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歲高齡王森然先生在畫室作畫
王森然先生思想提綱（二）
（王森然，原名王樾，字森然，號杏巖，曾用啞公、子燕、杏楠、黑衣、菊子、滌樓、養吾等70個筆名。定州市東旺村人。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革命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史學家、美術家，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王森然一生追求革命和進步，研究的學科甚多，在社會活動，教育、史學、文學、藝術等五個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
王森然與齊白石
王宏建：當時，齊白石曾送給王森然一幅對聯，詞曰：“工畫是王摩潔。知音許鍾子期。”從中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友誼決非庸俗之交。如果是老人的由衷之言，那麼，至少有兩點值得研究者注意：第一，早在半個世紀以前，齊白石就對王森然的繪畫藝術做出了極高的評價，這對於我們今天正確評估王森然先生的繪畫成就有重要參考意義；第二，他們之間的影響關係是相互的，即不但齊白石對王森然的繪畫創作有所影響，而且，王森然在齊白石的藝術道路上也曾發生過某些影響。
這裡所謂的影響，不僅僅是指具體的畫法、技法上的影響，而是指當一個畫家的突變，無法用以往的傳統和畫家本人的獨創性加以解釋的時候，在他的作品中體現出來的那種情況。
1935年王森然於鐵柵畫室前葡萄架下拍攝的齊白石像
齊白石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人民性、愛國主義感情和要求民主的反叛精神，是他以前的任何一個畫家的作品中所沒有的，在這個意義上講，他的成就遠遠超過了吳昌碩，也超過了中國封建時代的一切文人畫家，他應該被看作是個一個新時代的先驅者。
齊白石的這一突變，就無法用傳統和個人的獨創性加以解釋。有的研究者注意到了這一點，但把原因歸結於齊白石勞動人民出身和他的熱愛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這固然是事實，但我們也會在美術史上發現另外一方面的事實；出身於勞動人民的藝術家並不必然具備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而某些具有一定勞動人民思想感情的藝術家，沒有一個能夠創造出超越社會時代意義的作品。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可以產生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那樣的巨匠，卻不能出現畢加索這樣的大師;中國18世紀出現了曹雪芹和揚州八怪，卻不可能有魯迅和齊白石。
時代的、社會的影響對於成就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來說，是不可忽視的，齊白石現在的地位和成就，主要是在30年代以後取得的，那麼，時代與社會對他有些什麼進步影響呢?這是今後應該研究的一個課題，不研究這個課題，恐怕無法令人信服地解釋齊白石作品中的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
我想根據現有的資料推理出一個假設，即王森然在文藝思想上對齊白石的進步影響。
李松:蔡元培、齊白石、徐悲鴻、林風眠，還有王森然、潘天壽、趙望雲一一他們是在直接影響這一時期中國畫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
王宏建:王森然先生是中國最早接受民主進步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之一，他早年即投身於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在孫中山、蔡元培、李大釗、鄧中夏、魯迅等人的直接影響下走上了革命文藝道路。他在20年代末寫成的、1930年上海光華書局出版的《文學新論》，集中地反映了他的革命文藝思想。如他寫道:“文學是社會的產物，文學不能背社會時代的環境而存在，文學家生活於某一階級的環境裡，受某一階級利益的薰染陶熔，必為某一階級的心靈所同化。”“世界不到經濟制度改革之後，一切超自然的詩歌，新浪漫的小說，愛美的戲劇、電影，只是作為貴族階級的嗎啡、鴉片煙，平民依然流著血汗找飯吃。純藝術的宣傳是現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只是貴族階級的護身符，平民的鐵鎖鏈。”“文學是表現社會、批評社會、指導社會的，文學是時代的先驅，是時代的反映，這樣的文學才有生命，才有永遠不朽的價值。”
《中國公論》刊登王森然撰《齊白石先生評傳》
郎紹君:王森然的平民藝術思想，突出地表現在他對齊白石的態度與齊白石的關係上。他最初認識齊白石是在1925年，即白石實際定居北京六年後。當時齊白石雖在北京有一定名聲，但還是受藝術上的守舊勢力所排斥和貶低。王森然以他藝術上的敏感和對白石木匠身世、平民氣質的敬重，寫了一篇藝術評論，稱“當代名家，宜首推吳昌碩老缶，齊璜白石，朽道人陳師曾諸先生。”並對北京一些“善偷古人”的畫者有所評譏。他很快成為白石老人信得過的朋友。從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王森然先後寫了很多介紹齊白石生活和藝術的文字，包括《齊白石評傳》這樣比較系統的、洋洋灑灑的大文章。他不僅喜歡齊白石的畫，也喜歡齊白石的篆刻、書法、詩歌，以及他的人品和思想。報界、文學界的人士，再沒有誰像王森然這樣熱愛齊白石、數十年與齊白石保持著忘年交的親密關係。齊白石贈他許多作品，為他題畫七十多幅，曾題其《雁來紅》雲:“前清大滌、青藤或有之，近今趙、吳亦無。”題其《梅花》雲:“人曰森然學我，我曰我學森然。”又題其《山水》雲:“畫遠松，森然弟過我。”
而贈他的篆書聯“工畫是王摩詰，知音許鍾子期”，無異於把他喻為自己最親密的知音。
孫美蘭:先生作為當年書畫後起之秀，乃與畫壇一代宗師白石老人結成忘年之交，黑夜漫漫，知己者寥寥，白石老人在苦難歲月裡，由衷與比自己小三十有餘的森然先生結為“知音。“工畫是王摩潔，知音許鍾子期。”十二個字凝聚著熾烈深厚的友情，表達了藝術上重詩情、畫意、高格的共同意向，也披露了白石老人對森然先生的高度讚賞。
1944年5月，畫家王森然在京舉行首次畫展，這是齊白石先生親自為其籌劃的畫展，白石老人題寫前言曰:“森然之畫，用工幾四十年，凡昔時名家法，嘗治為大成。餘早知森然精考據音韻，創作文藝，未知畫亦能事。近來以畫見示，予太息曰:‘君用工之苦，見於筆墨，不使世人盡知其人，虛牝黃金，費盡何益?’”字裡行間對畫家的苦功、修養、造詣、人格，是何等推崇器重。
1952年徐悲鴻（左三）、齊白石（左四）、王森然（右一）在齊白石的鐵柵畫室門前合影，左二為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女士，左五為伍德萱女士，前排孩童為徐悲鴻小女芳芳、小兒慶平
史樹青:白石老人將生平第一方治印《金石癖》贈森然先生，併為其修養身性的文存《養吾集》封面題簽，為先生文集《鴻爪雪泥》題簽，僅我見過題簽的還有《春妃秋郎閣劇目》。先生號啞公，啞公者欲言不得，白石老人為先生治印《啞公題跋》一枚，還有另一枚也是先生的號《古寺山僧》，先生的常用印均出白石先生手。不止如此，齊先生要求森然先生給他寫信用齊先生自制的信箋，是專為森然先生給他寫信用，一定是為收藏的，齊先生用淡墨鋪底以鹼水畫簡筆花鳥草蟲，加蓋名章，珍奇無比，森然先生將未用完的珍藏數張，齊先生親自刻就銅墨盒兩方贈先生，一方為青蛙蝌蚪，一方為草蟲螞蚱，均為存世精品。齊先生還將他自己的兩方名章送給森老，對於畫家來說，這是多麼大的信任。我見過的只有陳獨秀將他的名章“仲甫”，送給了王老，再就是白石老人。
1944年白石先生給森然先生辦畫展是唯一的一次，再從未給第二個人辦過畫展，可見對森然先生的鐘愛程度。開幕那天齊白石到水榭，見已有人簽到在先、提筆簽上“齊白石”之後，又添上“來遲了”三個字，如果知道兩位先生就不難理解“工畫是王摩詰，知音許鍾子期”的內涵了。
齊先生給森老題畫七十餘幅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齊先生為李苦禪的諸多題畫都是應森然先生之邀完成的，都是題在苦禪為森然先生所作的作品上，例如白石老人題李苦禪《竹荷》、《魚鷹》、《清供》等等，像“苦禪仁弟有創造之心手，可喜也，美人招嫉妒，理勢自然耳。”“苦禪仁弟畫筆及思想將起餘輩，尚不倒戈，其人品之高即可知矣。(題在齊先生自畫集封面上)”以及“英也過我”這些很重要的題跋均有白石先生“森然囑題”、“森然先生此囑”的附記。至於王青芳等的作品如畫《馬》等，同樣是齊先生應森然先生之邀題寫的。這種現象難道不值得齊白石的研究者、李苦禪的研究者關注和重視嗎?這是深入研究白石老人和森然先生之間關係具有重要價值的課題。
森然先生同錢玄同一起編過詞典，精通篆書、文字音韻，白石老人多有受益。
王宏建:那麼，齊白石是否也曾受到了王森然進步文藝思想的影響呢?從他們的密切關係和長時間的交往來看，這種可能性顯然是存在的，他們於20年代結識，成為忘年之交。1931年，王森然在華北大學任藝術專修科主任時，又聘齊白石為名譽教授，此後幾十年推心置腹，過從甚密。當然，齊白石不可能像年輕人一樣去閱讀現代文藝理論書籍，也不可能系統地理解和接受革命文藝思想，但是，在平常的交談，在書畫的交流中，王森然的進步文藝思想大概會以最易於接受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對齊白石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史樹青:在榆林王森然先生就對杜斌丞、楊虎城的思想傾向產生了影響。
王宏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齊白石晚年作品的突變性就可以從時代與社會的影響層面加以闡釋，那時我們就可以說，齊白石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他是站在時代群體肩上的佼佼者。（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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