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以作者的身份討論過福貴的人生。一些意大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了一個十分有益的問題：“為什麼您的小說《活著》在那樣一種極端的環境中還要講生活而不是倖存？生活和倖存之間的分界在哪裡？”
我的回答是這樣的：“在中國，對於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來說，生活和倖存就是一枚分幣的兩面，他們之間輕微的分別在於方向的不同。對《活著》而言，生活是一個人對自身經歷的感受，而倖存往往是旁觀者對別人經歷的看法。《活著》中福貴雖然歷經苦難，但他是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敘述，福貴的講述裡不需要別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講述的是生活。
如果用第三人稱來敘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麼福貴在讀者的眼中就會是一個苦難中的倖存者。”
出於上述理由，我在其他的時候也重複了這樣的觀點。我說，在旁人眼中，福貴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對於福貴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於是那些意大利中學生的祖先，偉大的賀拉斯警告我：“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後，在他生前和葬禮之前無人有權說他幸福。”
賀拉斯的警告讓我感到不安。我努力說服自己：以後不要再去議論別人的人生。
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裡
這四十年來中國人的心理變化就像社會的變化那樣天翻地覆。當社會面目全非之後，我們還能認識自己嗎？
我想，沒有一個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碼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醫生也不會例外。事實上，我們人人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焦慮，對尚未發生的事情的擔憂和害怕，這樣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著我們的生活態度和思維方式。
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我在香港丟過了一次護照，歷盡麻煩之後才得以回到北京。護照的丟失意味著身份的失去，此後的三四年時間裡，我每次在國外的時候都會夢見自己的護照又丟了，然後一身冷汗醒過來，才知道是虛驚一場；而且無論我是在開會演講，還是在遊山玩水，每隔四五個小時就會神經質地去摸一下護照是否還在口袋裡。直到今天，我出國前整理行裝時，首先考慮的是穿什麼樣的衣服可以保證護照的安全，然後再考慮其他的。可以這麼說，香港的那次護照丟失，讓我在此後十年的時間裡只要置身異國他鄉，就會出現焦慮，
害怕護照再次丟失的焦慮，這是對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懼。我從事的工作是講故事，用《巴黎聖母院》裡吉普賽人的說法，我就是那種將別人的故事告訴別人，然後再向別人要錢的人。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後期，我還是一箇中學生，當時男生和女生之間是不說話的，雖然非常想說話，可是不敢說，就是愛慕對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膽大的男生悄悄給女生寫紙條，而且還不敢寫上明確示愛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為馬的句子，比如要送給對方一塊橡皮一支鉛筆之類的句子，來傳達愛的信息。接到紙條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幹什麼，女生普遍的反應是緊張和害怕，假如紙條一旦曝光，女生就會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錯了什麼。
三十多年以後的今天，中學生談情說愛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輿論上公開化。現在的女中學生竟然是穿著校服去醫院做人流手術，媒體上曾經有過這樣一條消息，一個女中學生穿著校服去醫院做人流手術時，有四個穿著校服的男中學生簇擁著，當醫生說手術前需要家屬簽字時，四個男中學生爭先恐後地搶著要簽名。
是什麼原因讓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國這三十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是在這個光榮的數據後面，卻是一個讓人不安的數據，人均年收入始終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間。
這兩項應該是平衡的經濟指標，在今天的中國竟然如此地不平衡。當上海、北京、杭州和廣州這些經濟發達地區的摩天大廈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飯店裡人聲鼎沸時，在西部的貧窮落後地區仍然是一片蕭條景象。按照聯合國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貧困標準，中國的貧窮人口在一億以上。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區城市裡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樂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區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過年時，給鄉親帶去的禮物是可口可樂，因為他們的鄉親還沒有見過可口可樂。
社會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帶來心理訴求的不平衡，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中央電視臺在六一兒童節期間，採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麼。一個北京的小男孩獅子大開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不是玩具飛機；一個西北的小女孩卻是羞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
兩個同齡的中國孩子，就是夢想都有著如此巨大的差距，這是令人震驚的。對這個西北女孩來說，她想得到一雙普通的白球鞋，也許和那個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飛機一樣遙遠。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個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後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後連夢想都不平衡了。夢想是每個人與生俱有的財富，也是每個人最後的希望。即便什麼都沒有了，只要還有夢想，就能夠捲土重來。可是我們今天的夢想已經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這兩個孩子夢想之間的差距，顯示了兩個極端，可以說和我舉出的第一個例子的差距一樣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學生和今天的女中學生是另外的兩個極端，前者顯示的是現實的差距，後者顯示的是歷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後記裡寫下這樣一段話，“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箇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裡寫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時代和下部今天時代的差距，這是歷史的差距；還有李光頭和宋鋼的差距，這是現實的差距。歷史的差距讓一箇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歐洲四百年的動盪萬變，而現實的差距又將同時代的中國人分裂到不同的時代裡去了，就像前面說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這兩個生活在同樣時代裡的孩子，他們夢想之間的差距，讓人恍惚覺得一個生活在今天的歐洲，另一個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歐洲。
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生活在現實和歷史雙重的巨大差距裡，可以說我們都是病人，也可以說我們全體健康，因為我們一直生活在兩種極端裡，今天和過去相比較是這樣，今天和今天相比較仍然是這樣。
三十年前，我剛剛從事講故事的職業時，讀到過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話，他說：“每個人對於他所屬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與其說我是在講故事，不如說我是在尋求治療，因為我是一個病人。
一個國家，兩個世界
如果從倫理道德和處世哲學的角度來探討中國這六十年的社會變遷，那麼家庭價值觀的衰落和個人主義的興起可以作為一條歷史的分界線，顯現出同一個國度裡的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過去時代的中國，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是沒有空間的，如果個人想要表達自我訴求，唯一的方式就是投身到集體的運動之中，比如“大躍進”和“文革”。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轟轟烈烈的集體運動中，個人的自我訴求必須和當時的社會準則或者說是政治標準完全一致，稍有偏差就會引來麻煩和厄運。用當時流行的比喻，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滴水，彙集到社會主義的大江大河之中。
在那個時代，個人只能在家庭中擁有其真正的空間。也就是說個人的自我訴求作為獨立的意義，只能在家庭生活中表達出來。因此當時的社會紐帶不是個人和個人之間聯結起來的，而是家庭和家庭之間的聯結。可以這麼說，家庭是當時社會生活裡的最小單位。
這就是為什麼家庭價值觀在中國人這裡曾經如此地重要，夫妻之間的不忠被視為大逆不道。當時的社會倫理會讓婚外戀者遭受種種恥辱，比如剃成陰陽頭的髮型遊街，甚至以流氓罪被判刑。“文革”期間，由於政治鬥爭的殘酷，夫妻相互揭發，父子反目屢有發生，不過這些事例只是出現在少數家庭，極大多數家庭則是空前團結。在當時外部環境的高壓之下，人們十分珍惜家庭的內部生活，因為只剩下這一點點屬於個人了。
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的飛速發展讓中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滲透到了中國的方方面面。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世界觀和價值觀也同樣翻天覆地地變化了。於是，過去的倫理道德逐漸缺失，利益和金錢的處世哲學替代了過去革命的處世哲學。過去有過一句著名的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產義的苗。”今天的中國，已經讓我們很難分清什麼是屬於社會主義的，什麼是屬於資本主義，我覺得草和苗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同一種植物了。
被壓制已久的個人主義，在一個唯利是圖的社會里突然興起，必然會衝擊家庭價值觀。 其實，強調個人價值和遵守家庭價值之間本來不是矛盾，問題是我們的發展太快了，短短三十多年，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從一個人性壓抑的時代來到了一個人性放蕩的時代，從一個政治第一的時代來到了一個物質至上的時代。過去，社會束縛的長期存在，讓人們只能在家庭裡感受到些許自由；今天，社會的束縛消失之後，曾經讓人倍加珍惜的家庭自由突然間無足輕重了。如今婚外戀越來越普遍，已經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當每個人都擁有一個舞臺，可以充分地秀自己之時，過去意義的家庭在今天完全改變了，或者說現在的家庭不再像過去那樣承載很多屬於社會的功能。很多人不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珍惜家庭，因為他們的價值更多地體現在了社會生活裡，很少體現在家庭生活中。
過去的三十多年，我們的發展就像是一匹脫韁的野馬那樣一路狂奔，我們全體都在後面大汗淋漓地追趕，我們追趕的步伐常常跟不上發展的速度。展望今後的十年，我覺得，或者說我希望，我們發展的速度應該慢下來，這匹脫韁的野馬應該跑累了，應該放慢腳步了。
然後，我們可以在個人價值和家庭價值之間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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