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一天穿越回到中世紀的歐洲，成為一個貴族的後代，並且還成為一名英姿颯爽的騎士。當你被君主或者主教冊封成為騎士的時候，你還得宣誓堅守八種美德（謙卑、榮譽、犧牲、英勇、憐憫、誠實、精神、公正），此外你還要承擔自己的義務： 保護老弱婦孺、 為公義而戰以對抗不平與邪惡、熱愛家園、為防衛教會而冒死犯難。
這就是所謂的“騎士精神”，同樣，假如你穿越到戰國時代的日本並且成為一名武士，你同樣需要遵守“武士道”精神（名、忠、勇、義、禮、誠、克、仁）。假如你再穿越到中國春秋時代，尤其是發生在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戰”的戰場上，那麼你就會看到一位君王在死板的等待對方排兵列陣，待對方擺好陣型以後，他才開始下令讓士兵發起衝鋒。
你可能會感到疑惑，從來沒有像這樣打仗的，明明可以趁著敵人陣型還沒有擺開的時候襲擊對方，為何要等對方完全做好了準備之後，才命令自己的士兵發起攻擊呢？
- 禮戰和利戰的演變
何謂禮戰？
《孟子》一書中有一篇文章記載於《盡心·下》，它的原文是這樣寫的：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徵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徵也。”
簡單意思是說春秋時代沒有合乎禮義的戰爭，因為只有周天子可以發動戰爭，這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以諸侯之間是不能相互發動戰爭的。所以我們為什麼說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為了恢復周禮而奔走一生，更是對諸侯們破壞禮制進行強烈批評。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
發生在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戰”我們不能完全將它定義為“禮戰”，但是這場戰爭有“禮戰”的色彩，它還殘存著周朝晚期“禮樂制度”的影子，儘管從戰爭史的角度去看，這是一場愚蠢到家的戰爭，但是如果從道德、從文明的角度去看，它卻象徵了一個民族高度發達的道德文明。
“泓水之戰”是有爭議的，批評它的認為這是一場蠢豬式的戰爭，但認同它的人卻覺得這場戰爭無不洋溢著人性和道德閃亮的光輝。
- 事態經過
左丘明所著的《子魚論戰》中完整記載了這場戰爭的經過（由於過長不貼），宋國乃是殷商後代，商紂王的兄長微子啟被周公旦按照“興滅繼絕”的傳統封地於商丘，建立宋國 。它在周朝諸侯之中地位特殊，是以客人的身份被禮遇，位列“三恪”之一。
所謂的“三恪”就是指周朝建立以後對前三朝後裔的優待，當時間一眨眼來到宋襄公時代時，為了重振殷人風采，以及力求成為中原霸主，這是宋襄公的遠大志向之一。他當時主持召開了一次諸侯大會，試圖確定自己諸侯盟長的地位，但是在大會卻被楚成王俘虜。
這成為“泓水之戰”背景，隨即宋襄公聯合衛國、許國和滕國進攻臣服於楚國的鄭國，“泓水之戰”爆發，然而宋襄公看似打算成為諸侯盟長，但他更大的志向是復興殷商王朝。當時他的大司馬勸說他“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宋襄公不聽，毅然決然發動了戰爭。
其實這是宋襄公“不義”的一面，正如前文《孟子》中所談“春秋無義戰”，沒有得到周天子的批准，宋襄公擅自發動戰爭，這本身就違背了禮制。可是，等到楚國出兵支援鄭國時，宋襄公又變成了一個翩翩君子，當時楚國的軍隊集結在泓水邊還沒有擺開陣型。
他的臣子勸說他“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意思就是趁敵人還沒有擺開陣型，趕緊出兵攻打，但宋襄公雖然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君王，但他也是一個老派和保守的人，宋襄公認為這違背了“不鼓不成列”的原則，因此拒絕出兵。
何謂不鼓不成列 ？意思就是說不攻擊還沒有排好陣型的軍隊，因為古代發起攻擊的信號就是“鳴鼓”，老派的宋襄公認為對方還沒有擺好陣型，自己就率先攻擊，這是違背戰場規則的。因此等到楚軍擺好陣型以後才發動攻擊，卻因為喪失時機大敗。
宋國人為此對他頗有微詞，宋襄公辯解說：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君子不再傷害已經受傷的人，不俘虜頭髮斑白的老人。古代用兵的道理，不憑藉險隘的地形阻擊敵人。我雖然是亡國者的後代，不攻擊沒有排成陣勢的敵人）
何謂禮戰，這就是禮戰。孔子在《論語·八佾》中曾經描繪過自己設想中的“禮戰”場景說：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君子沒有什麼可與別人爭的事情。如果有，一定是比射箭了。比賽時，相互作揖謙讓後上場。射完後，登堂喝酒。這是一種君子之爭）
因此所謂“禮戰”簡單來說就是君子之爭，何謂君子？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宋襄公並不是孔子所描繪的那種標準的君子，但他身上有君子的色彩，他守舊傳統，對某些規則還有敬畏之心。當然他也激進無禮，譬如他破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規定，擅自發動針對諸侯的戰爭。
這大概也是孟子說“春秋無義戰”的原因。
因此他既是一個破壞者，也是一個守護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恰恰展現出宋襄公所處的春秋時代正在發生悄然的鉅變，規則的影響力還在，還有一部分人擁護它，但規則也正在消失，一部分正在破壞它。 從國人對宋襄公的批評態度來看，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點。
正如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注重禮儀，小人注重利益，“利戰”的最佳代表無疑就像“長平之戰”，白起通過智力和手段贏得了最終勝利，將40萬趙軍團團圍困，並最終坑殺這些人，這是為了秦國的利益而不擇手段。
倘若當初宋襄公能夠聽從下屬的勸告，那麼他多半可能會贏得這場戰爭，也不至於被後世嘲笑。然而長平之戰的勝利也並不全然是得到認可的，因為白起贏得了戰爭，卻輸掉了道義，宋襄公雖然輸掉了戰爭，但是贏得了道義。
而這種道義又並非宋襄公制定的，乃是由周天子制定的，作為諸侯理應遵守，如此來看宋襄公也算安分守己了。當然“禮戰”並不是宋襄公的創造，這是春秋時代尚還存在的一種時代規則，如在公元前597年發生的邲之戰中也曾出現過一絲“禮戰”的色彩。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左傳.宣公十二年》
樂伯在戰爭把射中的麋鹿送給鮑癸，最終免於成為俘虜，為此對方還稱讚他說“君子也”，一隻麋鹿為何擁有如此大的能量呢？《論衡·亂龍篇》中說：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土射鹿豕，示服猛也。 樂伯將射中的麋鹿送給對方，表示尊敬和示弱，因此贏得後者的讚賞。
這些都是“禮戰”的表現，雖然不足以說明“禮”在戰爭中受到重視，但也說明它的影響力依然在。《禮記·王制》中描述說：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徵，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這就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根據，但是西周滅亡以後，我們可以看到周王室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下降，周朝開始進入“禮崩樂壞”的時代，諸侯們擅自僭越天子禮制，擅自發動兼併戰爭，一切都開始朝著利益的大道狂奔，且無所不用其極。此外在各個諸侯國內部也是混亂四起，卿大夫們擊殺國君，奪取政權的時間屢見不鮮，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
針對這一點，宋代司馬光在編撰《資治通鑑》時，就對三家分晉這一破壞禮制和君臣倫理的事情發表評價說：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天下以智力相雄長”一語道出了春秋戰國時代的亂象所在，當維持社會秩序的“禮樂制度”崩潰時，陰謀手段，智力詭計成為攫取利益的唯一手段，如蘇秦、張儀等縱橫家攪動天下局勢，縱橫捭闔，中國歷史由此從“禮戰”進入“利戰”時代。
你不好說這是一種進步還是倒退，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利戰”也表明人們的見識和智慧提升到了另一個層次，捕捉到許多能夠解決問題的取勝之道。凡事都有它的兩面性，今人雖然對宋襄公的迂腐舉止不屑一顧，但他依然有閃光的一面，簡單來說，這個世界沒有永恆的規則，但必須要有能夠遵守和維護它的人存在。
所以，從這一點來看，宋襄公非但不是一個迂腐的人，反而值得尊敬，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要把“泓水之戰”看做是“禮戰”向“利戰”演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了。有人說宋襄公的舉動不合時宜，但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合時宜之處，所有的事物都有落伍的一天，就像馮小剛在《老炮》中展現的一樣，並不是這些事物不合時宜，僅僅只是一個時代結束，另一個時代開始了而已。
它落伍並不表明它沒有了價值，只是人們尋找到了更加適合替代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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