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裡岡愛一作達裡岡厓牧場，位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與外蒙古車臣汗部、土謝圖汗部之間，是清朝最大的皇家牧場，直隸於內務府上駟院，並非庫倫辦事大臣轄區。達裡岡愛牧場被外蒙佔領的時間並非《察哈爾通志》所載的民國八年(1919年)，更非我國臺灣省著名歷史學家李毓澍先生所云“一定是在民國八年以後”，而是1912年上半年。庫倫當局在恰克圖會議前後爭取對該地的所有權。
康熙三十年“多倫諾爾會盟”，清政府最終確立對漠北蒙古的直接統治。在此前後,車臣汗部和土謝圖汗部將達裡岡愛貢獻給清廷，成為清代最大的皇家牧場。迄於清末，該牧場直隸 於內務府上駟院，由察哈爾商都(上都)牧場總管兼理達裡岡愛牧場事務，一般由駐紮張家口的察哈爾都統兼任總管，既不屬於內蒙古六盟，亦非庫倫辦事大臣轄區(該大臣掌管土謝圖汗和車臣汗部事務)。根據1913年11月5日《中俄聲明文件》的附件《聲明另件》和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協約》的規定，達裡岡愛牧場應屬於中國領土而非自治外蒙古區域，但卻被外蒙方面佔領,1943年改建為蒙古人民共和國畜牧業最發達的“蘇赫巴托爾省”。
但曾任蒙古人民共中的達裡岡愛和國科學院院長的著名歷史學家錫林迪布根據蘇聯中央軍事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原始檔案指出,1912年7月,袁世凱的確曾致電哲布尊丹巴八世，要求外蒙對欠中國商人的債務予以賠償,“若不能履行這個要求,總統讓蒙古五大臣(庫倫政權設置有五個部門—引者注)全部來京，否則就派遣軍隊進行威脅”。顯然,袁世凱對達裡岡愛牧場的索賠要求即在該電報中提出。可見,達裡岡愛歸順外蒙古當局的具體時間應在1912年上半年(以1912年初最為可能)。
1913年11月5日《中俄聲明文件》和《聲明另件》簽訂後,庫倫當局被迫放棄了合併內蒙古的企圖。儘管1914年6月14日袁世凱政府規定達裡岡愛由察哈爾特別區管轄(1928年改為察哈爾省),但外蒙古事實上一直佔領著該地,始終沒有將其歸還中國,察哈爾政府也就從未履行過其應有的管轄權。
恰克圖會議及其之前,庫倫當局一直企圖將對達裡岡愛的佔領合法化，終未如願以償。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協約》迴避了達裡岡愛的歸屬問題，一方面規定“自治外蒙區域……以前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接受了中國政府關於不得將達裡岡愛劃歸自治外蒙古的要求。但同時又規定“其與中國界線……南與內蒙……接界之各旗為界”,又默認了外蒙古對達裡岡愛事實上的佔領。
1917年2月27日,陳在致外交部的電報中建議:“內外蒙及科布多、阿爾泰界務膠葛,積案甚多。按照恰克圖協約,應於本年四月勘界,現已屆期,或派員會勘,或與俄蒙商訂展緩,似應由貴部商(國務)院,及時決定,以便與外蒙官府接洽”。但由於俄國發生“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劃界工作始終未能進行。
1919年11月22日,自治外蒙古正式撤治後,國民政府恢復了對外蒙古的直接管轄。1921年2月初,白俄羅曼·費多羅維奇·溫甘倫·馮·施特恩貝格(溫甘倫)男爵率領的白衛軍佔領庫倫,扶植哲布尊丹巴八世再次登基，外蒙古第二次宣佈獨立。1921年7月初,蘇俄及其附屬的遠東共和國從維護自身周邊安全的私利出發,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拒絕和抗議，出兵我國外蒙古，消滅溫甘倫匪軍，並扶持“蒙古人民黨”(1925年改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組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哲布尊丹巴八世第三次登極為名義上的大汗。雖然蘇聯在1924年5月31日的《中俄解決懸案問題大綱》中表示承認外蒙古為中國完全領土之一部分，尊重國民政府在外蒙古的領土主權，但從1921年2月起，國民政府實際上永遠地喪失了對外蒙古的管轄權。
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達裡岡愛牧場的歸屬問題也就不了了之，長期以來成為一樁歷史懸案，以致於吉村忠三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不無疑惑地指出:儘管達裡岡愛早在外蒙古第一次獨立之初就已合併入外蒙古車臣汗部,“惟據1915年之恰克圖協定,已為中國領土。
然現在若就駐在該地之國境守備隊一點來觀察，似為喀爾喀所領”。這也是《察哈爾通志》對達裡岡愛牧場“一個字都沒有說”的原因所在。直到1945年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之時,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互換照會,規定:“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國民政府聲明: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國民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從而使外蒙古多年來對達裡岡愛事實上的佔領最終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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