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哥說文
【快速瀏覽】 “熙寧變法”至今為世人所爭論，譭譽參半。改革派和反對派陣營分明、旗鼓相當，兩派的領軍人物也是北宋著名的文壇領袖一一王安石和蘇軾。變法爭論的最後結果是“兩敗俱傷”。王安石退隱江寧（南京），蘇軾發配黃州。
- 君子和而不同
王安石，字介甫，小字獾郎，號半山，撫州臨川縣人（著名的臨川才子）生於宋真宗天僖五年(1021）又名“王荊公”。
王安石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他的政論文短小精幹，切中要害，退隱江陵後，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譽為“通儒”。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對於大自然的災難，王安石有切膚之痛。除了外來侵略戰爭的影響外，北方大旱七、八個月滳雨未下，繼而影響全國，一時餓殍遍地，民不聊生，反對派即以“天變”攻擊新法，歷數王安石和新法六大罪狀。
用今天治理大國的方略來說，面對這種局面，肯定是先抗旱救災，變法可以暫停，但是執拗的王相公堅持變法不停步，於是授人以柄，反對派的施壓造成神宗皇帝的妥協，王安石終於罷相。
退隱江寧的王安石仍然不服氣，在一系列的著作的中心思想就是“天變不足畏”。
但是“人言可畏、眾口鑠金”呵。
蘇軾罷官後，仍然在路過金陵時，要會見王安石，因為蘇軾陷入“烏臺詩案”的風波後，自己的“政敵”王安石拋卻成見，聯合神宗的母親曹太后向神宗請求從輕處理蘇軾，因此發落黃州任團練使。
兩個名人在秦淮河畔品茗聊天，暢談家事、國事、天下事。在談話中，激動的蘇軾仍然堅持治理國家的根本方針在於“道德水準”的提高，不輕言苛刑峻法。
而歷經二次罷官經歷的王安石早己操練得如同南京的雨花石、圓滑世故。一句話：”我已經罷官了，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啊！”“蘇老弟，你行你上，你向朝廷提出嘛！”剛剛才經歷“烏臺詩案”的蘇軾，御使臺的二十多天經歷，使他身心俱疲，灰心喪氣，終於徹底失望，一番談話，三度落淚，昔日的政敵，在私交上卻無影響，甚至為朋友兩肋插刀，不能不佩服古人的“古道熱腸“，今天我們在拼搏的職場中，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個企業必有前途。
折柳贈別，互揖紅塵，蘇軾竹杖芒鞋到黃州流放地報到。
這次在江陵與王安石的相見，加上“烏臺詩案”的沉重教訓，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風格和創作題材上較以前有了很大改變，風格也從年少時的瀟灑自如、不拘一格轉化為中年時期的平淡、曠達和老成。
走出獄中大門，蘇軾口占一雲：“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烏臺詩案是蘇東坡一生的轉折點，可以這麼說，是這場政治災難毀滅了他，也是這場災難成就了他。他的人生變得更加豐富，心態變得更加成熟。著名的《赤壁賦》就是寫於被貶黃州後。他的詩詞風格由此轉為更為豪放悲涼。
叧外，蘇軾是北宋文人畫的理論家，書法家、畫家、蘇軾畫紅竹，別人問他，世上有朱竹嗎？蘇軾反問，世上有墨竹嗎？
蘇軾認為，應當塗什麼顏色，與事物本身顏色沒有關係，要根據藝術家表達情感的需要去賦色。
蘇東坡的全面成就，即使在今天，放眼世界都是一流水準的藝術大師，豈止對北宋的文壇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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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非常好，不僅涉及了歷史知識，而且更關乎那些曾經照耀古今的文人大賢們可貴的人品。我淺嘗答上一二，以供交流指正。
北宋年間，文壇上群星閃耀，王安石和蘇軾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他們不僅文采出眾，智慧超群，而且都在政壇上取得了一定的建樹。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不僅文學功底深厚，做官也深受百姓愛戴，積累了崇高的聲望。並於宋神宗年間成功的推行了震古鑠今的“王安石變法”。
然而，歷史的事實在於，當時幾乎所有上層士大夫都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同樣是北宋大家的司馬光就是反對派領袖，對變法針鋒相對，毫不退讓。
王安石為相八年，以其驚人的智慧和毅力，在風口浪間，頑強推行自己富國強兵的改革方略，直到年邁身體衰，才選擇激流勇退，辭官歸隱鐘山，回到江寧務農。臨行，皇帝還特許給了他特殊的奏報權。
蘇軾比王安石年輕16歲，當時在文學上已是泰山北斗。但政治思想卻追尋了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對時政頗有微詞，惹惱了權貴，這才引出烏臺詩案”，險些斷送了性命。
蘇軾之所以能保全性命，一是神宗愛惜人才，知道蘇軾的文學造詣，並不忍殺之；二是他兄弟蘇轍奔走，以自己官職擔保，為兄長求情；三是王安石以自己的特殊奏報權，專門為蘇軾求情。
於是蘇軾死罪繞過，活罪不免，被貶湖北黃州“安置”四年。
四年後的一個夏日，江寧岸邊來了一艘船。船上正是蘇軾。
因“烏臺詩案”被貶湖北黃州四年，然後“蒙恩量移”河南汝州，蘇軾與其弟蘇轍同遊了廬山後，特地來到江寧，拜訪已隱居於此的王安石。王安石特地騎著毛驢前來迎接。
這就是著名的王、蘇二人的江寧相會。
王安石和蘇東坡在江寧遊玩談詩論佛將近一月，言談甚歡，相處自如，瀟灑自在，正是鐘山相會，蘇東坡才對王安石有了真正的理解，成為王安石思想的知音，兩位文學大家的思想自此有了交融。
蘇東坡的名字就來源於黃州四年。蘇軾，字子瞻，因在黃州府衙的東方坡地開荒耕種，從而自號“東坡居士”。
在黃州期間，他寫出了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記承天寺夜遊》和《寒食帖》等代表作，奠定了自己唐宋八大家的地位。
同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此時已經完成“天下己任”，隱居山林鄉野，以其高風亮節向朝野上下、也向歷史證明了自己的完美品格。
正是江寧相會，歷史上兩位文壇巨人終於走到了一起。此時的他們沒有政敵之分，沒有名利權謀，不拘繁文縟節，超越了政治的藩籬，跨越了地位的界限，如此的瀟灑，如此的飄逸，如此的自如，不僅在北宋成為美談，也成為了千古佳話，至今為後人所傳說所敬仰。
這一相會，是足以震動整個北宋文壇的大事，透過政治的霧靄，人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看到了文人墨客了無掛牽的瀟灑，看到了中華美德中淡泊名利的精神姿態，他們為北宋文壇，也為子孫後世樹立了榜樣，他們的故事千古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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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景描述他倆的那次見面吧。
隱居金陵的王安石，日子一天一天地過著。
作為一個失勢的老頭，看望他的人實在不多。
然而有一天，他迎來了一個客人，這人就是剛剛離開黃州的蘇軾。
“軾敢以野服拜見大丞相。”
一身布衣的蘇軾向王安石長揖而禮。
“禮豈是為我輩設？”
已是閒雲野鶴的王安石向蘇軾拱手而笑。
此後，兩人結伴共遊，談禪談詩談學術，也談政治得失。
就好像蘇軾的一路坎坷，從未與新法與王安石有關；就好像王安石的隱退，也只是時也、命者，與蘇軾歸屬的舊黨也無關。
蘇軾記得，烏臺詩案連舊黨都在觀望時，是遠離朝堂的王安石上書皇帝“豈有盛世而殺才士乎”。
王安石懂得，舊黨上位對新法全盤否定時，覺得新法也有可取之處的蘇軾，冒著仕途再添坎坷的風險，又沒有選擇主流意見。
王安石就勸蘇軾：“要不你也在鐘山蓋個房子，我們做個鄰居吧？”
那時蘇軾對紅塵還充滿著無限熱情，雖然十分感動，但還是拒絕了他。
一個月後，蘇軾離開。
臨走之前，他送給王安石一首詩：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蘇軾很遺憾，他與王安石還是相識太晚。
王安石也遺憾，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他也不該盲目推開所有人。
但是，如果再來一次，他還是會選擇變法。
兩年後，王安石去世。
荒陂上，再不見那個孤身騎驢的身影。
故事講完了。說說他倆這次見面吧，在我看來，可以算是中國歷史上最溫馨的一刻吧。在朝，為了自己的主張，撕破臉，吵的臉紅脖粗，但只要把對方趕下臺就行了，就絕不往死了打壓。在野，兩個偉大的靈魂，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下泯恩仇，還是可以一起把酒邀月、談笑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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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壇重要性不知道，到可以看出兩人都是君子，惺惺相惜！
蘇東坡比王安石小十幾歲。他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這也成了其他一些官僚迫害他的理由,但王安石沒有參與迫害,反而希望皇帝保護蘇東坡。
後來司馬光當政時廢除了王安石新法,蘇東坡又當面與司馬光辯論。蘇東坡覺得,他們倆都有偏差,又都有長處。當然,總的說來,他的觀點更靠近司馬光。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鄉居的地方與蘇東坡見面。他不僅親自騎驢到碼頭迎接蘇東坡,而且兩人還一起住了一段時間。在蘇東坡眼裡,這個騎驢來迎接自己的長輩是一代宰相、文壇泰斗,而在王安石眼裡,這個反對過自己的中年人是曠世天才。兩人一起遊了南京鐘山,蘇東坡寫了一首記遊詩,王安石看了就說:“我一生寫詩,也寫不出這麼好的句子。”
臨別,兩人還相約買地毗鄰而居。蘇東坡又寫詩了:“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意思是早十年能追隨王安石就好了。
其實兩人都謙虛了。就詩詞整體水平而言,當然蘇東坡高得多,但那天在鐘山遊玩時寫的兩句卻很隨意,王安石說自己終身不及就太客氣了。
你看王安石這兩句寫得多好：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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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題大作了，儘管二人有隔亥，哪是政見不同罷了。蘇見王一禮還一禮？都很大度的，相見甚歡、感慰良久。我觀荊公㇏司馬二位作丞相的風度要大了。反觀大學士的毛病還是多了點，背後說荊公老狐魅一一春風又綠江南岸詩句評？。當面嗆司馬光一司馬牛、司馬牛！總之蘇大學士生前既狼籍又風光！活得了他的一份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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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與蘇東坡生活在北宋，當時已經矛盾重重，兩人陣營不同一個改良派，一個守舊派。兩人的國家治理主張是對立的。蘇東坡因為烏臺詩案受牽連。在江寧的王安石因為欣賞東坡的才華親自上書皇帝為他求情。後來蘇東坡去做官途徑江寧。王安石去渡口迎接東坡 然後把酒言歡。至此之後兩人成為好友。成為一段佳話。經過一些歷練和積累東坡的才華得意提高。在黃州東坡寫出了許多的名篇，如（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奠定了他在北宋文壇的地位。成為唐宋八大家的領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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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蘇軾與王安石有新舊黨派之爭，但在文士之間還是惜惜相惜的，蘇軾在赴任途中轉路去看王安石，相逢一笑泯恩仇；在烏臺詩案中王安石也為蘇軾上書皇上不要殺文人雅士！從而為北宋保留下來偉大的詩人、詞人、畫家、書法家、文學家、道家儒家佛家的蘇軾........
Yuhuashi666
兩位大師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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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如此胸懷豈能為官一任，豈能流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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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與蘇軾的關係頗為複雜。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時，新黨當政，蘇軾因耳聞目睹新法的執行情況，尤其是“青苗法”在執行中嚴重走樣，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認為新法過急、過烈，與王安石產生了分歧和鬥爭，因而被貶，此後經歷了“烏臺詩案”和黃州貶居，蘇軾為自己取號“東坡居士”。
王安石變法由於實施不力及各方利益等問題遭遇反對，新法很難繼續推行，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宋哲宗繼位，舊黨當政，蘇軾起復，但由於蘇軾對自己曾在地方上任職時行之有效的革新除弊方法進行辯護，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又被貶出京城。
蘇軾與王安石最後一次見面是宋哲宗繼位前一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途中發生的。這時一個幾經沉浮的老人，一個飽經滄桑的晚輩，拋開了政治的分歧，忘卻了多年恩怨，論詩學佛，同遊山水。其間，二人多次作詩唱和，蘇軾遊蔣山的詩中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為歎賞，當即和之，並嘆息說：“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蘇軾渡江北，王安石親送至渡口。船開行後，王安石感慨：“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兩年後，王安石病逝。蘇軾在汴京任中書舍人，奉命起草《王安石贈太傅敕》，對王安石道德和文章給與了極高的評價。
王安石與蘇軾兩位集文學底蘊和政治卓見於一身的風流人物亦敵亦友，初衷無非都是為了風雨飄搖的大宋江山。王安石與蘇軾，既為了各自的政治理想而爭鬥，又相互敬佩，相互欣賞，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文人相親”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