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許紀霖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採寫 | 徐學勤
來源 | 新京報文化客廳
新京報：這個疫情下的漫長假期，你是怎麼度過的？心態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許紀霖：到目前為止，我的假期分為兩段，以2月7日為界限。在此之前，我過得比較從容，每天的生活在“三個世界”裡遊走：第一世界，關注疫情及相關的動態；第二世界，做自己的專業研究，完成了一篇關於“五四運動”中虛無主義的論文；第三世界是休閒娛樂，看電影或者到公園散步，心態比較平和，不太焦慮。
但是，2月7日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疫情在繼續，武漢令人焦慮，各種事態令人憤怒。現在第一世界在擴張，第二世界的學術研究，雖然已經基本看完了第二篇論文的史料，有了基本框架，但總是有點心不在焉，無法真正投入。而第三世界的休閒娛樂，已經變得於心不忍。
新京報：你一直在做思想史的代際考察，對於此次疫情中年輕人的表現，你有何觀察和評價？
許紀霖：面對這個特殊時刻，年輕一代的表現是分化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90後”和“00後”。他們有一部分人開始突然意識到，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原來是這麼緊密地關聯在一起，他們以前對這種關聯性是缺乏感覺的，即使有，也是正面的：國家強大，我也驕傲。
但這一次，家國與個人之間的關係，顯然是另一種呈現。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如果人生當中有一個心理成熟時刻的話，那麼恐怕就是此時此刻。
但是，我也注意到另一個現象，因為特殊時期大家只能待在家裡，通過網絡，在一個個半封閉的聊天群裡進行人際交往。在好多群裡，大家都閉口不談與疫情相關的話題，反應都很淡漠；如果有，反而是那些抖音上的搞笑視頻才會有市場。
最讓我吃驚的，是前些天晚上突然流行的掃把直立，竟然風靡整個網絡，成為好多群的爆點。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為什麼許多年輕人普遍迴避災難？在事關民族和個人的危機面前，會如此冷漠？當然，從心理學角度很好解釋，人在恐懼時會本能地逃避，就像當人在電影院裡，看到恐怖鏡頭時會本能地用手捂住眼睛。
不看，不想，不參與，以此形成一種心理防衛機制，來克服內心巨大的恐懼感、不安感或負疚感。我相信一定有這個因素。
但是，除了心理自我保護機制以外，還有沒有一些更深層的東西呢？
我不相信他們內心是沒有想法的，但經過這麼多年的應試教育，他們習慣於接受一個標準答案，失去了思考能力和向公眾表達的能力。
朋友圈和微信群也是一個公眾場合，許多人因為長久地不去獨立思考，這種能力就退化了。也許他們並不是真的冷漠，只是當他們需要展示自己內心真實想法和情感時，他們的頭腦是被掏空的，無從表達。
也有這樣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只要不涉及自己直接的利益，不聞不問， 即使是有想法的，也儘量不去想，經常會說：“想這些有什麼用呢？”有一種強烈的無力感，因為沒有用，所以就不去想。
他們想要的是即刻回報，奉行的是馬克斯·韋伯的工具理性，不思考太抽象的、與自己無關的價值與意義問題，只是想如何採取最有效的手段，達成可達成的具體目的，如果不可能，即使是“可欲的”，我也不去想、不去努力。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深入骨髓的虛無主義，既沒有一種明確的人生價值，又缺乏前面我說的責任倫理。
那麼，今天的學校教育到底缺什麼？我認為，缺的是一種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缺的是對人生和生命的深刻理解。
因為缺少生命教育，我們塑造出來的年輕一代，彷彿被掏空了心靈，掏空了情感，掏空了意志。
腦子是清楚的，情感是冷漠的，心靈與大腦分裂，從中學時代學會的分裂人格，一切以工具理性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
我們這代也有這樣的人，但“90後”一代已經成為普遍的精神症狀。我們的教育只灌輸知識，但沒有從心靈層面指導他們，於是，他們到了社會之後，會成為韋伯說的“沒有心肝的專家”，心裡只有冷冰冰的數字，沒有活生生的人。
新京報：這代人從小就接觸互聯網，網絡空間的虛擬性與這種社會冷漠症是否也有一定關係？如何才能改變？
許紀霖：是有關係。這段居家隔離的日子，老一輩人可能會非常痛苦，因為他們失去了與親友鄰里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同時又不太喜歡網絡上的互動，但年輕人平時就是靠社交媒體互動，因而疫情期間照樣如魚得水。
這裡涉及一個問題，就是缺乏在現實世界真實交往互動的人，往往會顯得不著地。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交往的都不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就像網戀一樣，那都是想象的、片面的、被抽象為符號的人，很難激起同情心和憐憫心。
這也是虛擬世界交往絕對代替不了現實交往的原因所在。網絡媒體的虛擬交往，有時會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加遙遠。
人與人之間，之所以能夠產生同情心、憐憫心，是因為會形成一個“我與你”的關係，而不是“我和他”。
按照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的說法，“我和他”是一個主體和客體的關係，“他”是沒有靈魂和生命的，是和“我”不一樣的慾望客體；而“你”和“我”是一樣有情感的，是可以將心比心的，而且這個“你”不僅可以是人，甚至可以是養過的寵物。
但是，如果沒有真實的生命陪伴和交往的話，哪怕虛擬社交再熱烈，也只會是一個慾望的對象。
因而，社會應該為年輕一代創造更大、更自由的真實交往空間，不要壓抑這個公共空間，壓抑的後果就會產生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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