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這是韓愈基於現實所見所聞而發出的感慨，並由此寫下那篇著名的《師說》。
簡單解釋一下“師道”，《師說》中的“師”是指知識的傳播者與人格的塑造者，並且還要兼顧道德修養與人格魅力，所謂以“傳道、授業、解惑者”；所謂“道”，指的是儒家之道，幷包含一套相對完成的邏輯體系，這與韓愈在“古文運動”時所倡導的“道”如出一轍。
韓愈所說確有其事，但也絕不是全社會所有人都不尊“師道”、都不再找老師學習。在具體語境下，違背“師道”的有一種人最為典型。正如《師說》中指出——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這裡的“士大夫之族”，究竟是群什麼人？他們為什麼不尊師道？
這篇文章是基於韓愈的親身遭遇，據《舊唐書》載：“（韓愈）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元和初，召為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
韓愈一生四次擔任國子學官相關官職：貞元十八年（802年），35歲，任四門博士；元和元年（806年）至二年807，即39到40歲，任職國子博士；元和七年（812年），45歲，復為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820年），53歲，拜國子祭酒。
《師說》正是韓愈做四門博士的時候創作的，作為太學老師的韓愈在此時發出“師道不存”的感慨，歸根結底在於唐代官學的尷尬地位。【所謂官學，即朝廷直接舉辦和管轄的學校系統。公辦最高學府是國子監（國子監又可以稱為太學、國學，入國子監學習的學生稱為監生或太學生），下設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
官學以傳授儒家經典為主，但在中唐，儒家思想已經不佔優勢。安史之亂以後，儒道衰微，佛老思想盛行，“中國文人深受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影響，仕途順利、人生得意時，儒家思想起主導作用；仕途坎坷、人生失意時，佛老思想起到重要支配作用”（韓叢耀《中華圖像文華史》）。中唐人們面對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競爭激烈的考試製度等一系列問題，迫切需要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而佛老思想正是體現出更強大的精神感召力。
況且此時佛教思想經過多重轉型、不斷本土化，越來越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並始終保持著與現實生活的距離。而道教所提倡的清靜無為、恬淡無欲等也更為適合統治階層治理人們的需求。佛、道兩家的這些優勢正是儒家之短處。因此，佛老思想成為“那個時代最活躍的、最富生機的知識、思想與信仰，過去並不佔主流的異族生活方式與觀念形態，也漸漸成為那個時代最新鮮、最風行的時尚”（葛兆光《中國思想史》）。
在這種社會思潮面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師道傳統也必然受到嚴峻的挑戰。
唐代官學地位之所以尷尬，還在於科舉制度的衝擊。
唐代的科舉分為常舉和制舉兩種。所謂制舉，是皇帝一時興起臨時設置的考試。而在常舉中，猶以明經和進士兩科最為重要。明經考察的是儒家經義，注重的是死記硬背。進士科則是較大難度的詩賦寫作，考察的範圍比較廣泛，時政、景色、傳說、儒家名言等有可能成為詩題，而且還有嚴格的形式方面的要求。即便博學，還要具備創作才華。所以產生了“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歧視鏈。而事實上，進士科也的確更受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推崇。
進士科以文章詩賦擇優，文學是“尚情靈，重個性發展，不重師承。時風所煽，人不相師。”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以講授儒家經典為主的官學，明顯滿足不了當時知識分子通過學習取得功名的需求。因此，官學逐漸呈衰頹之勢，師道亦不被重視。
還有一個很難調和的矛盾：唐代門閥制度根深蒂固，人們觀念中是自覺不自覺地把人分成不同等級的，當然很多方面更多的是制度規定。上層士族的子弟，憑著高貴的門第，生來就是統治者。有資格入國家級“大學”學習的學生，大多出身比較高。正如韓愈在《請復國子監生徒狀》中指出的那樣：
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分別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
但是學官的官階卻是比較低的，總理教育的國子祭酒也不過從三品，普通的學官官階一般要比學生的祖、父輩的官階要低很多，韓愈當時所任的國子監四門學博士，是個“從七品”的學官。因此，稱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做老師，會讓很多人感覺彆扭。即《師說》中所說的“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甚至時有不尊師的現象發生，唐憲宗元和元年四月，時任國子祭酒的馮伉在一個奏狀中這樣寫：“其藝業不勤，遊處非類，樗蒲六博，酗酒喧爭，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一於此並請解退”。作為太學老師的韓愈，面對黑白顛倒的現實。痛心疾首，作《師說》以期重振尊師重道之風。
他是這麼寫的，也是這麼做的，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餘之不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聖人之道”，像孔子那樣，韓愈熱情的、尊重的態度對待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並不是什麼“禮逾”和“情過”的問題。當時向他請教的青年後學越來越多，這是魏晉以後所沒有的現象。
“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私以為，即便在今天，不少人聽到韓愈的該觀點或者類似觀點都會心中不舒服，更何況在千年前的中唐。
《師說》寫成後，給韓愈引來不少麻煩。
好友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有這麼一段話：“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從柳宗元的這段話可以瞭解到，在那個時代，寫下一篇像《師說》這樣的文章是需要巨大勇氣的。
韓愈逆流而上，“好為人師”，甚至“抗顏為師”，即有一種不受制約、嚴正不屈的“嚴師”態度，並充分發揮“師”的教育本體性功能，對待弟子，知無不言。
貞元十九年，即《師說》問世的第二年，韓愈被當權者趕出長安，貶到嶺南陽山作縣令。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按照柳宗元的說法，《師說》是其中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韓愈居住在長安時，連飯都來不及做熟，就得急切地避開別人的非議。韓愈面對質疑、咒罵乃至添油加醋的汙衊誹詩，還因此得到了“狂”的名聲。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是有個叫韋中立的後生寫信給柳宗元想拜他為師學習古文寫作，柳宗元回想起好友韓愈的種種遭際回信給後生說實在不敢做他的老師。【但是柳宗元雖然不敢為師之名，卻在行師之實。就在這封信的最後一段，柳宗元精要點明瞭他作文學習的方向。這都是另說的了，不多扯了。】
《師說》中極力矯正不從師學習的風氣。第二段的“生乎吾前……”與“生乎吾後……”，第三段的“古之聖人……”與“今之眾人……”等部分如大江大河，滔滔不絕。韓愈進一步運用了三層對比：古之聖人從師而問，今之眾人恥學於師；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則恥師焉；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群聚而笑之。
這三層排比，一層髙過一層，一層強過一層，把“恥學於師”“小學而大遺”的惡果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眼前，如同當頭一棒，相當有感染力。正如蘇洵對韓愈文章的評價：“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應該說，不用韓愈這麼寫，不少人也知道從師學習的重要性。韋中立正是想拜柳宗元為師，而韓愈寫《師說》也正是因為青年李氏子蟠問學於他，韓愈為了讚揚李氏後生的這種行為而作。當時的人們並沒有全部“恥學於師”，還是有很多人來問學於韓愈，“韓門弟子”群體壯大。而柳宗元本身命運乖蹇，“好為人師”可能引起別人的妒恨，甚至惹來更大的災禍。因此顯得格外謹慎，他只願教授他人文章之法，絕不敢被尊為人師。
但是總體看來，在中晚唐，韓愈及其韓門的活動也是有限的，遠未成為顯學。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儒家師道運動沒有獲得國家權力的支持，更沒有成為整個士風以及社會風尚。畢竟，韓愈這樣做，文化普及到中下層，中唐士大夫階層中存在著的門第觀念受到衝擊，從而引發了士大夫階層的恐慌。
因此，重建師道在當時並沒有成為一種聲勢浩大的潮流。真正將師道運動與國家政策、社會制度相結合，要到北宋慶曆時期。想來也沒有什麼奇怪，在那時，隨著儒學的全面復興，以儒學為載體的師道必將擁有廣闊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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