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父親，他是78年恢復工作的，那時他已經四十二歲了。而我現在還不到四十歲。
在四十二歲之前，父親是十七歲岳陽師範畢業，開始教書，然後到十九歲獲劃右派，便停職在家務農。十九歲到四十二歲，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父親曾到新疆做過焊工。但因為自己是右派的緣故，他總是不能“驗明正身”，最終，他還是回了老家。
在老家務農，然後就開始接受文革的批鬥。在建新農場改造，修平江大橋，曾經有他的血汗。聽他說，那個時候，他是農場裡最小的右派。
然後，父親到了家裡，就找了地主成份的我的母親結了婚，這也算是門當戶對吧。
既然是右派，在家務農，父親也沒有好日子過，因為他總是要接受大隊或是鄉上的政治性批鬥。為了躲避批鬥，不讓鄉上村上的人捆走，他曾有過兩次出逃經歷，一個人在外面謀飯吃。他幹什麼呢？他說，農忙的時候，就給別人打禾；農閒的時候，就幫別人壘灶或是畫像。出逃久的時候，他曾經出去過一年多。這樣的時候，我的母親就一個人帶著我們這一幫孩子，在家裡謀生活。
到了文革後期，父親的生活基本穩定了，他就開始在家裡謀事做了。搞集體是不行的，靠搞集體，他一個人的工分，他養不活全家（我的母親體質弱，難於下地種田）。在這當中，父親做過皮匠，作過磚匠，最後，是和別人去找副業，到山裡放炮，炸石頭，把石頭砸碎了，壘成方，讓人家老闆來收。
所以，我們小的時候，我和我的姐姐，總是到傍晚的時候，去幫我的父親用繩子拉他的土車，把石頭從山上運下來。而石頭到了家門口，我們又幫我的母親把石頭砸碎，壘成方，等人家來收。
這樣，就到了七六年，父親四十二歲。上面要老師，便把父親請去了。而父親從教書到他正式恢復工作，把右派的帽子摘掉，其實，還是有幾年的時間的，這應該是八零年以後的事。
父親一恢復工作，母親就說，我們是苦盡甘來了——這是父親的八字上載明瞭的。其實，這個苦盡甘來，從後來的情況看，也不過是一個政治犯的政治解脫，要說生活，還遠不到甘來的時候。
父親教書，先是在高中教數學。然後，學校要高中生物老師，便又把父親送到華容去進修高中生物。聽父親說，那時的進修，只有兩三個月時間，學的課程卻是日本教授編的書，很多，有遺傳學，生物學（動物、植物部分），有機、無機化學等等。這些都是父親從來見所未 見、聞所未聞的。父親進修回來，就專職做了高中生物老師。
然後便到了學校撤高中，辦初中。這個時候，父親就開始在初中教語文，教生理衛生。我和姐姐在讀初三的時候，都是父親的班主任，也都是父親教的語文、生理衛生。我是很欣賞父親的語文教學的，在我的整個讀書階段，我覺得我沒有碰到過超過我的父親的老師。當然，我在一中讀高中，我是聽說過很多的名師的，可惜，這些名師，我卻沒有碰到過一個來教育我，使我對人生有比較好的感悟。
不想父親在臨近退休的四五年，竟然又去教了數學。到父親教數學的時候，我應該已經進大學讀書去了。我聽父親在空餘時候談及自己的數學教學，我是深感惋惜的，惋惜學校失去了一個很好的語文老師。
一個老師的教學，從這一科到那一科，如果是自己的選擇，還好說一些。但如果是領導的曲意安排，這裡面就不能不說有很多的問題。
想父親從四十二歲到退休，總共也才教了將近二十年的書，而這二十年的教學，也不能說裡面就沒有很多的風起雲湧。在這當中，父親也曾為我們四個孩子的生活計，在學校搞過很長時間的承包。承包學校的小賣部，承包學校的豬場，承包學校的菜園並炒菜給學生買。當然承包，很多的事是母親或是請人做的，父親只是幫手，父親並沒有停止過他自己的教學，雖然他這個時候的教學，有著特別的意味——父親只能拿代課教師的工資。
在這個學校承包的過程中，我曾親眼看過父親和學校領導的很多爭執。這樣的爭執，在我和我的母親，是很感難為情的。但不爭執又能怎樣呢？父親在學校受最大的氣，其主要的目的，還不是想多為家裡解決些生活困難，多送我們讀些書。父親這樣爭執的次數多了，和領導的關係就僵了，而且是越來越僵，永無化解的時候。而矛盾的結果，父親總是要兼最重的課，由不得他選擇。父親在臨近退休的時候，每星期還要教十八節課，要知道，他教的課都是主課啊。
不管怎樣，我一開始工作，母親就不再在學校搞承包了——賣菜或是餵豬了；不管怎樣，我工作三年後，父親也總算是退休了，離開了教育這個是非之地。
看父親從工作到停職，再到復職到退休，這樣風風雨雨的四十年，這樣恩恩怨怨不斷的四十年，然後想我自己，想我現在四十不到的年齡，我總覺得，作為一個老師，一旦走了這條路，有什麼事是不可以從頭再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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