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王陽明在世已成聖,但都無力改變當時的社會現狀,而商鞅、張居正卻能,這是為何?

贊服魏公子


道、法、術、權是儒家思想對於社會貢獻的分類。儒家認為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都是道的級別--換商業模式的說法是,做標準、做品牌、做產品(比三不朽 感覺瞬間逼格大降啊)。商鞅、張居正變法在國家而言富國強兵,在文明而言,在怎麼變也只是法的範疇。“法”相對於“道”始終都是低端一些的。然後,科技屬於更低端的“術”……這麼一看,越是實用的越輕視,儒家的傳統觀念有些頭重腳輕了啊!


五服拱衛光耀繁盛


關於這個問題,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已做了詳細解釋。這裡做個簡單的摘錄和說明,如果覺得我說不明白的,可以參考《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篇章。

首先是什麼是聖人?網絡小說中聖人是通天徹地、無所不能,洪荒流說:聖人之下皆螻蟻。這些看法其實和叫一個程序員去修電腦差不多。

王陽明很好介紹了聖人的定義,給儒者指明方向:

“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

“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

這裡說明,儒家認為的聖人,是天生德行完備的人,是 知義知理的人。理是“存天理,去人慾”的理,義是“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義。跟社會能力大小無關的。

孔夫子和王陽明雖然不是天生就德行完備,但他們經過後天的修煉,也達到一定程度,所以後儒也尊他們為聖人。

王陽明也舉了例子說明有能力的人和聖賢的差別:

羲和歷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偏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佔侯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

這個例子說明,人的能力千差萬別,賢惠的人不一定最為超群,但他們的德行都一樣讓人尊敬。

瞭解了這些,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孔夫子和王陽明被尊聖,而對當時社會起作用的商鞅和張居正反而沒被尊聖。


指尖上的守望者


孔子王陽明不行,商鞅張居正行,正是空喊口號與實幹之間的區別。

空口否定別人很容易,自己實踐則困難重重。


孔子到各國尋師學禮,也最強調禮。結果怎樣呢?繁瑣複雜的禮,除了勞民傷財,留下華而不實的外表和習俗,對強國富民毫無作用。他根本不明白,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時代,人民首要的問題是如何活下來,三跪九叩二十四拜能當飯吃嗎?

他連問題的本質都看不到,所推行的解決方法能有效嗎?


孔子克已復禮的興滅國就是恢復分封制,舉逸民就是起用亡國的舊貴族重掌權力,繼絕世就是繼續奴隸主的世襲地位長存。他的思想就是封建王朝的護官符,底層民眾的死對頭!什麼人才會尊他為“聖人”?


當年的秦國和如今的美國崛起之路何其相似,變舊法而非復周禮,重實際而非空演禮,才最終問鼎天下,這不得不讓人深思。


另外,孔子在世時並未成聖,是後世儒家越傳越拔高,硬是通過跪拜皇權造了個聖出來。


猛哥厲史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時間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從實踐上來看,孔子,王陽明的那些東西當時當世沒有人認同,或者說沒有統治者認可。但是後世卻大行其道。

張居正,商鞅的變法理念當時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富國強兵有奇效。但是人亡政息。

那怎麼說誰的好,誰的壞呢?或者說誰的思想更長久,更正確呢?

孔子之說不能行於當世,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的是亂世,諸侯間相互攻伐,國家弱小的戰慄不安,一不小心就國破家亡。強大的整天窺伺四鄰,伺機謀奪他人國祚,這個情況下誰會搭理這個不合時宜的傢伙?

這不是你滿身是血,孔子再說能做多少毛血旺的事麼?

為啥後來漢代採取了孔子的學說,作為國家正統,主要還是國家已經統一了,接下來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了,怎樣理順內部不同集團利益就成了當務之急,以皇帝為代表的利益集團需要一個學說,或者說是一個理念來作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來源。

法家的商鞅變法就是治理亂世的良藥,核心就是說到做到,法,不但約束平民,也一樣約束執法者,更能約束立法者。是強制性的約束,事事時時都被管束,結果在統一之後人民不堪被管束的這麼嚴格,正所謂天下苦秦久矣。滅秦時老秦人也是作壁上觀,但凡有統一時一半的幹勁,恐怕那個不讀書的痞子劉也坐不上皇位。甚至有可能閉關西而自守。重新分裂成東西兩大國,效東西魏南北朝之故事。

治理國家不能一味的嚴格,這不僅僅是對民,即使對官也一樣,換句話說,當官就是為了有特權,現在特權沒有了,那做官有啥意思?誰給你奉獻?而且做錯了隨時命不保。成了高危職業。誰會做賠本的買賣?

對比看,儒家就要輕鬆的多了,因為選擇哪種思想作為國家的正統思想,不是小民決定的,既要能穩固統治,又要能最大限度的保留統治階層的特權,法家肯定不行,其他雜家各有所專,在當時的背景下也就是儒家能適合。

給我的感覺,亂世用法家,治世用儒家,大治之世用道家。這是一個層次上的問題。或者說等到了共產主義在用道家吧😄


王剛41310


商鞅滿腦子害人思想!奴才味十足!向皇權獻媚!迎合統治者需要!致百姓於水火之中!所以商鞅死的很慘!孔子的思想不合皇權的口味,孔子反對暴政!他說:嚴苛的政府勝過吃人的老虎!孔子有骨氣!諸侯不釆用孔子的思想學說,孔子就離開了昏君!另投他分!


事實雄於雄辮


這就是政治家與思想家的區別。政治家既可以改變當世還能影響後世,而思想家通常是影響當世而改變後世!

這是因為政治家改變的是你的行為,而思想家改變的是你的思維!行為可以立即見效,而思維需要時間!

歷史上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還是哲學家軍事家的人有誰呢?唯有毛主席,他不僅改變了一箇舊時代,他還創立了一個新時代,他還會影響今後的時代!


聖哲同學


商鞅和張居正的改革,是維護封建統治者的利益,他們都是朝廷官員,實際上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的改革並沒有改變社會現狀,反而讓封建統治集團更加集中化。

孔子的儒家思想和王陽明的心學所服務的不光是封建統治集團,還包括民間的人士。孔子的儒家思想影響了中國幾千年。而王守仁的心學,對於明朝後期的思想啟蒙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所以他們兩個對於社會現狀的改變,作用更大一些。



理解的椅子


春秋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是以恢復周禮為理想,王陽明發展了儒學思想,是儒學繼理學之後最後一個高峰,但儒學其實更多的是用以修身的,構建社會倫理的,用來實際操作,往往缺失了操作的途徑、辦法。

從商鞅,到韓非子,因法家思想具有操作性,實效性,法家重視刑罰和賞信,所以一方面使人畏懼犯法的可怕後果,一方面人們熱衷得到獎賞,有上升的空間。這種實際的,眼看見的賞罰兩端,讓天下人專注於做具體實務,法家的治理實打實,重視耕戰,不玩虛頭巴腦,儘管冷酷無情,但在一定時間段,效果明顯。

孔子成為萬世師表,他的思想影響在兩千年來無與倫比 ,在道德人心的建設,華夏一統文化的維繫上,是任何另一種學說思想不能相提並論的。歷代統治者尊崇孔子思想,其實也找到了治國理政的道德高度,至於實際操作,大體上是內法外儒。

所謂聖,都不是自封的,是後代的認可。況且,這些聖者,很少可以把儒家思想用來安邦治國平天下,一是機會少,二是見效慢,最高的統治者皇帝和他的政敵們都等不及呢。

王陽明畫像

王陽明是罕見的立德、立功、立言幾乎完美的儒家人物,但他可以改變自己,無法改變社會。張居正有智謀,有才幹,也有手段,獨攬國事十餘年,國庫積累了不少白銀,也只能使明王朝苟延殘喘。因為,明代的政治設計是不能改革的,時勢順流而下,非人力可為。

儒法之爭,儒顯法隱。佛教傳入中國後,儒、釋、道成為所謂的三教,是中國人歷來的精神源頭。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法家似乎銷聲匿跡了,實際上,從漢武帝開始,儒在外,法在內,並行不悖。

張居正畫像


青霞人文


王陽明官路不順,幾次沉浮,有能力但和官場格格不入,最後只有自己的思考寫了下來,希望自己沒能完成的可以由後人完成,而張居正是學霸,混官場很有能力,很早就進了內閣,早期在嚴嵩當首輔的時候只是小透明,後來徐階當首輔張居正可以有點話語權,在高拱時期張居正走到次輔的位置,最後藉著萬曆當皇帝,他和高拱都是受命輔政的大臣,高拱掌權,張居正當時是皇帝的老師,經常初入宮內,最後和太后聯繫,靠著太后扳倒了高拱,自己獨攬大權,內有太后和皇帝的信任,外有高明的手段掌控官場,開始了改革。處在這兩個人之間的是范仲淹,范仲淹作為文官,曾經帶過兵立過功,而他又是文壇領袖,皇帝也比較信任他,而在官場上也有一群當年一同科考成功的同學,大家志同道合,隨後開啟了慶曆新政,最後以失敗告終,自己的政治生命終結,一群同學歐陽修,司馬光這些人也受到了嚴厲打擊,最後宦海沉浮,成為保守派,幾十年後和王安石改革做鬥爭。


用戶2956091458947


破壞容易建設難,無論在什麼時代、什麼領域皆是如此。

君不見,秦始皇阿房宮,耗費無數,卻被項羽毀於一旦;

君不見,圓明園富麗堂皇,被八國聯軍洗劫一空;

君不見,考古國寶金縷衣,被無知小兒衝入馬桶,就此消失;

…………

現實中肉眼可見的物質尚且如此,更何況於無法覺知、不可捉摸的人心?

儒家之種種學說,均建立於承認、認可、信任每個人內在本有的良知之上。

《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孟子稱,此四端之心,人皆有之。

同樣在佛家,佛祖釋迦牟尼開悟後的第一句話即是: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佛陀口中的"如來智慧德相",即儒家之"性本善",即孔子之"仁",即王陽明之"良知"也!

儒家之理想,乃是使每個人都能夠明瞭良知、確認良知、擴充良知、發揮良知,從而讓每個人成為能夠自我管理、自我負責、自我學習、自我成長的君子。這就是《大學》說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明,在止於至善。

然則,正如佛陀所言,一切眾生,皆處於顛倒妄想而無法自拔。眾生妄心之扭轉,何其難也!

由此可見儒家之理想是如此的渺茫,幾乎沒有實現的希望。這也正是孔子及之後的儒家弟子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偉大之處!

而法家則完全相反。法家認為:人之初,性本惡。

法家完全否定了我們的良知之心。正因為人皆心惡,因此我們人類無法進行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負責。因人皆性惡,所以需要制定出外在的法律、法規、法則,來規範每個人的一言一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外在的法律來約束和負責。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一切以外在的武力、暴力、權力等來推動的文化、文明,在初期的效果一定非常明顯。但其興也忽,其亡也忽。這在歷史是被無數次證明的。

暴秦二代而亡;大元未到百年而滅;日寇雖強,佔我中華,然則中華兒女在我黨帶領下,抗戰八年,終於解放我大好河山!

推崇暴力者,必因暴力而亡;

認可良知者,必因良知而生!

接近深淵者,必因深淵而墮落;

信任聖賢者,必因聖賢而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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