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宣王時期，一位史官名頌者，製做了一組青銅禮器，共計《頌鼎》 三器，《頌簋》六器（一說五器），《頌壺》兩器。這些器物自清代陝西出土後，流佈各地，被藏家分散收藏。如今少量的器物流失海外，大部分已收歸國家所有，現分藏在各地博物院（館）。
難得的是這一組鼎、簋、壺，都刻有銘文，其銘與《周禮》、《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詩經.周頌》等有關記載相契合，可相互勘誤甄偽，為研究商周歷史提供了真憑實據。其器鑄造於西周末代青銅器製造業輝煌時期，其銘鑄刻亦屬於金文的成熟期，二美合器，彌足珍貴。
這組青銅器銘文內容相同，共152（另說150、151）個字，以不同的章法形式，分別鐫刻在鼎的內壁、壺底、簋腹及蓋側等不同的位置。銘文書體俱為金文（大篆），但書法風格並不完全相同，甚至略有差異，這引起了我的興趣。
三千餘年的周宣王時代，是個古老、悠遠而充滿神秘的年代。據史料記載，此時中國歷史才有正確的紀年（始於共和元年，周宣王前十餘年）。據有關史料可知周宣王執政了四十六年，不斷地對西北乃至東南用兵，有勝有敗，既有周朝中興之兆，又帶來民不聊生的慘痛後果。但既然王朝能支撐這麼多年，其制度較為完善，周禮也十分完備。從頌禮器銘看，這是一次周王對頌的冊命儀式的祥實記載，為後世留下了難得的史料。而此一時期的青銅器銘，記載的重要冊命儀式幾乎都是這個模式。多虧了金文字的形成、發展，使我們對這個遠逝的泱泱王朝，有了一定的瞭解。
銘文內容屬於古文，晦澀難懂，況且網上多見，我不再此錄記，僅把約150個字的銘文大略翻譯如下：
三年五日甲戌之日，周王在周康邵宮太室，舉行了一場冊命頌的儀式。宰弘擔任儐相，尹氏負責記錄，史虢生宣達王的命令。周王命頌管理成周（洛陽）的商賈，並賜他官服、鑾旂等禮品。儀式完成後，頌為了感謝天子恩澤，榮耀先父龔叔先母龔姒，而造禮器在祭禮上使用，以表達孝心並祈求國泰民安、王命百歲。
下面我分別對上海博物館所藏《頌鼎》、山東博物院《頌簋》、臺北故宮博物院《頌壺》之銘文的藝術風格，談點拙見。
上博這件《頌鼎》，應是三器（北京、臺北故宮各藏一件）中最大的，高31.4釐米，口徑32.9釐米，重9.82公斤。我見到的拓片，是從鼎之內壁拓出，尚屬清晰。首先，我覺得這是西周王室所使用的金文標準字體，處於西周晚期金文成熟時的狀態。這是一次正規的冊命儀式，程序之多、敘事之清、細節之周到應是少見的。應肯定為王室史官、禮官書法高手所書寫，如此純熟而又靈動的書體，字裡行間透出莊重、大方、美觀、工整等美的元素，整體氣勢恢宏，氣象莊嚴，頗具王家之範。
二是分佈疏朗，線條勻稱，結體美觀，字勢統一。全篇書體姿態多姿，欹側變化，錯落有致，平實之中見靈動，整齊之中有異變，不但沒見篆書的任何呆板，反而蘊含律動，真想像不到金文也能有此活泛的筆致。
再就是章法之奇特。
看上去行與列不很齊整，對應不甚嚴密，字體並非那麼規正，但整體而言，不齊而齊，不正而正，一種天然拙樸之氣撲面而至，奇趣逸出，猶如精神抖擻的士兵，雄糾糾，氣昂昂，生機盎然。
山東博物院所藏《頌簋》，高30.1釐米，口徑24.2釐米。難得的是簋與蓋齊全，二者都刻有銘文，屬於“對銘”。
銘文分別刻於簋底及蓋的反面。讓人驚奇的是，這個頌簋先是劉喜海收藏，又經李山農、再經丁樹楨之手，均為山東籍的清朝官員、巨賈、金石收藏家，一二百年，幾易其手，歷經波折。新中國成立後，由丁家後人捐獻給了山東博物館收藏。
我看此簋銘文顯得更為理性一些，工穩一些，像金文中的“穩健派”，用來書寫王室文字合乎“身份”。由此想到成熟的“漢隸”，居廟堂之尊，也似這樣莊重威嚴。其簋銘排列整齊，字體大小雖有差異，但橫行豎列分明，整體成正方形狀，字的結體也相對理智理性，讓人想像周王朝的秩序森嚴與赫赫威嚴。
最後聊一聊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頌壺》。這件《頌壺》器、蓋齊全，而北京博物院所藏《頌壺》只有器身而無器蓋。海峽兩岸分藏的二壺，形制幾乎完全相同。
臺北故宮博物院《頌壺》相當完美，通高63釐米，口徑21.2x16.9釐米，底徑24.3×31.7釐米。尤為稱道的是，其壺身口沿內壁、蓋口外壁四周都刻有銘文，各152字。
壺銘刻寫得靈動多姿，字字蘊含變化，字形欹側，字勢活潑。尤愛壺身蓋銘，雖每面空間位置不大，但佈局結體並無不適，甚至可說寫出了寬綽活泛，字體雖說不大，但看上去精到、雅緻。我比較後認為，此頌壺銘與鼎、簋銘相比，更為率意自由，不少字結體修長雋朗，峻利爽快，甚至帶有遠古原始的一種野性，有的字寫的碩大，有的寫得很小，不規範中靈性可見，“原生態”乍現，可稱金文之佳品。
青銅重器頌之鼎之簋之壺，加之“三頌”精美之銘文，為金文寶庫添加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閱讀更多 侯和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