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父親說三叔又讓人從山裡捎來了一些蘑菇、莜麵、木耳等山貨，每次聽到這樣的消息，總有一股暖流從心間滑過，是來自遠方的掛念。一說起三叔，父親能和我在電話裡聊一個多小時。三叔的父親和我爺爺是叔伯兄弟，到了父親這一輩，就又成了重叔伯兄弟了，從小一起玩大。用父親的話說，就是處的不能再好了。
三叔出生於1953年，那個年代出生的人幾乎經歷瞭解放後所有的運動。三叔是個精明人，為人憨厚穩重，樂於助人，口碑很好。幹活的時候心思縝密，尤其的農活，一把好手。就這樣一個人，一輩子沒有結婚。
我好奇的問父親：“三叔那個時候也屬於帥小夥級別的，人也精明能幹，為什麼沒有成家”？
提起這事，父親總長嘆氣。話匣子打開了，父親給我講述了三叔的經歷。二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人給三叔介紹過對象，而且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但是，不巧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情，從此改變了三叔的人生。
那是一個普通的下午，大家忙完農活，回到院子。老式的四合院裡，住著三四戶人家，都是本家，不過輩分和親疏不一。就在談笑間，突然有人發現三叔家窗戶的左窗樑上寫著“打倒”，右窗樑上寫著當時很敏感的字，總之非常“反動”。
所有人都愣了，要知道在當時，出現這樣的舉動，那是要被扣上“特務”或者“壞分子”的帽子的。同一院子裡住著一個很“革命”且“不徇私情”的民兵連長，覺得“事態嚴重”，立刻跑出去告了駐村指導“革命工作”的領導。這個民兵連長，也是本家，和三叔也是重叔伯兄弟，我們叫大伯。
事情馬上傳開了，村裡的領導肯定兜不住了，就報告了鄉一級公社。公社領導一聽，說：“出了這麼大的事，咱們這一級也不敢處理，得讓縣革委會處理”。好像當時候有個機構叫“文攻武衛”指揮部什麼的。
就這樣，三叔和五奶奶（三叔的母親），定作“現行反革命”的罪證，被民兵和警察用繩子捆起來押走了。武鬥派還把寫著那幾個毛筆字的窗木鋸下來帶走了。
縣裡邊審理邊批鬥，三叔和五奶奶前前後後被勒過三十多次繩子。審理過程中，還請了專家，反覆鑑定，對比那塊被據下來的木頭上的字跡和三叔的字跡。就這樣，反覆審理、批鬥，3個多月過去了。最後，鑑定下來，字跡不像是三叔的，五奶奶不識字更不會寫字，那個年代沒有監控、也沒有目擊者，院子裡孩子很多，也不知道是誰家的孩子寫的。總之，確定不了“兇手”，又是在他家窗戶上發現的，因此，這個黑鍋也由三叔家一直揹著。
就這樣，三叔的那個對象，也政治鮮明地和三叔家劃清了界限。
越是愛面子的人，其實越脆弱；越是大夥心中的好人，越容易在挫折中一蹶不振。可想而知，三叔受到了巨大心理的打擊。據父親說，那年三叔家的地，很多事他幫著打理，秋收時我爺爺也幫著收割。三叔一兩年內都不怎麼出家門，一出門就覺得臉沒地兒擱。
那個年代，男人女人都是27歲沒結婚就屬於大齡剩男剩女了，是要遭鄰里鄰居背後指指點點的，加上三叔“刑滿釋放份子”的身份，找對象難上加難。因為五奶奶身體不好，還有個殘疾的妹妹得照顧，三叔後來也沒成家。
時間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三叔三十多了，作為“刑滿釋放份子”的他，日子迴歸了正常，壓抑多年的情緒也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消融，只可惜仍舊獨身。
至於，是誰寫的那幾個字，謎底也隨著孩子們的長大揭開了。原來就是，那個告狀的大伯的外甥寫的，事發當晚，大媽就知道了，悄悄把這個外甥打了一頓，並警告不許說出去。後來，三叔和五奶奶平反了，還給了賠償，據說賠償是根據勒繩子的次數賠的，一繩子20，一共賠了600多，在八十年代是筆大錢。
造化弄人，如果當時的三叔能夠走出陰影，能夠堅強地面對未來，結局會很不一樣。現在三叔是五保戶，一年政府給六千多元，加上住在山裡，種點菜和穀物，生活是綽綽有餘，還能憑藉他的豐收照顧遠在城市的我們。
新時代，青年人面對的挑戰很多，我們一定要鼓起生活的勇氣，不畏艱難，跨過險阻，努力向前，遇見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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