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百年誕辰。我們思念這位老派文人，有溫度的作家。
汪曾祺的文字很有特點，有老派文人的情趣，這是許多人喜歡他的原因。汪曾祺出身西南聯大，是沈從文、朱自清和聞一多的學生，受老師的影響很深，他曾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中說：“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我現在這樣的作家。”
考入聯大中文系
1939年，汪曾祺考進了考入聯大中文系。那一年，他19歲。
晚年汪曾祺
當時的大學入學考試已經改為統考，全國分為貴陽、昆明、成都、重慶、西安、蘭州、桂林等七八個考區，基本上都在西部，因為東部都被日本人佔領了，所以無法設置。汪曾祺是江蘇高郵人，沒有考點，他是千里迢迢輾轉來昆明應考的，對於自己報考聯大中文系的緣由，他後來多次說過：“我到昆明考大學，報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就是因為這個大學中文系有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還有沈從文先生。”
西南聯大有文、理、法、工、師範五個學院，其中，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文學院有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和哲學系，中文系每年才招十幾個學生，非常難考，汪曾祺能考進聯大中文系，說明他功底不錯。
當時南開大學沒有中文系，所以聯大中文系是由北大和清華的中文系合併而成的。系主任由清華和北大輪流坐莊，先是清華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後來是北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只不過羅常培擔任系主任的時間比較長，學生們背後都叫他“羅長官”。1941年秋，“羅長官”生病，由楊振聲代理了幾個月；1944年，羅常培去美國講學，便由羅庸代理，直至三校復員北返。
西南聯大融合了北大、清華和南開民主、自由、開放的學風，汪曾祺所在的中文系更是得風氣之先，這從教授們的言談舉止上即可略見一斑。系主任羅常培極為愛惜人才，他最喜歡兩種學生：一是刻苦治學；二是才華橫溢。他曾介紹一個學生到聯大先修班教書，在給學生開的介紹信上竟如此評價：“該生素具創作夙慧。”無獨有偶，王力教授也給過弟子類似的評價，當時一位同學填了一首詞，作為“詩法”課的作業交給了王力，王先生的評語極具古文人風：“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處不須論。”汪曾祺晚年談起這些往事，還猶自感嘆不已：“具有‘夙慧’，有‘仙骨’，這種對於學生過甚其辭的評價，恐怕是不會出之於今天的大學教授的筆下的。”
如果說羅常培、王力兩位的評語足以讓人吃驚的話，那麼汪曾祺的遭遇就更有意思了，他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中回憶，有一次，教授西洋通史的皮名舉先生給諸位弟子佈置了一份作業，要求每人畫一張馬其頓國的地圖。作業發下來一看，汪曾祺哭笑不得，原來皮先生在自己的地圖上批了這樣兩句話：“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聯大教授們的率直與幽默。
聞一多後來接替朱自清當了清華大學的中文系主任，他的課非常“叫座”，不僅中文系和文學院的學生愛聽，理學院和工學院的學生也來旁聽。聞先生上課很有意思，有名士氣，先在講臺上點染菸斗，下面抽菸的同學也點著煙，煙氣嫋嫋，師生同樂，場面非常和諧。
汪曾祺夫婦
聞一多喜歡有獨立看法的學生，汪曾祺頗具“歪才”，文筆也好，所以很獲先生激賞。有一次汪曾祺替同學寫了一篇關於唐代詩人李賀的讀書報告，聞先生看了非常欣賞，對那位同學說：“你的報告寫得很好，比汪曾祺寫得還好！”後來汪曾祺回憶說：“其實我寫李賀，只寫了一點：別人的詩都是畫在白底子上的畫，李賀的詩是畫在黑底子上的畫，故顏色特別濃烈。”
聞一多這篇文章的觀點極為新穎，這也是西南聯大教授對學生的要求：不怕新，不怕怪，只重有無獨創性的見解。
沈從文得意門生
汪曾祺與沈從文的感情最深，來往也最多，他曾自豪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而沈從文也經常向文化界推薦這位學生：“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
沈從文是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國文學系的副教授，他在文學院中文系開設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等課程，這幾門課汪曾祺都選了。
沈從文年輕時投身行伍，浪跡於湘川黔邊一帶，沒有上過大學，更談不上留洋了。沈先生學歷雖然不高，講課卻是別具一格，他先看學生的作業，然後根據作業中出現的問題針對性地指導學生。汪曾祺寫了一篇小說，其中有許多對話，他竭力把對話寫得有詩意、有哲理一點，不料沈先生卻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汪曾祺知道了對話就是人物說的普普通通的話，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最真實。
沈從文
沈從文教學生寫作，寫的比說的要多，他總是在學生習作後面寫讀後感，有時比原文還長。除了寫讀後感，沈先生還給學生推薦一些與你的習作相近的作品來讀。汪曾祺寫過一篇《燈下》，描寫一個店鋪裡上燈以後各色人的活動，沈先生於是找了幾篇類似的作品給他讀，看看別人是怎麼寫的，自己又是怎麼寫的。這樣汪曾祺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文章的不足，也明白了應該如何下筆。
汪曾祺記憶中的沈從文自奉甚儉，穿衣吃飯都不講究，他在《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中回憶說：“他（沈從文）在《湘行散記》裡說他穿了一件細毛料的長衫，這件長衫我可沒見過。我見他時總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藍布長衫，夾著一摞書，匆匆忙忙地走。”
汪曾祺常到沈從文在文林街的寓所看他，吃飯時沈先生總是和他去對面小鋪吃米線，小鋪坐北朝南，桌凳乾淨，米線味道也清淡，很合沈從文的胃口。兩人各吃一碗一角三分錢的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隻雞蛋，但也不會超過兩角五分錢。不過有一次例外，沈先生要了一盤涼雞，還打了一碗酒，他用碗蓋喝了一點點，其餘都讓汪曾祺喝了。
汪曾祺會做一手好菜，多年以後他和沈從文都住在在北京，老師有次順路來看他，汪曾祺特地做了一隻燒羊腿和一條魚招待。沈從文吃得很盡興，回家後一再向張兆和說：“真好吃。”
泡茶館
查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一書，我們發現1939年中文系新生名單中有汪曾祺，但後來的畢業生名錄裡卻不見了他的 名字——原來汪曾祺並沒有拿到聯大的畢業證書，他的體育和英語不及格。
汪曾祺有名士習氣，許多年後，他的舍友何兆武對當年的事情還記憶猶新：“我同宿舍裡有位同學，是後來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級，年級差不多，都十八九歲，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時候他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破舊的藍布長衫，釦子只扣兩個，趿拉這一雙布鞋不提後跟，經常說笑話，還抽菸，很頹廢的那種樣子，完全是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派頭。”
汪曾祺小說《受戒》配畫，張曉紅繪
汪曾祺自己也常說，他在西南聯大不是個用功的學生，常不上課，但亂七八糟卻看了不少書。汪曾祺經常晚上一個人到系裡的圖書館看書，在這裡看書不用經過什麼借閱手續，隨便拿隨便看，還可以抽菸。中文系在學校的西北角，牆外是一片墳地，非常安靜。有一天深夜，汪曾祺在圖書館裡聽見牆外墳地裡傳來一派細樂的聲音，究竟是怎麼回事，他也沒有弄明白。
圖書館裡座位不多，白天人多沒地方坐，於是汪曾祺便去泡茶館。泡茶館是聯大學生的專用語，當地人說坐茶館，“泡”是北京話，北京來的學生把“泡”字帶到了昆明。汪曾祺有一個姓陸的同學，一整天都在茶館裡看書，洗刷用具都放在茶館，早上起來就到那裡洗臉刷牙，泡一碗茶，吃兩個燒餅，直到街上燈火闌珊時，才挾著厚厚的書回宿舍睡覺。
汪曾祺和外文系的兩個同學一起到茶館看書，茶館離翠湖很近，從翠湖吹來的風，還帶有水浮蓮的氣味。他們坐在靠窗的一張桌子邊，各看各的書，有時半天都不說一句話。汪曾祺這時剛剛開始寫作，他最初的幾篇小說就是在這家茶館裡完成的。
昆明的茶館其實就是個縮小的社會，每天都發生著各種各樣的故事。人們只知道汪曾祺是個了不起的文人，卻不知道他的過人之處到底在哪裡，其實汪曾祺文筆中的許多功夫，都來自當年的泡茶館，這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說：“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那麼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裡泡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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