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持续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站上了风口浪尖。
从前期被问责，到后续政策出台。国家机器的力度和效率，让闭门不出的人们感受到了远超“非典”时期的管控压力。
小六子人在深圳，这里的网格化筛查和实名制乘车，只是人类社会防御病毒侵袭的冰山一角。仍在增长的确诊病例数表明，拥有更久远进化历史的传染病，仍然掌握着先机。
但人类并非毫无长进。
过去，疫病被认为是鬼神司管的惩罚工具，是潘多拉盒子里不可告人的东西。直到19世纪，显微技术的发现，才让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有了形状、颜色，甚至姓名。
在漫长的疫病变化历程中，中国的医学也从神祗的时代，演变为实验的时代，又在欧风东渐下，向科学的时代迈进。与之同步行进的，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医术，也有公共卫生的行政管理水平。
麦克尼尔曾在《瘟疫与人》中写道，传染病将一直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和决定因子”。言下之意，人类的文明与病毒的迭代紧密相关。
回看过去，小六子发现，疫病真的不仅仅关乎“疫”与“病”。
中国对瘟疫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至殷商时期的一块龟壳。
当年不知是哪位巫师，用甲骨文写下了“疒役”二字，用来占卜疫情的严重程度。
当初，古人普遍认为，最可怕的瘟疫皆由某种不知名的怪兽肇始。《山海经》就写：“有兽焉......见则天下大疫”，但没有对怪兽长什么样子做出描述。
《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五四进一步指出，该怪兽乃“鸠喙圆目”的凤鸟。只要此鸟现身，被人看到，则瘟疫必来。
隋唐时期，交通发达导致中外交流频繁，疫病的爆发日益增多。宋元以后，中国政经中心由北向南推移，也让更多前所未见的传染病暴露出来。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疫病多数由寄生虫导致。但古人不知细菌，只能用“气”的侵袭，对人体一切传染病因做出一以贯之的诊断。
最典型的中医传染病分析，离不开“六淫”。即以风、寒、暑、湿、燥、火，为瘟疫的病因。举个例子，《史记》中写“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指的就是“六淫”中的“湿气”。
但“六淫”终究无法解释晚清医者谢利恒亲眼见到的“
天行之病，变态多端”。后者十分类似于当下由高突变率RNA病毒带来的不定疫情，显然已经远远超出古代“温疫论”的学术范围。
令人无奈的是，对先人怀有崇敬之心的传统医者面对新型疾病，仍坚持对照经典，动辄捧读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
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怎么能运用这千年以前的过时疗法，对抗完全陌生的疫情。
许多人很快发现求医无用，只好回溯上古中国的玄学疗法，去求神拜佛、延请巫师，指望能在生死存亡之际得到神灵的庇护，驱邪治病。
关于中国古人求神治病的记载，充斥着府志、县志、地方志。其中大多显示出非同凡响的规模和排面儿，耗资巨大，折射了当事人强烈的求生意识。
总体上，古代“神疗法”包括：请、送、冲喜和叫魂。
请，指去庙里求神占卜，根据不同患者的病症，拜五通神、药王、痘神、关帝、总管等等。
送，指送走病祟，需病重者家供佛马，煮猪头，焚香点烛，以祀巫者，又叫“敲猪头”。
“冲喜”和“叫魂”就更常见了，在当代乡村仍可见到。前者需患者找人结婚，用喜事冲掉霉运；后者专攻“失魂病”，病情严重时需三个人操作，一人抱患者家的烟囱（别问没有烟囱怎么办），一人持秤杆，一人背竹篓。
持秤杆人先呼叫“XXX（患者名），屋里来！”，再由另两人应答。如此反复，三个人从患者发病的地方一直叫到家里，才算一个疗程。
你先不要对以上“封建迷信”的做法嗤之以鼻，别忘了，古代百姓缺乏医疗资源，连专门的医疗机构都不具备。对他们来说，再不靠谱的做法，只要有一个人说管用，都意味着一线生机。
19世纪末，清晚期，全国上下唯一堪称医院的，仍只有专供皇族统治者使用的“太医院”。哪怕官吏朝臣也不能保证在患病之后得到及时治疗。人们在服下很可能没用的药物之后，必然求神拜佛，双管齐下。而鬼神的“安慰剂”作用，在轻症患者身上，竟时有成效。
遗憾的是，当致死率高、传播率光的恐怖疫情出现，古人便连这最后一道防线也不具备了。
20世纪初导致六万中国人死亡的鼠疫，终于让掌权者痛定思痛，后知后觉地扳开了公共医疗卫生的大门。
1910年，鼠疫在东北三省爆发，到第二年4月，已经波及天津、北京、山东等城市，造成六万多人死亡。
如此大面积的感染和致死率，与疫病暴露之初，清政府不够重视脱不了干系。
据记载，当时“官方除将病人隔离，规定死亡后，酌给埋葬费外，并无具体防治办法”。
直到鼠疫在一个多月内蔓延至吉林、黑龙江，造成19000多人死亡，清廷及地方政府才予以重视，采取措施。
恰恰也是在这个节点，中西医迎来了第一次大碰撞。而两者的初次相遇，并不太美妙。
在最早接触西方文化洗礼的天津，近代媒体的重要阵地《大公报》，对传统中医展开了多角度、强火力的口诛笔伐。
明清时期，医药职业的过度开放允许人人行医开方。中医领域内鱼龙混杂，整体素质被大大削弱。《大公报》开启的骂战，起因就是清末严重的庸医问题。
骂战首先妨碍了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医改良。国人对个别庸医的怨恨，也迅速扩散至整个中医群体。
宣统二年底三年初，当东三省鼠疫开始向天津扩散，《大公报》密集发文，抨击中医“妄传方药、任意错置”。其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例证，是天津某中医开出的“猫尿治鼠疫之方”。数位作者轮番批评当事庸医对物种相克的幼稚理解，称其“狗屁不通”。
相形之下，西方医者用显微镜查看到鼠疫病菌的消息，更让中医“露怯”。《大公报》作者之一“耐久”，因此在宣统三年正月十五刊登的《爱己身爱众人者请看》里尖刻地写道：
“这种疫症，经多少西洋医生用显微镜察看，实在是许多的虫子在血管里作祟，不用说草根子、树皮子杀不死他，就是什么烈害的毒药也杀不死他，岂有喝点猫尿，用点人中黄，什么又加上点东壁土就好了？......你果有这个真拿手，何不把这方子给那卫生局验准了，是疫的人吃一吃，这不是眼前最容易试验的么，何必背地里瞎吹鬼呢？”
虽然“猫尿之方”后来被发现是《大公报》以讹传讹，原版乃中医普及子提出的“猫胆方”。但偏方毕竟是偏方，无用终究是无用。猫胆也好，猫尿也好，和当时另一主流偏方
“萝卜配茶水”一样，成为了中医之耻，招致公愤。
天津中医受此侮辱，忍无可忍，在被《大公报》追着骂了数月后，联名刊登《天津中医全体致第一书》于《天津商报》。《大公报》见了迅速撰文回击，毫无道歉之意，而是继续质疑。
几个回合下来，骂战持续发酵，竟然招致一场豪赌——《大公报》创办者英敛之以五百礼金为赌资，向中医丁子良发出邀约，赌“中医治不了鼠疫”。丁子良负气上头，同意了，并要求对方拿出三千块聘用他，且享有日俄翻译、健仆及印机铅字等“和西医同等的待遇”。
事情发展至此，有失体面。局外人纷纷参与劝说，让双方达成和解，骂战不了了之。
但胜负结果对作为骂战焦点的中西医来说，早已无关紧要。西医在科研成果和行政管理上优势，已通过《大公报》达到有口皆碑的宣传效果。中医界因庸医搅合而产生的内部分裂，以及和事人保守中医纯粹性的主张，让中医自信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发生了动摇。
所以，西医可以说是这场骂战最大的受益方。
本来，医学作为一门科学，不应分什么“中”“西”。而所谓西医，到底不同在何处，“赢”在哪里？
小六子以为，
关键之处并非医术，而在行政。就拿鼠疫猖獗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说。当时西方世界的现代医学，虽然具备相当多的学说，却在临床应用上前进不能。
哪怕19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病原菌学说、药物提纯手段、人工制取技术等等，在整个19世纪，西方医生遵循的仍是千百年来的体液论框架。他们对疾病的成因，也仅仅解释为“过冷”“过热”“饮食失调”等环境中“不自然”因素与患者“体质”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不比同时期的中国医者靠谱到哪里。
在如此初级的治疗逻辑下，西方医生将疾病看做病人整体机能的失衡表现，认为治疗就是要排出患者身上败坏的体液，为此采用的治疗手段，无外乎通便、放血、发疱、催吐、发汗。
患者可能会接受热水泡脚，披很多条被子裹身，吃巴豆等刺激性食物上吐下泻，用酸醋水洗澡，用冷水浇头等各种伺候。
不要说是有病在身，健康人恐怕也很难抗住这一波奇袭治疗。
不过，与临床医学的落后截然不同，19世纪后期，英、法、德已经注意到公共卫生制度建立中的社会因素。
他们首先发现，恶劣的生活条件会让疾病横生，进而导致社会贫困以及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后退。为此，西欧率先启动了医院制度改革、医生训练制度与课程的规范化。公共卫生制度就此成为了西欧国家政体的关键构成部分。
后世哲学家福柯为此提出了“biopower”（生化权力）的概念，描述公共卫生行政的权力之大——“它如血液般流通社会上下，将人的身体、生活都无微不至地纳入管控范围”。
清末民初崇尚“西学”之人欣羡biopower的“先进”，而后者的本质，其实是“秩序”。
身处鼠疫当前的存亡之秋，北洋大臣终于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家专门的卫生机构，天津卫生局。
这是一个过渡性机构，清廷在此基础上又完善了卫生司、保健科、检疫科、方术科等部门，并下放权力到各地，主管清道、防疫、检查食物、屠宰、考验医务、药料等事务。从中央到地方的卫生行政网络初步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鼠疫疫情。
只可惜，疫情倒逼下的迟来的医疗卫生改革，还脱不了急于求成 的毛病。
中国的医疗卫生行政形成之初，负责决策的“洋务派”，对西方医疗行政的发展历史并不了解，只知道刻板接受来自日本的现代公共卫生信息，忽略了“水土不服”的问题。
参与政策制订的官员也只接受过儒家教育，对医学知识一窍不通，遇到国外制度规定中实现不了的部分，就粗暴简化，强制推行。加上清廷当时严重亏空，没有能力给予医疗卫生行政财力和物力。一通改革折腾下来，民众的卫生观念不仅没有形成，还苦于规定骚扰，怨声载道。
反观日本，虽然在改革时也外借了德国的卫生观，却在创立卫生行政之初，派遣使节团前往欧美，一面长期考察，一面大力发展医学教育，培养大批具有医学知识的专业人才。如此形成的公共医疗卫生根基，才称得上牢固，得以沿用至今。
历史是在纠错与修正中蜿蜒前进的。
清末照搬照套的卫生行政，经近百年的演变和加强，又来到了重要的节点。
2003年的非典，春天爆发，夏天结束，似乎再次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投入的不足。
但当年的疫情结束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王绍光却撰文分析了非典危机背后更深层的疏漏。
文章中，王绍光先列出当时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5.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5.3%。他说，这本应带来人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无奈现实却与数据的暗示相反——
“在建国的头三十年，虽然资源比较匮乏，结核病的发病率下降了60%—70%；后二十年，尽管资金更加充裕，治疗手段更加成熟，发病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
目前（2003年）我国肺结核患者的数量局世界第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数量更是高居世界第一。此外，本来已被彻底消灭的各种性病又死灰复燃，并泛滥成灾；由外国传入的艾滋病迅速蔓延，总感染人数有可能在2010年达到一千万至二千万，再创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第一。在地方病方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被送走的瘟神血吸虫已卷土重来。”多种疾病传播率和发病率的不降反升，伴随非典带来的巨大损失，敲响了21世纪关于医疗卫生的第一记警钟。王绍光写道，“再不反思，更大的灾难随时可能发生”，而“中国公共卫生形势之所以恶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与我们改革总体思路中音乐存在的两种迷信有关”。
这两种迷信，分别是“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和“对市场的迷信”。只要你有兴趣，现在就可以通过知网找到王绍光17年前的这篇文章，免费下载，详细了解以上两种根深蒂固、贻害无穷的“迷信”。
找到这篇文章，你只需在检索栏敲下它的标题。
那是一句来自2003年的并不遥远的呼喊：
“人民健康也是硬道理”。
閱讀更多 文刀小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