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位世界级哲学家产生了争吵。起初，是意大利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乔吉奥·阿甘本2020年2月25日在《宣言报》（Il Manifesto）上刊登社论《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文中称，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NR）本月22日表示：“意大利尚未爆发SARS-CoV-2大流行。”（CNR发文的2月22日当日，意大利确诊79例新冠病毒感染；次日确诊案例数上升到157例；2月25日本文原文发布时，共有323名患者确诊。）“不论如何，根据现有上万个病例提供的流行病学数据，80%-90%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都只表现出轻微和普通症状（即一种流感）。10%-15%的患者会发展出肺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治愈。据估测，只有约4%的患者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
2月23日，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的法令迅速通过，实现对某些市镇和地区真正的军事化管理，只要这些市镇或地区“至少有一名传染源未知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或者在感染者中至少有一例无法追溯到任何来自已知疫区的人员。”
意大利斜塔
乔吉奥·阿甘本称，这一法令对人身自由严重限制：
1.禁止因为任何原因身处有关市镇或地区内的所有人员离开该市镇或地区；
2.禁止进入有关市镇或地区；
3.取消任何内容的游行或项目、活动；禁止在公共或私人场所举行一切形式的集会。禁令涉及到的活动性质包括文化、娱乐、体育和宗教，场所包含包括向公众开放的封闭场所；
4.取消所有系统下、任何阶段的幼儿与小学教学活动；取消学术以及高等教育活动；远程教学除外；
5.由2004年1月22日第42号法令“文化与自然遗产条例”第101条规定的博物馆与其他文化机构、场所，禁止向公共开放；有关定期免费、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些场所和机构的规定暂停生效；
6.取消所有游学活动，不论目的地是国内还是国外；
7.除基础公共服务外，取消其他公共议程和公共部门的活动；
8.对任何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员采取隔离观察。
乔吉奥·阿甘本认为，这些措施是过度的，首先，使用例外状态作为常规政治范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如果恐怖主义已经不再能成为宣布例外状态的理由，那么现在，“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近年来，恐惧状态在个体意识中的扩散愈发明显，并转变为对集体恐慌状态的真正需求。同样，流行病再次成为了理想借口。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乔吉奥·阿甘本的文章刊出之后，他的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发表《病毒性例外》，迅速回应：
乔吉奥相信政府是在利用各种借口以建立所有可能的例外状态。他没有注意到，这种例外实际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成了一种规则。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技术相互连接（各种置换、迁移、种种实体的浸透或扩散等），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并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人口的这种倍增还包括富裕国家寿命的延长和老年人数量的增长，以及一般来说处于风险中的人的增长。
不应该搞错目标：毫无疑问，现在涉及的是一整个的文明。有一种病毒性的——生物的、信息学的、文化的——例外，是它在我们中爆发开来。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指责它们更像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把戏，而不是一种政治反思。
我上面已经提醒过，乔吉奥是一个老朋友。我很遗憾地唤起个人记忆，但我在根本上没有离开那种一般性反思的笔调。大约30年前，医生判断说我必须移植一个心脏。吉奥乔是少数建议我不要听他们的话的人之一。如果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我可能很快就会死掉。我们可能搞错了。尽管如此，乔吉奥仍是一种敏锐和亲切的精神，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没有丝毫讽刺地——如此地例外。
法国埃菲尔铁塔
不难看出两位哲学家的分歧：乔吉奥·阿甘本担心政府利用新冠肺炎扩大自己的权力，侵犯公民的自由。而让-吕克·南希认为，病毒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威胁，政府只是在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政府在抗击冠状肺炎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都会引发广泛关注。原因在于，两国都是民主国家，政府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和战时管制的紧急措施。如果这样做，首先公民可能不服从，其次可能面对违宪审查。众所周知，意大利在二战时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墨索里尼是世界知名的大独裁者。二战之后，意大利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了共和国。尽管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逃脱了惩罚，但是欧洲知识分子大都秉持批判性立场，监督政府权力。乔吉奥·阿甘本批评政府限制人身自由，正是秉持其知识分子职责。
而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深受德里达影响，将病毒视作人类的大敌，将政府视作抗击病毒的重要力量。在人类健康、生存和担忧政府成为庞大的利维坦之间，他更担心的是前者。
在我看来，两位哲学家争论的实质，首先取决于对冠状肺炎危害性认识的不同。在乔吉奥·阿甘本看来，流行病的危害并没有那么大，但政府借助夸大事实，并利用民众对安全的渴望扩张了自身权力。而政府这一做法带来的危害，可能比流行病更大。而让-吕克·南希认为，为了克服病毒对人类的威胁，就必须允许政府使用非常手段，而这种“例外”实际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则。
湖北云梦县城人工湖，已经封城一个多月
按照政治学常识，如果公民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和福利，就要牺牲更多的自由，缴纳更多的税收——例如北欧国家；如果公民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税收，那么就只能要求政府提供更少的安全保障和福利。现代国家的权责对应，正体现在这里。在美国历史上，因为总统代表的行政权扩大，曾经引起过代表司法权的最高法院强烈反对，两方曾经产生过激烈对抗。最典型的就是小罗斯福和美国联邦和最高法院的案例。
1929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32年，小罗斯福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并且连任三届。罗斯福抛弃了美国此前施行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运用行政干预经济。不仅大大扩张了总统权力，而且使得政府的规模迅速膨胀。这引发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高度警惕，有人担心罗斯福成为美国的大独裁者。一场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就此展开，最后罗斯福占得上风，但双方都做了妥协。
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之后，美国的民主制度做出调整，迄今没有出现过类似罗斯福这样的总统。
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可以灵活调节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的权重，乔吉奥·阿甘本和让-吕克·南希的争执，最终的判决者不是取决于他们，也不取决于政府，而是拥有投票权的广大公民。因此，他们的争论，只是提供了思考冠状肺炎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这就是李文亮所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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