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都廣之野與成都平原
《山海經·海內經》、《呂氏春秋·有始覽》和《淮南子·墬形訓》等文獻均以建木所在的都廣之野為天下之中，楊慎《山海經補註》指出，都廣之野即成都平原。1962年，蒙文通教授完成《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亦得出《山海經》的《大荒經》、《海內經》諸篇均以四川西部為“天下之中”的結論。[1]
三星堆遺址所在的成都平原（圖源：中國國家地理）
1986年夏，震驚世界的三星堆兩個祭祀坑被發現。學者們驚奇地發現，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人首鳥身像、縱目面具等文物多可用《山海經》來進行釋讀，這是繼王國維用《山海經》證殷墟四方風卜辭之後再次以《山海經》證古的案例。那麼，《山海經》關於“天下之中”的記載又是否可從三星堆文化中得到解讀呢？
青銅人首鳥身像（三星堆博物館藏）
2000年，在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三星堆博物館吳維羲先生提交的《試論古蜀人的神性思維與中央意識》的論文把蒙文通教授的觀點與三星堆研究結合了起來。吳先生認為，三星堆文化的“中央意識”在三星堆人的居住觀念、宗教精神、神權政治原則和“北極崇拜”等各個方面均有所體現。[2]
無疑，吳先生的文章是有啟發意義的。對於三星堆文化具有的“天下之中”特徵，筆者亦曾從4000年前就已經存在於成都平原的尚五文化現象和三星堆的北斗崇拜文化進行思考，而這些思考多可與吳氏之文互為補充。關於成都平原的尚五文化和“天下之中”觀念的聯繫，筆者將另文論述，本文僅就三星堆文化與北斗崇拜的關係論之。
二、三星堆城址規劃思想中的法天象意識
三星堆遺址平面圖（圖源：三星堆博物館）
我們知道，北斗文化首先是一種天象文化，沒有深厚的天文學背景，北斗崇拜不可能產生。吳維羲先生認為，三星堆王都的規劃佈局蘊藏著法天象以承天休的宗教意識，貫穿三星堆遺址的馬牧河很可能是天漢的象徵。2017年，北京大學孫華教授在研究中提出了與吳先生相似的觀點，他指出三星堆王都的規劃佈局思想也是金沙遺址和秦都咸陽的城邑規劃思想源頭。[3]
金沙遺址平面圖（圖源：南方民族考古）
文獻記載，秦都咸陽是法象天漢而營建的。《史記·始皇本紀》說：“（秦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廟，象天極。”《三輔黃圖》也說：“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營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取象於天，是中國古代都邑營建的最高形式。從這個角度來說，三星堆都城規劃無疑開啟了中國三千多年來古都規劃佈局的先河。
秦都咸陽與天象關係示意圖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社會擁有天人合一的觀念，對天象進行觀測和解釋的權力均為最高統治者所壟斷。三星堆青銅文化屬於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其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50年。在這一期間，中國境內與三星堆存在文化交集的青銅文化特別多，比如二里頭文化、鄭州商城文化、盤龍城文化、新幹大洋洲文化、臺家寺文化、城固銅器群文化、殷墟文化等。在這些青銅文化中，只有年代最晚的殷墟文化（約前1300年－前1027年）具有與三星堆文化相似的城址規劃佈局，這表明三星堆的規劃思想不僅是秦都咸陽的營建思想之源，也是殷墟遺址的營建思想之源。同時，這也證明三星堆文化在當時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
殷墟遺址平面圖（圖源：《安陽大司空》）
三、法天象文化背景下的北斗崇拜
與蘇美爾、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臘這些同樣具有深厚天文學背景的古代文明相比，中華文明與天文學的結合頗具特色。這種特色首先就表現在我們使用了獨特的赤道座標系，而早期西方文明多采用黃道座標系和地平座標系。這三種天球座標系的區別在於，黃道座標系是以太陽為中心的，地平座標系是以觀測者為中心的，而我國所使用的赤道座標系則是以北斗崇拜為中心的。
天球儀
建立在北斗觀測基礎上的天球座標系以南北天極形成的軸線為中心，而這條軸線正好與地球軸線重合，並與地球赤道平面垂直。換句話說，基於赤道座標系的天球其實就是以地球為中心的。因此，儘管我國古代先民普遍沒有意識到大地是一個球形，也普遍沒有意識到地球有自轉現象，但卻能夠把這些現象通過天球座標系反映出來。比如《史記·天官書》說：
鬥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鬥。
前1260年春分凌晨在三星堆地區看到的北天區（圖源：Stelarium）
這裡所謂的“運於中央”，反映的就是三四千年前北斗七星正好位於北天極中心區域的天文現象。由於地球有自轉運動，反映到天球上便是天上星辰圍繞北天極每天逆時針旋轉一週；同時，由於地球在圍繞太陽公轉，反映到天球上便是天上星辰每天晚上要比前天晚上早四分鐘升起，直到經過一整年再回到原來的位置上。正是基於這樣的天文實測，古人有了把晝夜更替、四季變換視為受北斗控制的理解。除了《天官書》，對這類觀念的記載也見於《鶡冠子·環流篇》：“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北斗七星圖
四、文獻角度：北斗崇拜與成都平原古文化的關係
《公羊傳》 昭公十七年說：“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休注：“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這條材料表明，大火（即心宿二）、伐（參宿）、北辰（北斗）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均曾作為授時星使用。
對北斗進行祭祀，在甲骨文中已有大量記載。但是，我們知道，殷人採用的授時星是大火星，這在《左傳》有明確記錄。同時，《左傳》又提到參宿為夏人的授時星，如昭公元年說：高辛氏“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那麼，把北斗作為授時星的是什麼人呢？
殷人對北斗的祭祀（《甲骨文合集》21341）
眾所周知，相傳為夏人使用過的《夏小正》多次提到北斗的紀時作用，如該文言正月則說“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言六月則說“初昏斗柄正在上”，言七月則說“初昏織女正東鄉，斗柄縣在下則旦”。如果說《夏小正》採用的是北斗授時體系，顯然這與《左傳》以參宿為夏人授時星的說法是存在矛盾的。要解釋這個問題，就不能不再談筆者基於 提出的“夏分三段”觀點。
所謂的“夏分三段”，就是認為中國歷史上存在過三個不同時期的夏。其中，第一段為黃帝之夏，其時可上推及齊家文化的興起，下延及二里頭文化的毀滅，其王都或即今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其次為虞夏聯盟之夏（年代大致為《史記》記載的從炎黃之戰到后羿代夏），王都即今廣漢三星堆遺址；再次為後杼中興之夏，其王都即今成都金沙遺址。
太陽神鳥金飾（成都金沙博物館藏）
按此“夏分三段”之說，如果我們要建立三星堆文化與北斗授時體系之間的聯繫，顯然需要先對成都平原的古代文化與參宿的關係作出說明。按《左傳》記載，參宿為大夏主星，其地在晉，然而《史記·天官書》卻說：“參為白虎。”正義引《星經》雲：“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又《三國志》卷38《秦宓傳》說：“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華陽國志·序志》亦有類似記載。以此觀之，參宿除了曾被晉南地區使用外，也確曾為成都平原所使用。當然，要把這些內容交待清楚，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說明成都平原與晉南地區的考古文化關係。關於這些內容，我們另文再談。
北斗七星圖
現在，我們接著來看北斗。作為授時體系的北斗七星，古人是根據斗柄所指來進行辨時建月的。因此，在北斗七星中，居於柄杓末端的招搖星地位最高，如《禮記·曲禮上》雲：“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穎達正義：“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鬥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而《史記·天官書》言：
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張守節正義曰：“杓，東北第七星也。華，華山也。言北斗昏建用斗杓，星指寅也。杓，華山西南之地也。”華山西南之地的統治中心在先秦時期為成都平原，這說明，作為北斗七星“主指者”的招搖星確實代表著成都平原的古文化。
岷山(圖源：東湖社區)
在古代天人合一的觀念之下，招搖在天為指時之星，在地則為領首之山。《山海經》記事以招搖山開篇，呂子方《中國科學技術史論文集》指出招搖山即今之岷山，此論正合《天官書》之說。三星堆玉石料主要來源於岷山，祭祀坑亦面向岷山方向，故蜀地祭山，首重岷山，是以《史記·封禪書》說：“瀆山，蜀之汶山也。”蒙文通教授指出，《山海經》亦稱岷山為崑崙山，而鄭玄注《周禮·春官·大司樂》言：“天神則主北辰，地祗則主崑崙。”《尚書緯》也說：“北斗居天之中，當崑崙之上。”此皆非空穴來風之言。
五、考古角度：三星堆縱目面具與北斗崇拜的關係
吳維羲先生在論及三星堆文化的北斗崇拜時，使用了三星堆城址、青銅神壇等考古材料來進行說明。這些材料固然可以反映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北斗文化特徵，但筆者認為三星堆文化中與北斗崇拜聯繫最為密切者應屬青銅縱目面具。
三星堆戴冠縱目人面具（K2：142）
三星堆出土縱目面具共三件，形制皆闊口、大耳、眼球突出如柱。其中，小縱目面具（K2：142）為二件，寬77.4釐米，通高82.5釐米，額中嵌鑄有一高達68.1釐米的龍形飾。大縱目面具（K2：148）為一件，寬138釐米，通高66釐米，額中有一長方形孔，可能也是用於嵌鑄類似小縱目面具龍形飾之類的飾件。[4]
三星堆縱目人面具（K2：148）
學者們對於縱目面具的討論大多集中於縱目。通觀縱目面具的眼、耳、口、鼻等各器官特徵，實際上都採用了一種誇飾手法。筆者認為，這種誇飾反映的是各個器官功能的增強與延伸。比如，縱目之意當在強調觀測能力的增強與延伸，大耳之意當在強調聞聽能力的增強與延伸，闊口之意當在強調號召能力的增強與延伸。限於本文的論述範圍，我們重點來談談眼睛和龍形飾這兩個部分。
（一）縱目面具和天文觀測
對於縱目所表現的是觀測能力的增強和延伸這個觀點，我們可以從人類學和歷史學兩個方面來考察。在人類學部分，我們要考察的是縱目所表現出來的一般性文化內涵；在歷史學部分，我們要考察的是縱目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所表現出來的特殊性內涵。
（1）用突出的眼球來表現觀察能力的增強和延伸，這在人類學上不乏其例。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面具的奧秘》第十章《地震和圓柱形的眼睛》就提到了這方面的數個案例。[5]比如，在屬於薩利什語族的印第安社群中，人們使用一種叫做斯瓦希威的面具。該面具有突出的眼球，用來表示永遠不會眩昏。又比如，在阿拉斯加北部和東部，愛斯基摩人總是將突出的眼睛與銳利的目光聯繫起來，或者將其歸因於人們在黑暗中看東西時所付出的努力。
斯瓦希威面具（圖源：《面具的奧秘》）
列維說，這種眼球所呈現的圓筒形狀，在整個北美大陸的神話和儀式中，都被賦予了捕捉、確定遠方信息並與之進行直接交流的作用。比如，特林基特人的神話說：
騙子烏鴉在離開印第安人之前，警告他們說，等它回到地球時，誰敢用裸露的眼睛看他，誰就將變成石頭。從此以後，人們只得通過一個白菜葉卷制的圓筒看他。因此，1786年，當拉佩魯斯的船隊漂到岸邊時，鄰近的特林基特人就把帆當成鳥的翅膀，他們認為這些張著翅膀的大鳥就是烏鴉和它的隨從。於是，他們匆忙地製做那種稀奇的望遠鏡，帶上這種突出的眼睛之後，他們自以為視力已得到提高，這才敢於直視呈現在他們眼前的令人驚異的景象。
特林基特人的圖騰雕刻（圖源：時光海）
圓筒形狀的物體之所以有助於增強人們的觀察能力，根本原因在於它可以有效避開背景光的影響，縮小觀察範圍，下文將要提到的窺管其實就利用了這種原理。
（2）根據我國曆史文獻的記載，學者們普遍意識到三星堆縱目面具與古代蜀地的“蠶叢縱目”傳說有關。《華陽國志·蜀志》雲：
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
又《路史·前紀·蜀山氏》雲：“蠶叢縱目，王瞿上。”瞿上即三星堆遺址，莊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和徐朝龍《“瞿上”再考》有考，此不贅言。《玉篇·䀠部》言“䀠”與“瞿”字同，䀠之構形為二目並立，與三星堆出土縱目人面具特徵相符。縱目神話亦見於《山海經·大荒北經》：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燭龍（圖源：《山海經》蔣應鎬繪本）
燭龍可司晦明，說明其為司日月之神。"直目正乘"四字，郭璞注：“直目，目從也；正乘，未聞。”今按：目從，即縱目。《說文》十二篇下《乚部》：“直，正見也。”甲骨文中的“直”字和“見”字均含目形，且該目形的眼球多突出眼框，與三星堆縱目面具特徵相似。據此可知，言直目之形即為“縱目”或者“柱目”，言直目之義則為“注視”。
甲骨文中的“見”字和“直”字
又《廣韻·蒸韻》：“乘，駕也，勝也，登也，守也。”凡言駕、乘、登者，均需有所憑藉。以此論之，則“直目正乘”當有憑物觀測之意。王紅旗先生認為：
三星堆青銅縱目人像的縱目眼球凸出眼睛達16.5釐米，呈典型的管狀，而且，這個凸出的管狀眼球上還有一道明顯的箍，很像是套管的連接箍。據此，我們有理由推測它是一種用在眼睛上的測量儀器，用今天的話來說即望遠鏡（包括各種測定距離的儀器，不一定都要求有透鏡）。[6]
《淮南子·泰族訓》記錄有一種叫“金目”的測望工具：“人慾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王紅旗先生推測金目“是一種有刻度的兩節窺管，能夠自由伸縮的用於測量距離遠近和山峰高低的儀器，它的前身應當就是三星堆青銅面具上的縱目”。
渾儀
把三星堆縱目面具的縱目與窺管聯繫起來看似大膽，但並非沒有可能。西漢武帝時期，來自巴蜀之地的落下閎製造了渾天儀，窺管即為渾天儀所使用的一種觀測元件。《莊子·秋水》說：“用管窺天。”這說明，窺管在稱先秦時期已經在使用。《山海經》裡的燭龍為司日月的縱目神，那麼作為觀測天象使用的窺管或類似工具在三星堆時期已經出現是有可能的。其次，從三星堆的青銅神樹到金沙遺址的太陽神鳥，學者多謂前者蘊含著十日傳說，後者的太陽十二道光芒意指十二個月，這說明三星堆時期已有比較完備的歷法制度，因此三星堆時期已經使用天象觀測工具應是可以成立的事實。
“太陽神鳥”金飾（金沙博物館藏）
（二）天文觀測儀器的千古之謎：對璇璣玉衡的一點推測
上面談到了三星堆使用窺管等測量工具的可能性，下面我們再從考古角度來做一些討論。我們知道，先秦文獻提到的觀測工具除了《莊子》裡的“管”，還有《尚書·堯典》裡的“璇璣”。孔安國說璇璣為“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漢儒馬融更明確地說，璇璣就是渾儀的前身。可是，這種儀器究竟是什麼樣子，由什麼構件組成，以及怎麼使用，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個謎。
圖源：《古玉圖考》
清代末年，吳大澂(1835－1902)《古玉圖考》首先把一種帶三牙的盤形玉器稱為“璇璣”。此後，學者多采其說，筆者亦認為此說可信；然而，璇璣應如何使用，卻久不曾為人所論。1947年開始，比利時學者米歇爾（Henri Michel）先後發表數篇文章，認定璇璣是拱極星的觀測板，並進一步認為玉琮是套在該觀測板中心孔的窺管。米歇爾認為，如果把璇璣上的刻口對準主要的拱極星，則真北極便必居於窺管的中央。這一觀點後被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所採納。
米歇爾復原的璇璣（圖源：《中國科學技術史》第4卷第2分冊《天學》）
1983年，英國學者卡勒（C. Cullen）對米歇爾的研究進行了核對，結果發現米歇爾在研究中故意移動了許多星的位置，以求符合自己的觀點。也就是說，按照米歇爾的復原，璇璣並不能起觀測作用。我國考古學家夏鼐據此認為，所謂的璇璣並非天文觀測所用，而是裝飾品，並主張改稱這種玉器為“有扉稜的餅形物”。[7]然而，山東海陽司馬臺遺址所出的嶽石文化時期的一套璇璣玉器組合表明，這類玉器確非裝飾物，而是實用器。
司馬臺璇璣玉器組合
1996年11月，物理學家李政道博士在《科技日報》發表《藝術和科學》，提出了他的璇璣復原方案：把璇璣、玉琮、玉璧等組合成一臺觀測儀。但細審其使用之法，實與米歇爾近似，他也認為璇璣是通過確定拱極星的位置來尋找天極中心的儀器。[8]
李政道博士的璇璣復原方案（圖源：《李政道文錄》）
今按：米歇爾和李政道博士之說均不可信。我們知道，璇璣在中國歷史上存在的時間從新石器時期開始算起長達兩千多年。在這漫長的時間裡，人們使用同一類工具來對天極中心進行反覆測定，這有悖常理。其次，天球上遠離天極中心的星辰數量眾多，這些星辰古人是如何測定的，按照米歇爾和李政道博士的觀點，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
玉璇璣（金沙博物館藏）
筆者認為，璇璣儀器其實就是一個獨立的平面座標尺，是用來測定星辰之間相對位置的。其復原方案應大致如李政道博士所說，不過應在璇璣下面套上一塊供記錄用的星板。具體地測量方法是，先將璇璣中心的窺管對準一顆星以作為測量基準，隨後旋轉璇璣，利用璇璣的刻口和牙形確定一顆或數顆星辰的位置，並將其記錄於星板上。測定完成後，再另外選定一顆星作為測量基準，如法炮製，反覆使用，便可以將整個天區需要測量的星辰測定下來。當然，因為天區廣闊，測量也可以分區域進行。按照這樣的測量方法，在保持一定測量週期的情況下，也可以把星辰之間因運動造成的相對位置變化測定出來。
璇璣在青銅文化崛起前的考古文化中大量存在的事實，大概反映的就是《國語·楚語下》所說的“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隨著青銅時代的來臨，一些強勢的政治集團隨之崛起。《楚語下》所說的顓頊令重、黎絕地天通，《周語下》說的顓頊建立了星與日辰之位，反映的大概就是顓頊對天象觀測的權力壟斷。因此，在三星堆時代之後，除了殷墟集團外，這種璇璣形玉器也越來越少見了。
（三）縱目面具和顓頊的關係
文獻中提到的縱目神除了《華陽國志》的蠶叢和《山海經》的燭龍外，《楚辭·大招》也談到了西方的縱目神：
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
蓐收（圖源：《山海經》蔣應鎬繪本）
王逸認為此豕首的縱目神即蓐收，然而《山海經·海內經》言顓頊之父韓流亦有“豕”的特徵：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擢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阿女，生帝顓頊。
郭璞注：“擢首，長咽；謹耳，未聞。”今按：擢首、謹耳不類，疑為謹首、擢耳。謹，乃狀其莊重；擢有拔義，擢耳猶言豎耳。謹首、擢耳、人面、豕喙，堪為三星堆縱目面具的極佳刻繪。韓流，《竹書》作“乾荒”，郝懿行以為即高陽。因此，韓流或即顓頊所屬部族之名，也就是高陽氏。如果此言不謬，那麼我們就可以說三星堆縱目面具表現的，從神格上來說，就是“燭龍”；從所屬部族來說，則為顓頊所屬的高陽氏，即《華陽國志》裡的“蠶叢”部族。
三星堆青銅縱目面具出土現場
（四）顓頊戴鬥與北斗文化
“顓頊”一名，素來頗為費解。《說文·頁部》言：“顓，頭顓顓謹貌。”又說：“頊，頭頊頊謹貌。”顓、頊二字均以“頭”言事，暗合於縱目面具。又《白虎通義》言：“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顓頊，馬王堆帛書《五星佔》作“端玉”[9]。要說明《白虎通義》所謂的“正天人之道”，我們仍可從縱目面具說起。
馬王堆帛書《五星佔》（局部）
縱目面具所戴的龍形飾，也有研究者稱為“捲雲紋”。此縱目面具若果與顓頊有關，則文獻累見的顓頊所戴的“干戈”必指此飾件。《藝文類聚》卷11引《帝王世紀》雲：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蜀山氏女為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女樞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
三星堆戴冠縱目面具（三星堆博物館藏）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河圖》也說：
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顓頊，首戴干戈，有德文也。
而《論衡·骨相篇》則說“顓頊戴幹”，《白虎通義》卷7《聖人》也說：
顓頊戴幹，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
《論衡》和《白虎通義》的“幹”字原文皆作“午”字，此依盧文弨校。《太平御覽》卷357引《春秋元命苞》之文與《白虎通義》相同而又以此為帝嚳之象，並附宋均語：
幹，盾也。招搖為天戈，戈盾相副，戴之者象見天中以為表者也。
據此可見，顓頊“首戴干戈”之說實與北斗文化有關。顓頊為蜀山氏之子，於空桑登為帝。空桑即三星堆（說見《 》），此言招搖為主兵之星，與《楚辭》以空桑為主刑殺之地的說法吻合。三星堆大城崛起之時，成都平原大量的史前古城悉遭毀滅，這說明三星堆青銅文明確為一個崇尚武力征伐的族群。[10]而傳世文獻以北斗七星中的“主指者“——招搖為干戈之象，或許這正是北斗授時體系具有三星堆文化背景的一種反映。
長期以來，鮮有治史者對顓頊“首戴干戈”之說進行研究，本文通過對三星堆縱目面具的研究，並將之與顓頊和北斗文化相聯繫，始知這可能反映著顓頊對北斗授時體系的權力壟斷。同時，當我們把璇璣玉器與天象觀測以及有關的考古文化興衰與顓頊絕地天通事件聯繫起來的時候，結果我們發現顓頊在戰國楚簡中的本名“端玉”或許反映的才是真實的歷史記憶；而《白虎通義》把顓頊的名稱與“正天人之道”聯繫了起來，無疑這正是對顓頊時代通過建立壟斷的北斗授時體系而形成的一種全新政治秩序的真實反映。這種全新政治秩序的建立，或許才是“天下之中”觀念能夠得以形成的深層文化動因。
參考文獻：
［1］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宋鎮豪、肖先進主編：《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3］孫華：《三星堆遺址的初步研究》，《南方民族考古》2017年第2期。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編：《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記錄：青銅器》，天地出版社，2009年版。
［5］列維·斯特勞斯：《面具的奧秘》，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6］王紅旗：《三星堆人有望遠鏡嗎》，《文史雜誌》2002年第1期。
［7］夏鼐：《所謂玉璇現不會是天文儀器》，《考古學報》1984年第4期。
［8］柳懷祖編：《李政道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9］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佔〉釋文》，《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科學出版社，1978年版。
［10］孫華：《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問題：埋藏年代、性質、主人和背景》，《南方民族考古》第九輯上，2013年。
閱讀更多 古史微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