的可能性逐漸增加，疾病的界定也因此擴展到尚未降臨的生命之上。對懷孕的母親（或付費的代孕者？）和在其腹中成長的孩子來說，手術的風險及其後果製造了對立的風險處境，而這與治療專家和被治療者的意識及意願完全無關。這個例子同樣證明，通過醫學技術的發展，社會分化如何可能超越肉身一致性的界限而擴展到身與心的關係上。
但這裡吸引我們的是另一個方面，而此前的討論只是對此稍有觸及：（醫學）“進步”的行動結構是這樣一種常態，它可以未經同意就徹底改變人們的社會生活條件。這一切是怎麼做到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公眾，為什麼只在事後對這場寂靜無聲的社會文化革命的後果、目標和危險發出疑問？公眾質疑的是人類遺傳學專家這個小幫派的職業樂觀主義。這群專家本身毫無影響力，卻常常沉浸於他們的科學之謎。
談論“進步”意味著預設了主體，這樣的主體被設想成萬事萬物的最終受益者。可行性思想與行動一經釋放便指向了作為客體的對立面：支配自然並增加社會財富。當技術上的可行性和可塑造原則開始侵犯主體本身，侵犯其在自然和文化意義上的生育條件的時候，從表面上的連續性來看，進步模式的根基就被抽空了。市民的逐利抵消了公民的生存條件，而按照工業社會流行的角色分配，民主發展的線索最終應當緊握在公民手中。由其普遍化之後的情形來看，支配自然已經在最真實的意義上悄然變成了對主體的技術支配，但這種支配最初意在效勞的啟蒙主體性的文化標準早已蕩然無存。
首先，這裡出現的事物（醫學技術的“進步”）雖然在表面上具有一致性，實際上卻是獨一無二的。縱使我們必須承認，人類的發展內含某種程度的自我創造和自我變革。縱使我們已經看到，歷史設定並培養了人類的各種能力—改變或影響人的本性、創造文化、操縱環境，以及用自己製造的條件取代自然演化的約束。
其次，我們正在悄悄送別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時代，而這也無需任何人的同意。在有效性和匿名性的協同作用下，醫學亞政治的塑造權不斷加強。在這個領域，超越界限無疑是得到默許的。
醫學亞政治改變社會的有效範圍遠遠超出了政治的影響半徑，不僅如此，這種改變作用也只有在穿過議會辯論的煉獄之後才會變成現實。在這種意義上，醫院和議會（或政府）具有相當的可比性。就其對社會生活條件的塑造和改變而言，它們在功能上甚至是等價的。但從其他方面來看，它們又是根本不可相比的。因為議會既沒有相近的決策範圍，也沒有可比擬的機會來把決策付諸實施。一方面，醫院的研究和實踐破壞了家庭、婚姻及伴侶關係的基礎；另一方面，議會和政府則在討論縮減衛生系統開支這樣的“重大議題”，其目標是限制和迴避。然而誰都明白，意圖良好的方案和對該方案的實際執行完全是兩碼事。
醫學的亞政治
相比之下，醫學亞政治領域對於界限的超越既無方案也無計劃，其可能性全在“進步”的邏輯之中。
人們對亞政治的職業（或其“不完善”形態：工作）塑造權的生成條件普遍產生了興趣。這裡有數個前提條件。
第一，職業群體必須從制度上確保研究渠道的存在，從而為自己打開創新之源。
第二，職業群體必須從根本上為新手（共同）確定訓練的規則和內容，從而保證職業規範和標準的代代相傳。
第三，經訓練而獲得的知識與能力必須在一個專業化監督的組織裡得到實際運用，這是最根本也是最難克服的障礙。
只有實現這些條件之後，職業群體才有了使研究、訓練、實踐相互交織的組織化庇護。也只有在這種架構下，實質的塑造權才能在無需社會同意的情況下獲得發展和增強。這種“職業化權力集團”的典範正是醫院。
在其實踐領域，即診斷和治療方面，醫學不僅控制了“學術創新力量”，同時也變成了“醫學進步”事業的議會和政府。即便是作為“第三方勢力”的法律系統，它在裁決“醫療事故”時也不得不訴諸由醫學建立並監管的規範與事實。從理性的社會建構的角度來看，這種判斷最終只能由醫學從業者來完成，而不是其他人。
在醫學有組織的壟斷框架下，社會公認的“健康”和“疾病”失去了預先存在的“天然”屬性，而成為某種可在醫學內部生產的數值。就此而言，“生”與“死”不再是人類不可觸及的固定價值或概念。毋寧說，社會公認的“生”與“死”經由醫生之手而具有了某種偶變性。我們必須重新釐定這一事實及其不可預見的意涵，而生物醫學制造的事態、問題和標準構成了這一切的背景和基礎。因此，隨著心腦外科手術不斷取得進展，我們需要在各種不同條件下判定一個人“是否”死亡，例如，大腦死亡而心臟仍在跳動，或者心臟功能依賴於複雜儀器的人工維持，或者腦功能部分損傷（所以患者長期處於“無知覺”狀態）而身體其他機能完好。
一小群人類遺傳學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可以在毫無意識和缺乏計劃的情形下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在表面上，這是他們具有依附性的職業實踐的常態。
洞悉人類生存困境
《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烏爾裡希·貝克 著
張文傑 何博聞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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