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解除了 張家口七日大封鎖
蔣耀德，山東夏津縣夏津鎮人。1910年9月生，1931年12月隨所在國民黨二十六軍參加江西寧都起義後編入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土地革命時期曾任瑞金紅軍學校衛生所長，紅軍公略學校衛生科長 。長征中先後任中央紅色幹部團衛生隊長，紅一方面軍三十軍衛生科長。抗戰時期先後任八路軍120師衛生部長，抗大總校衛生部長。解放戰爭中曾任東滿軍區衛生部長兼兵站站長，東北軍區衛生部保健處、防疫處長。建國後先後任大連市衛生局長、青海省衛生廳長、人民衛生出版社社長等職。在採訪和整理他的回憶錄時，我們發現了半個世紀前的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察北告急！張家口地區奇異怪病流行
1949年10月中旬末，當全國上下還沉浸在新中國成立的喜悅氣氛之中的時候，在距首都北京西北200公里的察哈爾省省會城市張家口市及郊區，卻出現了一種流行性怪病：患者發病即高燒，咳嗽，接著咔血、吐血，不少病人尚未來得及救治就很快死亡。地方政府緊急動員域內僅有的數百名老中醫到發病集中地區診病就醫，但因病因不明，大家對上述罕見病徵又缺少臨床經驗，確診異常困難，治療起來便顯得手足無措。個別醫生甚至到病區不久自己也染病不治身亡。同樣令人不安的是，建國之初的張家口，地處綏、滿、察交界地段，隨著發病區域範圍的擴大，本已趨勢穩定的社會形勢也開始出現反覆，敵情社情變得重新複雜起來。少數敵特殘餘分子和反動勢力不甘心滅亡，利用當時地方上缺醫少藥和政府尚未來得及開展大面積防治工作的機會，造謠生事，蠱惑人心。什麼“共產黨打敗百萬中央軍，治不了小小傳染菌”、“共產黨只管坐天下，不管百姓死活”等等，一時謠言四起，人心浮動。另有一些神漢遊醫，也粉墨登場活躍起來，他們瞅準了群眾普遍缺少醫療觀念和愚昧迷信思想抬頭的時機，四處遊說、詐騙錢物，想著大發一筆災難財。這時整個病區頗有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陣勢，在當地群眾中 造成了不小的恐慌。災情逐級上報，華北衛生部迅速組建了8人的專家組即赴張家口，診斷結果不禁令人大吃一驚······
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果斷簽署命令。
百公里疫區大封鎖
1949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10月27日上午7點多，太陽還沒露出地平線，清冷的北風掃蕩著中南海路邊粗大的白楊，樹梢上的殘葉拍打著枝條，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響。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開了一個通宵的政法會議，走進辦公室，疲倦地伸臂暢展了一下腰背，正準備審閱一份剛出臺的公告，辦公廳機要處的劉秘書匆匆敲門，送來一份發自察哈爾省的絕密特急電報。大半頁紙的文字雖然簡潔，凝重的內容卻讓閱報者眉頭緊蹙：“張家口地區發生鼠疫流行，醫學初步鑑定為肺鼠疫，”請中央從速派遣防疫和醫藥力量來察救助······
鼠疫，是一種鼠疫桿菌引起的強烈傳染病，一般先在家鼠等齧齒類動物中流行，由菌蚤叮咬傳染給人。輕者引起淋巴結炎，稱腺型鼠疫；如病原體侵入血液，往往引起敗血病或肺炎，分別稱敗血型鼠疫和肺鼠疫。腺型和敗血型兩種都是以菌蚤為媒體叮咬傳播，而肺鼠疫則是一種以空氣為媒體在短時間期內大面積流行的特急傳染病。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剛剛推翻了舊的社會制度，已經當家做主獲得解放的人民，絕不會答應肆虐的疾病再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新生的人民政權也決不允許歷史的悲劇重演。更何況張家口屬察省省會城市，與首都北京又相 距不遠，如流行得不到有效控制，後果不堪設想。疫情十分火急！董老一面令劉秘書迅速將電報送周總理辦公室，一面拿起了桌上的紅色加密電話。經與周恩來總理通話請示之後，他以中央防疫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果斷簽署命令：自11月27日中午12時起，封鎖張家口市區為中心方圓100公里疫區，除防疫之特需，一切交通運輸暫行禁止，所有車馬人畜阻絕通行。令衛生部速調遣防疫之力量赴察查明疫情，組織防疫，務求迅速撲滅疫病流行。
張家口市及近郊疫區頓成一座孤島。
中央衛生部電令東北軍區：火速派一個有經驗的防疫隊赴張家口······
星夜出征
新中國成立之初，各項事業百廢待興，防疫工作也幾乎從零做起。受長期戰爭災難和愚昧、貧困影響，天花、腦膜炎、麻疹等疫病在全國不少地區均有流行。尤其東北的東滿、西滿和北滿地區，日本關東軍曾在此建立起2個龐大的細菌戰基地，並把這種“武器”多次在城鄉大量散佈，致使各類疫病特別是鼠疫流行長期貽害人民。因此，當時國內防疫重點和主要防疫力量都集中在這裡，疫情就是命令。疫區就是戰場，危難之際，誰能橫刀立馬，擔此重任？中央衛生部的目光自然聚集到東北軍區。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一個月前。開國大典前夕，東北軍區向中央打報告。要求派一批醫務專家赴東北幫助工作，當時的蔣耀德同志，作為土地戰爭時期參加革命又經歷了雪山草地的紅軍老幹部，完全有資格也有可能留在北京過上安定的生活。實際的情況是，正在籌建中的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也確實為他安排了房子，預留了工作職務。但他憑著對新中國防疫事業的一腔熱情，向衛生部領導遞交了一份申請書：“我是做業務工作的，希望能發揮專長，為國家幾近空白的防疫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部裡的領導和管理工作可以留給有經驗的原來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來做，這對革命事業更有利些。如果領導認為我是勝任的，要求派我去東北疫區參加那裡的防疫工作”。部裡的領導為了照顧他，提出他的戰友、助手和妻子謝淑賢同志可考慮留北京。他們夫妻也謝絕了：二人同去生活上更便於照顧。東北疫區 業務人員太少，多去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這樣，蔣耀德毅然放棄了大都市的優越生活和做“京官”的榮耀級待遇，選擇了浪跡天涯的防疫工作，走馬上任了東北軍區保健處兼防疫處處長。
在那裡，他們夫妻二人和東北軍區衛生部防疫處的十幾名同志，與蘇聯派來的防疫隊並肩作戰。哪裡出現疫情，哪裡就有他們的身影。從而使各疫區的衛生面貌大有改觀，疫情難以預防扼制的被動局面被迅速扭轉。他被疫區的群眾奉稱為“蔣神仙”，無論到哪裡，都受到幹部群眾的歡迎和醫生患者的尊重。
10月27日下午，蔣耀德正在一個叫孔家窩棚的村莊組織開挖捕鼠溝，突然接到了軍區衛生部的電話，飯也顧不得吃一口，便快馬加鞭趕回駐地。賀誠部長（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成立，賀誠赴京任衛生部副部長）早已焦急地等在那裡。來自北京的電報稱，名東北軍區派一個有經驗的防疫隊火速赴張家口，確診是何鼠疫並開展防疫工作。幾乎隨電報同時到達，衛生部領導打給賀誠部長的電話提議：若無不妥，可請蔣耀德同志掛帥。
軍區衛生部會議室裡，明亮的汽燈絲絲作響。賀部長向蔣耀德傳達了領導的意見。一去就是戰區，兇險異常，這是任何人都容易明白的道理。但他毫不猶豫地表示堅決服從組織安排，不辱使命。崔徵的戰鼓頻頻敲響，時間已來不的半點怠慢。他二人隨即共同研究了向中央彙報的初步工作方案，並從衛生部的醫務幹部畫名冊中圈定15名骨幹組成了防疫隊。電話緊急下達到所屬各院、站、所。在等待大家的2個小時又15分鐘的時間裡，蔣耀德根據中央的電報精神，準備了一份20分鐘的科學防治鼠疫的廣播講話稿。下午4時左右，各路人馬陸續趕到。賀部長給大家宣讀了中央的電報命令，做了簡單的行前動員，並根據業務專長，臨時成立了三個科：醫務科、藥材科、宣傳科。會尚未結束，蔣耀德的妻子謝淑賢懷著身孕，這時也上氣不接下氣地從四十里的防疫點跑來，向賀部長遞交了申請，要求一同赴察。賀部長考慮到老謝防疫業務熟練，就從原來的名單中撤下一名男同志，由老謝替補，擔任了藥材科長。傍晚5時30分，在凜冽的寒風中，16人的防疫隊連同幾臺顯微鏡，一架X光機等一批藥品器械登上了一列入關的蒸汽列車。
經過近一晝夜的長途奔波，列車到達北京站，董必武副總理和正籌建中的衛生部領導接見了他們，聽取了他們的工作方案，並宣佈任命蔣耀德為中央衛生部赴察哈爾省防疫總隊隊長。在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會客室裡，蔣耀德接受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視臺的記者採訪。28日是個陰冷的天氣，下午2時，披著東北征塵和冰霜的那節防疫車廂，掛在由首都發往張家口的糧菜專車上，沿著已封鎖的京綏鐵路向西北方向急駛······
張家口可以亮綠燈
1949年初冬的張家口，市郊是一片衰草連天的景象。下車之後，防疫隊步行一段土路，發現老鼠滿地亂竄，鼠洞象蜂窩一樣星羅棋佈。
蔣耀德提著揹包在一塊窪地裡拔開草叢，數點步量了一下，100平方米內約有90多個鼠洞，前行的步子沉重了許多。
傍晚6時30分，當防疫隊的同志們到達目的地，見到察省領導時，收音機的晚新聞正在播放上午的採訪講話。
雖經長 途奔波，但大家都顧不上睡眠和休息。聽完疫情彙報，蔣耀德立即安排宣傳組的三名同志到禮堂去培訓等在那裡的防疫人員。接待辦的同志要先送他去招待所休息一下，蔣耀德擺擺手，對與會的人員說：“我是第一次來察北，情況在來之前已有所瞭解。你們的介紹使我進一步清楚了。但我必須到處走走，多瞭解瞭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嘛”。當天晚上，他就來到了30裡外的一個重災村，走訪患者和亡人家庭 ，調查發病誘因、症狀、特點等。他和其他兩名隊員來到一戶姓趙的家庭，這家因病剛剛死了男人，寡婦和兩個孩子正在哭泣，光禿禿的土炕上只有一床破開了花的髒棉被。因缺少盛具，僅有的一點玉米只能堆在炕角里任老鼠啃食糟蹋，屋內鼠糞便地。蔣耀德把大衣留給趙家，又轉了幾家，發現各家幾乎都有被疫鼠汙染的糧食。趕緊與村長聯繫，要求配置石灰水，將全村屋牆全部粉刷，同時動員大家制作缸蓋、飯罩等。他親自和村裡幹部一起，到各家動員群眾必須把汙染糧全部集中到村公所，集中銷燬。並向區鄉打了要求調劑部分救濟糧的報告。他和隊員們利用在東北防疫區總結的滅鼠經驗，組織全村200多戶人家在村周圍開挖了一條深3尺、寬2·5尺的捕鼠溝。夜裡12時，蔣耀德和隊員們提著馬燈到溝邊觀察，發現有近百隻老鼠全掉進溝內。他們將獵物捕回進行解剖化驗，發現帶菌疫鼠甚多，從而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寶貴的一手資料。
要確診疫情，有了對患者及亡者家屬的調查作參考，有了疫鼠的解剖化驗結果作依據，還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則是要死人“說話”。為此，蔣耀德披著破軍毯逐戶做好家屬工作，與當地民工一起，用大鎬刨開10釐米厚的凍土層，挖掘死者墓地，解剖屍體，做切片和細菌培養檢驗。按照預案，他們把調查重點放在了對“典型家庭”（即家庭人口多、但只有1——2人患病或死亡，其餘安然無恙）的情況瞭解。29日晚，他帶一個調查隊走出駐地60多公里，當時天寒地凍剩下三具屍體的切片尚未採集回來，天上又飄起了雪花，郊外天黑得像鍋底一樣。兩位隨行的民工鬧起了情緒，一位主張就地找個村子住下，第二天再說，另一位則主張在附近隨便挖兩座墳集中採集幾個切片應付了事，沒必要再摸黑這麼沒命地跑分散點。面對的是凍餓勞累了一整天的普通群眾，蔣耀德沒有責怪他們。他組織大家支起了帳篷，點起了帶來的馬燈。他和一位隊員騎馬跑到附近的村子裡自己掏錢向當地群眾買來一包豆腐乾，一包花生米和半瓶燒酒。他們在曠野的黑夜裡點起了熊熊篝火，大家一邊暖暖身子，烤一下凍得發木的雙腳，一邊聽老蔣講述長征路上的故事，大家聽得心裡都熱呼呼的。最後蔣耀德把毯子一裹站起來對大家說：疫區在封鎖中，成千上萬的生命正受著威脅，時間一分一秒也不能等；疫情診斷一絲一毫也不能差。幾口老酒下肚，大家收起帳篷又向著新的採集點前進了。那一次採集完最後一個標本切片，已是夜裡兩點多。為了不打擾村裡的群眾，他們就在帳篷裡住下。蔣耀德堅持讓民工和其他隊員睡在裡邊，自己守在門口，蜷曲在棉毯裡睡下，半夜被凍醒，刺骨的朔風從帳篷的縫隙裡吹進來，讓人牙根子直打戰 ······
經過四天時間夜以繼日地工作，防疫隊共走訪60多個村近200多個家庭，抽點解剖檢驗屍體50多具，最後綜合各組調查和臨床檢驗結果，結論為：疫區出現的疫情屬敗血型鼠疫而非肺鼠疫。這個結論因為與華北專家組上報的結果不夠一致，不少參與的醫生私下意見分歧很大。最後召開情況通報會，會前蔣耀德的一名助手給他打招呼說，工作都是同行同道，推翻別人前期的結論應謹慎從事，以防傷害彼此的感情。而蔣耀德當即表示，防疫工作是事關千百萬人生死攸關的大事，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講一團和氣，必須靠嚴謹的工作作風，嚴肅的科學態度和嚴密的數據資料來以理服人。他在會議上代表中央防疫總隊作的長篇學術報告，以詳實的資料，慎密的分析和不辨的事實，贏得了絕大多數同志的支持和擁護。最後，此結論由察北人民政府張蘇主席和蔣耀德共同簽署，電報董必武副總理：察哈爾省北部地區的疫情屬非空氣傳播的敗血型鼠疫，防疫及時沒有大流行的可能，為此建議中央，疫區封鎖可告解除。
電報內容很快轉周總理並報告毛主席，為確保萬無一失，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10月30日打電報給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斯大林元帥，請求派當時國際著名的蘇聯國家生物工程院院士拉果金來華協助複檢。12月1日，拉果金院士專機到達北京，經中央領導接見後乘火車趕赴張家口疫區。蘇聯專家分別聽取了華北專家組和防疫總隊的彙報，參觀了化驗室，仔細研讀了近百頁的綜合分析化驗報告。之後，按照他們自己的操作方法和規程，重新走訪患者，對死者內臟進行切片和病理化驗。拉果金院士和他的助手們像對等自己的工作那樣身著笨重的冬裝，冒著風雪嚴寒，踏遍百里疫區，其高度的敬業精神，給中方醫務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經過兩天的工作，蘇方報告給重要的最終結論與防疫隊的結論完全一致。12月3日早8點，京綏鐵路上，列車一嘶長鳴，張家口封鎖宣告解除，疫區人民日常生活和社會秩序隨即恢復正常。針對當時察北地區防疫力量薄弱、疫情尚沒徹底控制的情況，蔣耀德向張蘇同志建議應向中央要求，中、蘇防疫隊暫時留駐察省幫助工作，俟疫情緩解後再予撤回。此意見形成報告由察北人民政府電報中央，隨即被批准執行。這樣，中蘇防疫隊又一鼓作氣，幫助當地政府和群眾進行街道、房舍消毒，隔離病人，捕殺鼠疫和預防接種。這時隨蘇聯專家一同前來的華北電影製片廠的兩名同志，也寸步不離地和大家一起工作。蔣耀德作為中方隊長，積極幫助協調與蘇方專家的關係，事事、時時、處處為攝影的同志提供各種方便，使他們順利拍攝了5000尺的防疫情況的拷貝，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歷史財富。
建國之初的這次防疫，是對新中國防、檢疫技術實力的一次大檢驗。歲月悠悠，半個世紀前金戈鐵馬馳聘疫區的青年戰士如今已入耄耋之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一個人的力量固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蔣耀德以高度的敬業精神和熱愛疫區人民的拳拳之心，為新中國早期衛生事業的發展做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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