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15日普京總統在國情諮文中提出要修改現有憲法，已經過去了不少時間。各修憲工作組也提交了憲法修正案，普京總統將此作為最後的“一攬子”修正案，提交杜馬審議。杜馬已對修正案進行了二讀，就剩下最後一讀——三讀了。按照俄羅斯杜馬的審議程序，三讀過後，修正案就被通過，而後在經憲法法院的通過後，就付諸實施了。
普京這個最後的“一攬子”修正案是包羅萬象的，涉及到俄羅斯現有憲法的方方面面：俄羅斯未來國家的性質、基礎、道德準則、領土、信仰、民族、國家領導人的權力及其行使、在國際舞臺上位置和話語權等等。如果這個修正案通過，俄羅斯將擁有一個其國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憲法。
2020年1月15日，俄總統普京向議會上下兩院發表國情諮文。新華社 圖
普京在任期到後的去留問題眼下是個“顯學”，所以，修正案中有關俄羅斯未來總統的職權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其中有兩段修正案涉及到了這些問題。一是，總統的任期問題。蘇聯解體後，葉利欽沿襲蘇聯總統的憲法規定，任期為兩屆。普京接手當總統後，任期也是兩屆。但在2008年普京總統連續兩屆期滿，由梅德韋傑夫接任。梅德韋傑夫執政後採取的最早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修改憲法，而修正案只有一條，就是將總統的任期由4年改為6年，並且聲明此項修正將從下一任總統開始執行，也就是說，梅德韋傑夫本人還是4年一任期。十分明顯的是，這個憲法修正是專為普京4年後繼續擔任總統作準備的。2012年，普京再度擔任總統，俄羅斯憲法隨之作了一次修正：將憲法限制總統的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取消，用了一個微妙的措辭——“подряд”，意即“接連的，不斷的”。也就是說，根據這一修正，普京可以一直把總統當下去。這是俄羅斯聯邦以總統屆期為題，對國家根本大法作出的第二次修正。普京這次的修正案中，對總統屆期又作出了修正，不再單獨使用“подряд”，而是使用了一個完整的詞組：“не более двух сроков подряд”，意即“不得超過連續兩屆的任期”。這是俄羅斯為總統屆期作出的第三次修正。但是，杜馬在二讀中，沒有接受這一修正，而是重新確認了“總統任期不受限制”的修正。儘管普京總統在提出“限制”修正案後也反覆表示，總統的任期要限制為兩屆。但對杜馬錶決的結果，普京最後還是認可了：只要憲法法院批准，將此規定列入憲法，他不反對。也許，這一修憲案的提出和杜馬二讀的結果表明，俄羅斯是在為自己的總統修憲，或者說是為了總統的任期而修憲。無論是總統任期兩屆的規定，還是將總統的任期限制為兩屆的規定，顯然都不是為了限制普京的權力，而是要將大大擴大的權力“подряд”地賦予現在的普京總統，使他成為俄羅斯政壇上的“不倒常青樹”。
二是，卸任總統後的地位問題。修正案提出，要將“俄羅斯前總統的不可侵犯權”作為法律列入憲法。修正案的條文是這樣寫的：“停止執行自己職責的總統擁有不可侵犯權。”這是一條保護（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名譽上的）卸任後總統的特殊條例，首開此例的是普京總統。他在接任總統後，於2001年以俄羅斯聯邦法律形式，而不是以憲法，正式頒佈了對卸任總統葉利欽的保護令。這個法令保證不對葉利欽任職期間的權力行使以及當時喧鬧一時的國家杜馬對這位總統的彈劾進行追究，並且保證葉利欽退休後仍然享有豐厚的經濟待遇與政治地位。當年，媒體有不少報道，說是葉利欽多次換總理，換接班人，而最後落定具有強力手腕的普京，所謀求的也正是這一紙保護令。這次，普京的修正案上用了“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ь”這個詞，不少文章都把它譯成“豁免權”。這個詞的基本意思是“不可侵犯權”，外交辭令上也用作“豁免權”。根據俄羅斯的現實情況和修正提交文本的說明，將此詞譯成“豁免權”是不夠精確的。修正案的說明是：國家新領導人總是對前任的活動評頭論足，甚至常常修正前執政者的決策和措施。為了保證這種情況不出現，必須立法不允許此類情況發生，以保護前任的權威性。這一修正案中的“前總統”用的是複數，指的是所有當過總統的人，但實際上是為普京總統一人而修正的。這就是說，普京的執政是正確的，符合俄羅斯的實情和需求的。因此，在未來的某一天現總統普京成為前任時，不僅是對其豁免，而是要保證他的決策、方針、措施得以繼續執行下去。
這些修正案的行文，提交和審議的程序是俄羅斯20年來此類修正的再現，並無什麼特別之處。不過，這一修正也確實說明，當今的俄羅斯迫切需要在未來的歲月裡能有一個沒有普京的“普京國家”，有一個在國家根本大法上明文規定的“普京國家”。
除了這種炫目的關注外，我覺得在這些修正案中，尚有一系列值得關注，但仍未受到相當關注的東西。這些未被充分關注的修正涉及到的正是更核心的東西：有關未來俄羅斯國家的性質、指導思想、信仰基礎、利益底線、民族和社會等。在這裡，我將它們歸結為下述幾點。
首先是，修正案再次強調俄羅斯聯邦是逝去的蘇聯的繼承國，但是，它作出了實質性的補充：“俄羅斯是在其領土基礎上的法律繼承人，也是蘇聯作為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成員方面的法律繼承國（法律繼承人）。”這些修正文字的意義是十分明確的：俄羅斯不是一切方面的蘇聯法律繼承國、繼承人。普京所強調的是蘇聯領土的繼承和蘇聯在國際舞臺上地位的繼承。這樣的法律條文明確的是：俄羅斯聯邦雖是蘇聯的繼承國，但它不是蘇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權力結構、財富分配，這些支撐蘇聯大廈的統統都不在繼承之列。對於這樣一個既源自蘇聯又不是蘇聯的俄羅斯聯邦的國家，20年間，普京總統本人已經無數次地闡述過、身體力行過，他的自“列寧格勒的謀士”直至“莫斯科精英集團”智囊們的各種獻策也早已昭告於天下。只不過所有這一切都沒有付諸法律形式，而這次修正就是要把這一切寫在國家的根本大法上，讓觀望者和等待者看個明白。
但是，由於現在俄羅斯的最高執政者都是在蘇聯時期成長起來的，無論他們自己如何不承認蘇聯的主義和制度，他們所接受的蘇聯思維和行為方式必然深刻影到他們現在的決策和治國。而這種深刻的影響恰恰就可以集中體現為蘇聯的“兩大”：一大為領土大，正如蘇聯的國歌所唱的，“我們的祖國遼闊無邊”；二大是在國家舞臺上的霸權大，即地位大，強硬，曾以霸主之勢傲然天下。而對於蘇聯解體後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的俄羅斯來講，重新崛起就是要靠這“兩大”。也許，正是由於這樣的狀況，便對俄羅斯新領導人的決策和權力行使產生了嚴重誤解：普京總統會向“社會主義蘇聯”和“蘇聯的社會主義”迴歸。
有件事也許可以充分對這一點作個註釋。普京執政後不久（2000年12月），他向杜馬提交了恢復蘇聯國歌（旋律）的提案。這件事在俄羅斯聯邦的新掌權者中間引起了激烈爭吵，卸任的葉利欽也公開、明確反對普京這樣做。但普京堅持這樣做了，2002年6月24日，他向記者這樣解釋：“我不認為俄羅斯總統選擇的方針在否定以前所做的一切。相反，我們在以俄羅斯第一屆總統葉利欽為首的前政治領導人所創立的基礎上發展國家。很清楚，生活在發展，不會停留在原地。很清楚，我們是不同的人，我們在許多方面對不同的局勢、今天的和明天的俄羅斯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價。很清楚，如果是葉利欽當總統的話，我們不可能恢復像國歌旋律這樣的國家象徵。我知道，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是反對的，並且講了出來。他對這一問題有自己的意見。而我——有自己的。我今天在領導著國家，我對她的今天的狀態和她的未來負有政治責任。”當年許多人把普京的這一舉動看作是向蘇聯的迴歸，錯判為是蘇聯重建的希望。但他恢復蘇聯國歌的旋律，卻讓作者重寫了俄羅斯國歌的歌詞，一首與蘇聯國歌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歌詞。所以，普京當年的以及其後20來年的種種決策都是對新俄羅斯強國地位的訴求，這訴求既包括領土上的，也包括俄羅斯所急需的霸權：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和行動權。普京這一番話的核心意思就是：“我當總統，我說了算！”不巧的是，這意思被誤解了，被借用了。
其次一點是關於俄羅斯國家的利益底線問題。這一點與上面講的對蘇聯的繼承密切相關。領土的“寸地不讓”和對侵犯領土者的“雖遠必誅”，以及俄羅斯在國際舞臺上的歷史地位的不容更改，其話語權和行動權的絕不能被忽視，這就是當前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底線。關於領土的繼承，在修正案中，有明確的文字：“與異化領土有關的一切行動，即使是呼籲或者其他行動都在禁止之列。”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這條禁令所強調的是：俄羅斯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利益的底線不容侵犯。這樣的禁令在世界各國的憲法和法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條。但這裡使用了一個語義微妙的詞——“отчуждение”，它的基本意思是“劃出去”，“割讓出去”，“疏遠、隔開”。但在修正案中這個詞的意義轉化成了“異化”，所謂異化就是“把本屬於我的東西說成是他人的，變成他人的，讓給他人的”，就是將“俄羅斯的異化為非俄羅斯的”。因此，在領土的繼承上，本屬蘇聯的領土是俄羅斯的領土，這土地既不能割讓、轉變，即使是文字上的表述和輿論上的呼籲也都在禁止之列。更令人深思的是，這項禁令還有一條說明，即是禁止的對象不僅是俄羅斯的公民，也包括處於俄羅斯領土上的其他國家的公民。
因此，這種“異化”的複雜性和深遠影響就在“位於俄羅斯領土上的其他國家的公民”這個概念。而這個概念的實質性就是，俄羅斯土地上的俄羅斯人和非俄羅斯人都不得有“異化”俄羅斯領土的言行。普京提出這樣的修正案的目的應該是指向以美國為首的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而這種制裁就是源於俄羅斯在領土問題上的“蘇聯繼承國”的不可變更的立場，是對經濟制裁的新的對抗，更進一步向西方世界表示，收回克里米亞、捍衛所繼承的蘇聯領土的進程是不可逆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普京的修正案還是有個補充，即政府行為的定界、劃界和重新劃界不屬“異化”之列。這條顯然是針對國內對普京總統執政20年來在國界問題上的決策和行動的回答：我是總統，我說了算，我不在異化之列。
關於國家利益底線的另一個問題——霸權，即俄羅斯在國際舞臺上的歷史地位的不容更改，其話語權和行動權的絕不能被忽視。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的鬥爭愈來愈激烈，其癥結就是俄羅斯和西方國家對蘇聯在二戰中作用的評價和認可問題。而從2014年初春開始，俄羅斯就一直處在西方的越來越強的經濟制裁之中，其導火索就是克里米亞被俄羅斯收回；俄羅斯與波羅的海三國的關係也很緊張，雙方衝突不斷，俄羅斯強調當年三國的自願加入蘇聯和衛國戰爭中的“解放者”使命，而三國對抗的就是相反的立場，其導火索也是“蘇聯的領土繼承權”問題。俄羅斯與中亞五國的關係也處於微妙的發展進程之中，俄羅斯的“歐亞聯盟”設計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在這五國的“非歐亞聯盟”的較量中蹣跚，其核心問題也是蘇聯的領土繼承權問題。自2014年以來，克里米亞的歸屬問題已經大大越出了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兩國雙邊關係的範疇，成了俄羅斯在國際舞臺上爭奪話語權的重要的外交決策，以致俄羅斯政府在外交行動中，將克里米亞以及其他曾是蘇聯領土的歸屬俄羅斯的問題上升到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高度。不過，這一切都是通過總統在國際舞臺上的發聲和相應的外交行動而實現的。比如，俄羅斯的外交部和國防部近年來就陸續不斷解密蘇聯時期的檔案，來證實蘇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偉大功勳和“解放者”的英雄業績。隨著今年二戰勝利75周內的到來，俄羅斯政府更多地、更頻繁地解密這類檔案。但是，這一切並沒有現成法律。而現在的總統修憲案就是要把這些年的言論行動付諸法律，成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修正案明文規定，否認克里米亞或其他領土歸屬俄羅斯，就是試圖破壞俄羅斯的國家主權和俄羅斯人民的意志。
再次，修正案提出了“愛國主義”、“公民覺悟”和“對先人的尊重”這些精神標杆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修正案強調，要從孩子抓起，以這些精神培養他們：“孩子是俄羅斯聯邦最重要的財富”，“國家要創造條件 促進孩子們精神、道德、智力和體力的全面發展，培養他們要有愛國主義、公民覺悟和對先人的尊重。”為此，普京總統在修正案中，在“愛國主義”、“公民覺悟”和“對先人的尊重”中，對堅決捍衛蘇聯的“偉大衛國戰爭”和永遠謳歌“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賦予了頭等重要的意義——“永遠緬懷祖國的保衛者並保證捍衛歷史的真相”，“貶低人民在保衛祖國中的功績的意義是絕不允許的”。在俄羅斯，在一部國家根本大法中，將一場具體的戰爭列為國家首要的精神和道德準則標杆，是少見的。
我從普京開始當上總統起，就不間斷地關注他，跟蹤他的言行。現在，回顧這一進程，我認為，普京總統的這一修正案是其20來年執政實踐的總結。最早，他強調拯救俄羅斯的唯一辦法是再度以軍事力量的強大來使俄羅斯重新崛起，所以他重整軍威，改善軍隊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上的窘境，提高軍隊的實戰能力，並且在一場新的車臣戰爭中重塑俄羅斯軍隊。所以，我把普京所尋求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標杆，概言為是“強國愛國主義”，其實質就是“強國先強軍，強軍先強海軍”。有論述以恢復國歌旋律和軍隊中恢復紅旗為證，說這是普京向蘇聯、向斯大林的迴歸。我認為不完全是這樣，“強國愛國主義”既有向“蘇維埃愛國主義”的迴歸，但更多的是向更遙遠時期的迴歸，向彼得一世海洋政策的迴歸，向古羅斯時期的涅夫斯基（涅瓦王）和季米特里（頓河王）的“古羅斯愛鄉情操”和“俄羅斯傳統愛國主義”的迴歸。在執政的20來年中，普京將“古羅斯愛鄉情操”、“俄羅斯傳統愛國主義”和“蘇維埃愛國主義”揉為一體，將對千年歷史中的“王”、“大公”、“統帥”、“最高執政”組合成一個新的象徵——“先人”。在普京近年來談及愛國主義時，“先人”這個詞組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於是，“強國愛國主義”也就昇華為“俄羅斯利益至上愛國主義”，也就是以俄羅斯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新俄羅斯愛國主義”。鑑於俄羅斯目前在世界舞臺上的多變處境，捍衛這種愛國主義的核心，就是捍衛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張揚偉大衛國戰爭的世界意義和不朽功勳。現在，將這種愛國主義列入憲法無疑是要將始自古羅斯、延伸在沙皇俄國、膨脹在蘇聯的愛國主義——那些傳統的道德觀、價值體系、列為國家大法，這無意會對俄羅斯的發展和前途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四，修正案強調：“俄羅斯是世俗國家，任何宗教都不能作為國家的或是必須的特徵。”為此，修正案並沒有去強調“東正教”，而是籠統使用了“Бог”（上帝）這個概念，而“任何宗教”這一提法也顯然包括東正教，即東正教也不是俄羅斯聯邦的特徵。這種提法是很新鮮的。俄國是個將東正教視為國教的國家。蘇聯時期，政教合一法令被取消，東正教不再是國教。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信奉東正教的人風起雲湧，信徒之眾，教堂之多；宗教習俗之繁，俄羅斯儼然成了一個東正教國家。普京執政後，曾無數次強調東正教的教義和教訓為俄羅斯的道德傳統，是俄羅斯國民精神的支柱。總統本人是經過正式洗禮的東正教徒，每年的復活節他都要去某個東正教教堂祈禱和祝福。2008年1月7日東正教復活節時，普京總統給東正教大牧首的信中這樣寫：“我國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其他傳統的基督教會不僅僅是公民社會極為重要的組成，而且是一種積極的社會力量。他們的培養、教育工作旨在強化俄羅斯公民意識中的崇高道德理想、家庭價值的權威、緊迫社會問題的解決。”東正教復活節“這個節日清晰地表明，對於我們的人民來說，父輩的傳統、精神財富和理想是何等的重要”。2014年3月18日，普京在收回克里米亞時，特別強調了俄羅斯的“東正教文明說”。他說：“在這裡，在古代的赫爾松涅斯，聖弗拉基米爾大公就是在這裡接受洗禮的。皈依東正教，他的這一精神偉績預先決定了一種將俄羅斯民族、烏克蘭民族和白俄羅斯民族聯合在一起的文化價值和文明基礎。”普京意思是很清楚的：從弗拉基米爾大公接受東正教起，羅斯就從一個半野蠻的、愚昧的、無堅定信仰的公國變成一個文明的、智慧的、有堅定信仰的國家了。正是在此普京強調了俄羅斯的國家和文明起源說，並且將這兩者合二而一。
經過12年的執政，普京將東正教與其他傳統基督教歸為了一個統一的“Бог”，將“父輩的傳統、精神財富和理想”演變為“先人的愛國主義、公民覺悟和對他們的尊重”。這或許還反應了普京總統對當今世界的一種新認識：僅僅是東正教並不能拯救俄羅斯，而“Бог”是保羅萬象的；僅僅訴求於“父輩”，並不能使俄國從新崛起於蒼茫之中，必須動員所有“先人”的力量。也許，這是一種預示：俄羅斯會向更為遙遠的故國追尋方向，會向所有曾經雄霸於天下的“大公”、“統帥”、沙皇求助一條俄羅斯復興之路。
因此，在修正案中特別強調了俄羅斯民族的地位和作用。它將俄羅斯民族寫成是“государствообразуюший народ”（組成國家的人民），這就等於是說，俄羅斯民族是國家的主體民族，是佔絕對主導地位的民族。在這種提法下，修正案建議“強化上帝、家庭和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的概念。上帝、家庭和偉大衛國戰爭成了俄羅斯國家發展的基點和推動力量，因此俄羅斯也就有了一種新的神聖“三位一體”，如果將這“三位一體”簡化一下，就是“神、人和戰爭”。而這種三位一體的發展策略也標誌著，俄羅斯從公民社會、民主法治社會向歐亞社會的發展轉變。這裡既沒有社會主義，也沒有資本主義，有的是俄羅斯民族主義；俄羅斯既不是西方，也不是東方，只是不變的歐亞之地。
較之蘇爾科夫的“久遠的普京之國”來說，普京總統的這一“一攬子”憲法修正案正是他親政20年的經驗積累和總結，他比蘇爾科夫講得更直接、更實際、更具目標性，是他留給他繼任者的寶貴訓囑，是他使“普京權力”永恆的法寶。俄羅斯的下一屆總統是普京還是誰實際上已經不重要，或者，俄羅斯是不是會有一位普京一樣的總統，這同樣不重要。重要的是，經過魔術般變化的俄羅斯最高權力的更迭，這久遠化的“普京權力”會怎樣演化和變遷，怎樣導致現實的俄羅斯成為一個“兩大”的歐亞國家。
概言之，普京總統的“一攬子修憲”案就是一句話：追求“兩大”：領土大，霸權大。事實上，普京總統本人在最近回答記者的問題時，曾這樣說過：“我需要什麼？我什麼也不需要！我只需要一個偉大的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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