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七一年起，李敖在國民黨的監獄中度過了六年零兩個月，再加上在家被軟禁的十四個月，一共是七年零四個月。
在狹窄黑暗的牢房裡、在年復一年的陰霾中李敖構思出了幾部小說，其中之一就是《北京法源寺》。
李敖
2000年各大媒體爭相報道李敖憑藉《北京法源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提名，這件事的真實與否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北京法源寺》卻實在是一部罕見的作品，它所涉及主題的豐富、所涉及觀點的尖銳在“正常的歷史小說”中是非常難以呈現的。
李敖用滄桑古樸的北京法源寺來見證了戊戌變法的救亡之路，書中“百日維新”的人物、背景、起因與結果擺脫了歷史定論的古板與單一。李敖借書中人物之口闡明瞭“改良”之路的複雜、解釋了一批仁人志士的動機，並通過時間的推進與伏筆的安排呈現出了歷史的厚重與傳承。
話劇《北京法源寺》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獄中的李敖無疑也是孤憤的，他通過自己的遭遇反省現實而聯想到了“戊戌變法”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所以書中人物的議論都有著李敖自己的情緒，他怒斥西太后慈禧的黑暗、他謳歌譚嗣同的大義凜然。
而所有的這一切起於北京法源寺的石碑，終於北京法源寺的寺門。
《北京法源寺》的人物塑造
《北京法源寺》中所出場的所有人物都是經過特意安排的。李敖也對這些人做了大量的考證，所以他發現了北京法源寺這個點。他通過寺廟做見證、古今人物的出場來一步步的進入論述表達思想，所以有時你會覺得這是一部充滿人物、時間、地點的話劇，而李敖這樣做的目的無疑是為了烘托人物、抒發議論。
《北京法源寺》中成功的塑造了“維新派”中一批重要的人物，其中筆墨最多而又最複雜的無疑是譚嗣同與康有為兩人，李敖借他二人之口解釋瞭解釋了太多主題，如善惡、朝野、君臣、夷夏等等，而這些解釋又緊抓著二人的性格、見聞、認知與時代背景。
康有為
小說的第一章從康有為與法源寺方丈佘法師談論“善惡”的標準開始，到最後一章康有為與佘法師的徒弟普淨談論革命的道路結束。康有為與法源寺，從著手準備改良到最後明白需要革命，康有為是一個見證者，在故事的最後李敖也用這個人物來開啟革命，不得不說這個安排充滿深意。
首先，康有為為什麼要走改良的路線，原文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比喻，這個比喻出現在譚嗣同面見大刀王五時。李敖用一個帶有補丁的臉盆來說明一種觀念：
農業時代的貧困，形成了中國人的惜舊觀念，從一套制度到一個臉盆，都無例外。
所以在當時首先被考慮的不是能不能換新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維持舊的制度。為什麼總要考慮舊的呢？因為維持舊的代價比換新的要低。用康有為的觀點來說，是這套舊的制度有一個基礎，所以在他和佘法師的談話中他說：“要在這個基礎上救中國，才能駕輕就熟。”所以康有為贊成改良，即使在戊戌變法失敗後他也在為君主立憲奔走呼號。
康有為在《北京法源寺》中是一個定型的人物，他代表著的是受西方思想所影響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希望通過“得君行道”來對國家進行改良，時機成熟之後再慢慢的走君主立憲。但是他們失敗了，他們為什麼會失敗？真的只是簡單的說頑固派的勢力根深蒂固嗎？
李敖通過他塑造康有為的形象來告訴我們，不是！在最後他通過安排康有為與普淨的對話來說明了康有為失敗的原因，一切都在於康有為理直氣壯的一句話：
“我們的試驗失敗了，流的只是我們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驚的。”
應該提及的是，李敖在書中一直在暗示，戊戌變法是有所準備的，它不是一場一意孤行的改良。書中康有為對翁同龢說，林文忠公（林則徐）那樣的人明知道中國不行的地方在哪裡，可是他卻不願意大聲疾呼，連林則徐都對國家大事如此消極，所以康有為要上書皇帝對政府做改良。但是康有為錯就錯在他以為政府有了活力，人民就會上行下效，所以他說他改良的途中“人民是草木不驚的。”
而沉睡的不是清政府，而是當時的整個中國。李敖非常巧妙地用了一個非常小的細節來表現當時國民的愚昧——梁啟超他們創建強學會，竟然在整個北京城買不到一份世界地圖 。所以梁啟超在學會被抄時用了一句陶淵明的詩——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這句詩也是其後戊戌變法失敗的暗示。陶淵明在江邊種桑樹被毀，但是他說本來就沒有種在高處，如今被毀壞了有什麼好後悔的呢？
譚嗣同
但是戊戌變法是沿著錯誤的方向一直走到失敗的嗎？李敖用譚嗣同的形象告訴我們不是。
譚嗣同早已經知道戊戌變法是要失敗的，但是他要用戊戌變法來證明改良的路走不通，所以譚嗣同選擇了死亡。所以戊戌變法在譚嗣同的眼中是一場實驗、是一次試探，不是革命黨人總結出了改良的路走不通，而是戊戌變法到最後的目的就是譚嗣同要用自己的血證明革命的必要。為什麼說譚嗣同的目的是為了給革命黨人引路呢？因為譚嗣同本可以不死，但是他要選擇死亡。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日本人、革命黨都在救他，但是他大義凜然的奔赴了刑場。
“別人表面上只知道我為變法而死，卻不知道我為變法可以不死；我不是為變法而死，我是為革命而死。”
在譚嗣同與大刀王五的會面中，譚嗣同就已經在暗示變法會失敗，但是他說變法會失敗但是也有成功的可能，這是一個機會所以他要抓住。
如果成功了，成績歸大家；如果失敗了，犧牲歸自己。
從譚嗣同的出場，李敖就一直在強調，譚嗣同和康有為和梁啟超都不同，他不是純粹的知識分子，他從十二歲開始就結交綠林好漢，相比於其他人他更務實。
最為重要的一點，在來北京之前譚嗣同是革命黨人。所以在最後戊戌變法的性質其實就已經變了，它不是作為一個失敗的終點，而是要作為一個成功的起點——革命的開始。除譚嗣同與康有為外，《北京法源寺》所塑造的形象太多了，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當時一部分人的代表，李敖通過這些人物之間的交集，通過法源寺的舞臺展示了那段跌宕的歷史。
《北京法源寺》的情節安排
《北京法源寺》通過法源寺方丈佘法師的先祖為袁崇煥收屍寫起，引出法源寺的前身“憫忠寺”。這座寺院不是一般的佛寺，它是為祭祀陣亡的將士被唐太宗修建的，而康有為在法源寺的一出場其實就有了悲劇的色彩。
其後通過康有為與佘法師的對話引出萬壽寺，由萬壽寺為李蓮英母親祝壽引出西太后慈禧，進而引出皇帝，然後是康有為的再出廠，然後是譚嗣同。變法失敗後，所有的線索歸一，再回到法源寺，通過古剎的重逢，這出悲劇謝幕。
李敖在《北京法源寺》的結構上是下了大工夫的，伏筆與照應讀到最後除了驚歎更有感慨，感慨一種歷史的滄桑。
《北京法源寺》
小說中每一章都有中心人物，每一章都有不同主題的討論，所以在這個方面上講《北京法源寺》很像一出話劇。但是難能可貴是作者通過討論的大開大合最後又自然而然的回到法源寺的主線，
所以這是一種“百川歸海”式的結構，以至於在尾聲《掘墳》中總有一種恍然若失之感。比如，李敖在第三章借康有為與佘法師之口做“景不徙”“影不移”的辯論，到第十二章才在張萌恆入獄後通過他的影子與牢獄的黑暗突出仁人志士的無畏。在楔子中提到埋葬神秘人（袁崇煥）屍體的憫忠寺，等到譚嗣同身死後，胡理臣帶著譚嗣同的屍體在夕陽下看見三個大字“法源寺”。這種安排除了表現出一種滄桑外，更多的是一種無畏者的傳承。
詳人所略, 略人所詳, 疏密有致，是《北京法源寺》敘事的一大特色。不光是在整體情節上的巧妙，在每一章的細節中這種安排更是豐富，這主要體現在每一章所提及的歷史故事上，李敖對典故的運用可謂是精準獨到。
在日本人平周山去勸說譚嗣同回來的途中，他們一直在講中國古代刺客的故事，然而他們讚美的卻往往不是故事的主人公。田光因為年齡原因向燕丹推薦荊軻去刺殺秦王，然而荊軻去後他就自殺了；專諸為了報答公子光的恩情去刺殺王僚，然而專諸的母親為了不連累他選擇了自殺。
其實他們都不是純粹的自殺，他們是讓當事人沒有牽掛，他們這一死其實也變相地參加了刺殺的行動。這就是李敖用典故來為譚嗣同赴刑做出的解釋，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他們若不死，並不算錯；可是死了，卻突然顯得更對。
所以譚嗣同在與梁啟超訣別的時候用了程嬰救孤的典故，
這個故事中名揚千古的是活下來的程嬰，而沒人記得為了保全他們而身死的公孫杵臼，但是他同樣偉大。譚嗣同死了，是為了梁啟超他們更好的“生”，生者的重擔反而更大，但是卻是在死者的屍體之上。所以李敖用這些故事的安排與遞進來表現出了可歌可泣的譚嗣同。
梁啟超
所以書中有一句話說，譚嗣同的絕命詩中“去留肝膽兩崑崙”，中的“兩崑崙”何嘗不是生者與死者的化身呢？
《北京法源寺》就是這樣，它在說理上不是生搬硬湊，而是通過典故與伏筆來推進，更讓人驚歎的是這些議論在最後全部自然地迴歸主線。
在故事的結尾，康有為回到法源寺和當年的小和尚普淨對話，這時的普淨已經成了革命黨人、大學教授，他有一個新的名字——李十力。根據李敖的說法，這個人物是熊十力、李大釗、董必武三人的集合。
借李十力之口，李敖宣告了康有為的落伍，即使他是曾經的先知。改良失敗了，用舊思想武裝的辛亥革命也失敗了，於是：
“新的革命，是共產黨的革命……我現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裡卻是革命黨。”
通過這句話，新的革命開始了，這是一場反駁康有為“人民是草木不驚的”觀念的革命，這是發動人民的革命，是總結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的革命。
中國人民的血淚又一次寄存在北京法源寺。而《北京法源寺》的故事寫到這裡結束了。
結語
《北京法源寺》不是一部單純的歷史小說，李敖在創作時完全擺脫了“小說觀念”的限制，而加入了大量歷史與哲學的議論。所以有人說，這本書是《道德經》之後一部可以從宏觀上把握中國人思想的書籍。與《道德經》對比顯然太過誇張，但是這本書所討論主題的豐富確實罕見。
清末，一批仁人志士開始尋找救國的道路，他們捨生取義、他們忍辱前行，他們在時代的激流裡用自己的失敗來找到成功的起點，無論生與死他們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
法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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