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凡功名富贵，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
——《曾国藩谕子书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公元1859年九月，曾国藩在江西抚州，此时的老曾49岁，已经对人生看得很通透，看得冷淡，因此这一年在给儿子曾纪鸿的家书中，就写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你们以为朝廷给的“大官”很有意思吗，我就不稀罕，我也希望我的子孙不稀罕。
曾国藩此时对于子孙人生的预期，全不在于“功名富贵”，而在于“读书明理”。功名富贵只是人生的物质表象，读书明理才是人生的灵魂核心。
中国士人有个传统，追求的不是人生成败，而是人生的境界。生意可以败，事业可以败，人生境界却不可以败。什么是理想的人生境界？就是读书明理，就是做君子，就是做圣贤。
而实现这个目标要从哪里出发呢？是从读书明理出发。所谓读书，一则是保持学习型的人格，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品行和技能，二则是作为人生最大的娱乐，不断地熏陶自己淡泊清廉的情操和胸怀。读书，是中国传统士人终生不放弃的事业和娱乐。
所谓明理，就是明君子之理，圣贤之理。到了君子和圣贤的层次，就不再以穷与富作为人生的区别。无论穷富，反正我保持君子圣贤的常态，这就是“可以处乐，可以处约”，约者，困窘也。
曾国藩在他的书信里还透露出一个乐观的信息：
铸造君子圣贤式的人格是可以确定的，是具备可行性的，一切操之在我。
而功名富贵则未必操之在我，有自我努力，即“人力”，
有周边环境和人事因素，即“天事”。
发达与发财，很多时候要看老天爷的脸色，这个老天爷的脸色，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周边因素，唯有铸造完美的人格，则老天爷帮不帮忙无所谓。
曾国藩对儿子的人生预期主要设定在人格实现方面，而不是物质实现方面。如果过多地停留在物质实现方面，例如考名校，获取高薪和高位，将物质实现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就容易造成人生的挫败感，如果没有君子圣贤的境界作为参照，那么，物质实现上的挫败感就永远都走不出来。对孩子做物质实现上的期待，其实是最不恰当的期待。
老曾不要求儿子有多大功名，而他儿子的功名有多大呢？他的儿子曾纪泽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从沙俄手里争回了伊犁。这样大的功名，这种对中华民族物质利益的巨大实现，靠的是那种君子圣贤的人生境界。
他官至丛一品，身为清朝最高级别的封疆大臣之一 ，更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他知道过刚易折的道理，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使他在官场中如鱼得水，最后成为清朝支柱，名留青史。
自古以来，为官也好，经商也罢，“富不过三代，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和富裕人家难以打破的魔咒。
但有这样一个传奇——曾国藩的家族。曾国藩家训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曾氏后代子孙则没出一个“败家子”，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两百多年来，曾氏后裔有成就的多达200余人，大多成为学术、科技、文化领域的精英。
他们就是一直秉承着这样一个家训，实现了曾氏子孙绵延十代，至今没有出现过败家子，堪称中国家族史上的奇观。
这本家书的内容包括修身养性，为人处世，交友识人，持家教子，政治从军等好几个方面。
以书信的格式在平淡的家常中向大家传扬一个家庭走向成功的秘籍。
读此家书，感觉就像自己的兄长孜孜不倦，谆谆教导一样。言语亲切，苦口婆心般提醒做人，做事，学习的方法。
此书也被教育部收录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荟萃》中，可见《曾国藩家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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