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歷史人物和事件都有多種角度去看待，使用非好即壞的二元思維是得不出正確全面有意義的結論的。
先簡單回顧王道士，雖然大家都聽說過他，但是一些具體情況還是要再強調一下，對於準確認識這個人是一個基礎。
1
他不認字，不富裕，沒家庭
王道士，在他的功德碑上寫著，他是湖北麻城人。原名叫王圓籙，大約出生在1850年前後，死於1931年四月十八日。他出身於農家，家境不好，小時候家鄉鬧災荒（據《麻城縣誌》記載，1856夏季鬧乾旱，莊稼幾無收成，餓死不少人），他的童年在苦難中度過，看照片中他的樣子也可以看出來，王道士發育不良。說實話，清末的老照片裡，這是中國普通百姓常見的樣子。只有一些官員看起來會精神點，甚至連皇族裡的個別人也著實看著讓人感到憋屈。
後來，王圓籙因為逃荒離家出走，來到陝西，後又一路沿著河西走廊向西北盲流。1875年，20多歲的他，在酒泉一帶入肅州巡防營當兵。在軍中與當地道觀接觸，皈依道教。退伍之後也無家可歸，就在當地的道士名叫“盛道”的那裡出家了，道號——法真。
俗話說，盛世佛，亂世道。清末很多佛寺逐漸空虛，僧人離寺出走。道士則習慣於將沒人管理的佛寺改造為道觀，這是那時西北一帶的常事兒。王道士向西雲遊，就來到了敦煌。用他墓誌銘上的說法就是：“縱覽名勝，登三危之名山，見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極樂世界，其在斯乎！於是修建太清宮，以為棲鶴伏龍之所。”他看莫高窟太好了，喜歡的不行，於是就不走了。其實，他並不是看著那些古代藝術高超而感到美，他是真的被莫高窟的規模震撼了，同時又因為那裡沒什麼人使用，實在適合更換為道觀。
敦煌莫高窟外景-伯希和探險隊-努埃特攝-1908年
1897年他在現在“藏經洞陳列館”的地方——三清宮開始了經營。這時，他已年近半百，但是幹勁很足。王道士以三清宮為根據地四處奔波，苦口化緣，省吃儉用，僱人清理莫高窟一層幾百年來沉積在洞窟的鳴沙山上吹下來的沙子，據說三清宮對門的洞窟（現在編號為16），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王道士沒什麼文化，窮的叮噹響，出家了，也沒有老婆孩子。所以歷史選擇讓這麼個人在那樣的時間發現了這麼重要的文物。悲劇的結局，也就註定了。
受文化水平低的侷限，他其實一直到伯希和買走了敦煌遺書最珍貴的部分後，也始終認識不到這些文物在歷史上的文化價值，以及在當時的真實價格。
一開始是小規模的作為化緣的附屬品變賣中，在這期間，他逐漸發現佛經有點價值。這時，他選擇了上報政府。不管是出於文物保護，還是想借此得到政府撥款，但是至少這說明他懂得最基本的是非。
接下來，是清政府的輕視，使得他徹底迷茫並且繼續在無人過問的狀態下變賣換錢。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不管是出於何種目的，他都一一向當地官方報告了藏經洞之事，也為他們送去了遺書實物，但是敦煌縣的廷棟、汪宗翰都不以為然，只有甘肅省學政葉昌熾識貨。可惜他作為一個省教育口的領導，在清末政府搖搖欲墜之時，也沒有任何資源可以幫助敦煌遺書。
王道士沒有雄才偉略，也不可能超越歷史挽狂瀾於既倒。他只想化得緣來、集資整修莫高窟。他用敦煌遺書換來的錢，他並沒有多少花在自己身上。他也沒有老婆孩子，他也不喜歡吃喝嫖賭。
敦煌藏經洞和擺在洞窟甬道上的經卷-斯坦因攝-1907年
2
沒有大智慧，卻有小心眼
等1907年斯但因第一次來到莫高窟之時，王道士已伴隨遺書度過了7個春秋。在這7年中，除官員拿走部分經卷外，王道士對藏經洞看守得很緊，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經洞，想了很多辦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並沒有那麼容易跟他展開生意往來。
一個偶然機會，他在跟著王道士參觀莫高窟時，發現王對西遊記裡的唐僧是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裝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並欺騙王圓籙，說他是沿著唐玄奘西天取經的路來的，這一招很靈，是宗教信仰把他們的思想溝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個真誠的信奉者，而斯但因顯然只是為了達到騙取藏經的目的。
斯坦因所獲的部分藏經洞文獻
王道士賣錢卻又不是為了自己吃喝玩樂，也不是給孩子買房，而是“積功德“的去翻新佛像。這一點是唯一值得可憐他的地方。
更糟糕的也是王道士做的結果上最壞的事情，其實正是他的“翻新”。這件事遠比把敦煌遺書送人更加令人崩潰。
被人忽悠，廉價賣出，這是時代的侷限。這隻能反過來印證騙他的人有多壞，到不能說王道士也是壞人。他沒有那個能超越時代的大智慧。但是，清政府來拉走剩餘文書時，他還是“違法”私藏了一些，在後來斯坦因再來的時候都給了斯。這點他做的不合法。
當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時，斯坦因寫的《西域考古記》中關於王道士，有這樣的說法：“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斯坦因這麼寫，也許有他的”欺騙性”，畢竟他在寫這本《西域考古記》時，已經晚年，敦煌遺書的事件，在國際上也有大家的各種評論。斯坦因不像是拿著槍來明搶的那些俄國人，也不像大谷探險隊的那些貪婪而又愚蠢的文物盜賊。斯坦因有自己的底線，至少他說了“在王道士看來，他寧肯把全部卷子賣給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來，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願讓卷子受此劫難。”
就衝斯坦因這麼說，至少他不像伯希和那樣騙了還理直氣壯，騙了還趾高氣揚。
3
晚年的變化
到華爾納來到莫高窟時，70歲的王道士的態度跟20年前的他，完全不一樣了。北京大學的陳萬里先生在他隨華爾納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記》中有相關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窺知一二。
華爾納
他在1925年5月10日記到：“翟蔭君在肅州復新僱一週姓木匠，同人鹹呼之為老周。老周前年曾隨華爾納、翟蔭二君赴肅州北黑城子及敦煌傭工數月。今日告我華爾納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銀七十兩，作為佈施。華經洋布和樹膠粘去壁畫得二十餘幅，裝運赴京，周之助力獨多，特附記於此。”
當時藏經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敦煌遺書的存貨也早已沒有了。華爾納賊不走空，轉移目標，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畫和彩塑。他給王道士一點小禮物，施捨一點銀錢，王道士就對華爾納粘貼破壞壁畫和搬走彩塑視而不見。
這與他年輕時所倡導的修補佛窟、推沙掃窟，並不斷以保護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緣的行為完全背離。因為華爾納的行為完全是破壞的強盜的方式，這一點在國際敦煌學界也是臭名昭著。
從本質上講，斯坦因和伯希和，只是拿走了可移動文物。而華爾納直奔不可移動文物。他在第二次的考察計劃中有整窟的搬遷計劃。他帶著兩大車充足的膠布和製作膠水的原材料來的。他甚至想讓莫高窟成為空洞，將所有壁畫全部搬到美國哈佛大學。這種無恥強盜的嘴臉掙獰可惡，王道士居然仍然對此熟視無睹。要不是已經是民國政府，多少比晚清政府管點事，發動當地群眾把華爾納轟走了，我們現在可能在原址，根本看不到莫高窟的精美壁畫了。
綜觀王道士的一生，童年與少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飢餓與悽楚中渡過，中年浪際天涯，無奈在兵營偷生，又沒有辦法蓄髮為道，雖然後來在莫高窟風雲一時，但是終歸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賣出敦煌遺書並不是積功德的事情。
當地老百姓可以把華爾納從敦煌趕跑，那就同樣可以把出賣了藏經洞寶藏的王道士逼瘋，事實上王道士晚年確實瘋了，或至少是因為他的罪過，而不得不靠裝瘋賣傻才度過晚年。
陳萬里在《西行日記》1925年5月26日條中記有華爾納第二次敦煌考察事時有記：“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為盜賣古物已十餘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據說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遊千佛洞時，聞餘等至，即趣避他往。詢之廟祝，亦謂精神尚好，則前日之傳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廳之懲辦歟？”
另外，1926年12月26日華爾納給斯坦因寫的信中說到：“只能找互一絲真實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經給王道士贈送了一點銀錢，只有75兩，可是這個數字也被誇大到10萬銀圓，村民們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這筆錢。王道士當然拿不出這筆現金來，於是村民們就以死來威脅他。王道士只能裝瘋賣傻，才躲過了這場災難。翟蔭去敦煌的時侯，隨身帶著我過去的翻譯員，這位翻譯員在前一次隨我訪問敦煌時對王道士極為友好。但是此時王道士竟然不認他，躲得遠遠的！”王道士晚年之悽慘景象，與此可見。
4
別人眼裡的王道士
陳寅恪說敦煌遺書的失散是傷心史，這使人傷心的可不僅僅是指王道士，更是清政府，以及清末社會。瞭解一下剩餘遺書拉回北京一路上的事情，就明白了。
伯希和在被他稱為“至聖所”的藏經洞中翻撿經卷-努埃特攝影-1908年
在斯塔因之後，伯希和又騙走了6000多敦煌遺書，還在北京高調的展覽。這導致清朝廷終於知道這些文物有價值了。於是1910年在滅亡前一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就會失竊一部分。在上世紀60年代，敦煌本地破四舊抄家時，還有一捆捆經卷被抄了出來，可見當時敦煌遺書遭遇的是什麼待遇。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
王道士在他的徒弟面前是光輝形象的，墓誌銘中這樣寫道：“嗚呼!以石室之秘錄，千百年而出現，宜乎價重連城，名馳中外也。觀其改建三層樓、古漢橋，以及補茸大小佛洞，積卅餘年之功果，費廿多萬之募資，佛像於焉莊嚴，洞宇於焉燦爛。神靈有感，人民受福矣。”
連老百姓也一度說他是王菩薩。畢竟，他重新裝繪彩塑，在普通佛教信眾眼裡，可是大功德。那會兒的敦煌百姓，哪懂什麼藝術。
參考16窟裡保存的“重修三層樓碑記”我們可知，在1906年時，敦煌當地鄉紳操辦的莫高窟“三層樓”的重修工程。此時的王道士已經是敦煌一帶的名人了，公然以“莫高窟主持”的身份自居。於是在他就覺得有必要也把自己“三清宮”建築的好一點。於是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藏經洞陣列館”所在的三清宮院落。
對於王道士，我們其實資料有限，目前對於他，只有他的墓誌銘和外國人的回憶錄裡提到的一些。如果您看看，下面兩幅畫在王道士住所門口的壁畫，也許您會覺得他也不是那麼簡單吧……
三清宮就是現在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陳列館”。
所有歷史都是“個人史”，其實歷史沒有絕對的客觀，只有不同人心裡的主觀。我個人認為，王道士肯定是不值得同情，但是，很多事情也不怪他，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今天，我們最痛恨的第一條是他的美盲，把那麼多精美的彩塑重修的惡俗，即便是解放後敦煌研究院集中銷燬過一批即為惡俗的彩塑後，我們現在去莫高窟，依然可以看到一窟窟與敦煌藝術極不和諧的彩塑出現在精美的壁畫旁邊，令人無法駐足。
王道士改修的唐玄奘像龕
更成為吾國文化之傷心史之延續的事情，很遺憾的現在還在不斷髮生。當代王道士仍然在不斷的做著百年前的事情，美盲橫行，讓人扼腕。
反觀有些人認為敦煌遺書的發現是他的“功勞”，我覺得他沒什麼功勞可講。一是發現的過程，完全出於偶然，二是發現後的結局，畢竟發生在他的身上，也許換一個人，或者結局不同。
不要去認為，如果不被斯坦因伯希和拿走，也許敦煌遺書的命運更糟糕，這種猜測和判斷是不成立的。雖然有大英博物館保存斯坦因文書的情況，但也不乏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中，勒柯克盜走的新疆大量壁畫被炸燬的情況。百年前，我們國家丟失的眾多國寶文物，有多少進了私人家中，永遠不見於世，有多少在獲取（昭陵六駿）運輸（北京人頭蓋骨）和收藏中損壞甚至消失的呢？就算是土豪不在乎國際機票，想去國外的博物館看，實際能看到的也只是他們拿走的九牛一毛。
那麼，憑什麼一些人還認為外國人拿走就一定比留在國內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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