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概要》是深受文獻學初學者所追捧的熱門書籍，也是

文獻學研究想要出色，除個人稟賦外，一是要博覽，二是要苦練。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說：人貴有恆。本書的成功，得益於作者杜澤遜先生精勤過人與治學之嚴謹，讓初學者亦能隨之體會古籍的騰挪頓挫之美。

好古敏求，精誠備至

杜澤遜先生是山東省滕州市人，於1981年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1985年考入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後畢業留該所從事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工作，1988年獲碩士學位，碩士論文《四庫全書總目辨偽學發微》，指導老師是王紹曾教授。

參加工作之初，就開始協助王紹曾教授編撰《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隨即被指定為副主編，從此開始師從王紹曾治目錄版本之學。1993年該書正文部分完成，200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2002年獲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

在本書《王序》中，王紹曾教授這樣介紹杜澤遜：

“滕州杜君澤遜從餘治版本目錄校勘之學十數年，好古敏求，精勤過人，已故目錄版本學大師顧起潛，冀淑英兩先生，頗多嘉許，餘亦引以為榮。……澤遜在合肥留十餘日，按圖索驥，於安徽圖書館、博物館遍閱各書，詳做札記，所有積疑，一旦渙然冰釋。……澤遜邊講課，邊寫講稿，十數年讀書心得，如網之在綱，左右逢源。”

由此可以看出，杜澤遜先生無論在求學、治學，還是在教學方面，都是以嚴謹、勤勉的態度來對待的，這也使得他的學問廣博精湛。

在《自序》中，作者指出：“古典文獻學內容廣泛，而語其要者，則略具於是。時日迫促，不能無憑藉，前哲時賢之作，凡屬研究心得，承用時多已注其所出，至於輾轉沿用之通識，則不復贅。”在《修訂本後記》作者補充了：“《文獻學概要》自2001年出版，至2006年，已連續印刷六次。其間雖改正了若干訛誤，但內容未作大的改動。2006年此書入選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華書局一再鼓勵修訂。於是今年春節前後放假期間，用十餘日通讀並修改一遍。”

實質上，杜澤遜先生在2007年修訂版中，做了十一個方面甚為細緻的修改和補充，並增加了若干新材料和新成果。因此可以說，作者細緻入微的角度，及對撰寫內容的熱情和責任心，成就了這部書的閱讀、研究價值。

杜澤遜先生在接受某次採訪時提到：“一九九九年至二○○○年寫《文獻學概要》時是我的高峰期，在北京編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後回到山東大學，馬上便開文獻學課程，一星期一次，一次四節，而且是連續上。一星期我就只准備這一次課，任何事都不做。我用一百頁稿紙寫講義，平均一次上課寫完一本，一次一本，共十八個星期，再歸納成十四章，但是寫得很潦草。一學期下來，《文獻學概要》的初稿就出來了。因為當時我已經做過《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四庫存目叢書》還有幫王先生整理張元濟《百衲本廿四史》的手稿，所以知識得以積累到一個高峰。”

作者的淵博的學識與治學做人的嚴謹態度，對書稿的反覆校訂增補，以及書中洋溢的作者對浩瀚古籍的滿腔熱情，給讀者以

四梁八柱，多聞闕疑

全書共為十四章，每章都讓我感覺收穫匪淺。 在此我將全書分為6大部分，和你一起解讀其中令人定睛醒目，甚至拍案驚奇的知識點。其中，第一章作為一部分，第二章為一部分，三、四章為一部分，五、六、七、八章為一部分，九、十、十一章為一部分，最後三章為一部分。

• 本書的第一章《文獻與文獻學》，講述了文獻與文獻學的基本概念和兩者間的區別和聯繫，並重點突出了文獻學的歷史沿承、研究範圍、學習文獻學的原因。

為什麼學習文獻學這個門類，很多人都有著共同的疑問。杜澤遜老師在這裡作出瞭解答，並提出了努力的方向。他認為：“在現代、當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學者，他們不僅學貫中西，而且博通古今，蔡元培、魯迅、胡適、朱自清、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聞一多、鄭振鐸、馮沅君、郭沫若、葉聖陶等都有深厚的古典文獻學修養，而且這些人的文獻修養為他們的著作或創作都注入了新的營養。”、“可以是我們懂得愛惜文獻，是我們懂得我們所能掌握的文獻資料只是全部文獻材料的一小部分。”

筆者在接觸文獻學後，所做的入門準備就是看書。這段時間對學問純粹的追求，對書籍收集的重視，對自我自律的約束，著實收穫頗多，這就是學習文獻學津津有味的原因。

• 第二章《文獻的載體》中，作者以時間發展的順序，介紹了不同時期裡，較為重要的文獻載體的充當材料以及使用情況。

竹，主要是劈成長而窄的竹片，叫竹簡；木，既可以劈成長而窄的木片，也可以做成較寬的木板—方牘。竹木簡起源很早，甲骨文裡有“冊”字，有“典”字。“冊”就是把竹木簡編連成冊的象形文字。典是把冊放到杌上，是會意字，表示典藏之意，也可以指典冊。《尚書·多士》：“為殷先人，有典有冊。”

二尺四寸之簡寫經，一尺二寸之簡寫傳，八尺之簡寫記。《春秋》是經，用二尺四寸簡。《孝經》為傳，用一尺二寸簡。《論語》為記，用八尺簡。漢代八寸相當於周代一尺，即《論衡》所云：周以八寸為尺”，所以八寸簡所寫之書又稱為“尺籍”。

竹簡破成竹條後，還要把簡面刮平，再用火烤乾，新竹有汁容易折斷，這種加工叫做“殺青”，陳楚之間謂之“汗青”， 文天祥有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章寫好了叫“殺青”。

竹木簡都可用繩子編起來，《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韋是皮條，用皮條編連而成的簡，書寫《周易》。皮條多次磨破，說明用功之勤。

書寫會出現錯誤，就用刀颳去，所以“刀”和“筆”要配合使用，就用了“刀筆”這個詞。

“過去歷史記載是東漢蔡倫發明紙，現在考古發現早在西漢初年就有了紙。”

• 第三章講述了文獻的形成與流佈，第四章接受文獻的收藏與散佚。這兩章中，作者為我們分析了文獻從
  形成、流傳、收藏、散佚的全過程。

“著”，也叫“作”、“造”、“著作”，王充《論衡·對作》：“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我國漢族沒有流傳下來長篇史詩，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蒙古族史詩《江格爾》、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被合稱為三大史詩。講唱是最早，也是至今仍很重要的文獻流佈形式。

《格薩爾王傳》

劉向《別錄》、劉歆《七略》是第一次對戰國至西漢學術文化的系統總結，班固《漢書·藝文志》據《七略》編成，稍有增減。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把《七略》與《史記》並稱為西漢最偉大的兩部著作。

歷代的藏書家、藏書成就及其品行、生平故事。歷史文獻的大量散佚——“古書十七厄”

• 第五章介紹了文獻的版本；第六章，文獻的校勘；第七章，文獻目錄；第八章，文獻的輯佚與辨偽。本部分主要講了，文獻學的主體內容，是全書內容的重點難點與精髓之處。

“大部頭的《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就只有寫本，沒有財力刻印這麼大的書。”

著名的藏書家與藏書樓名稱：祁承獛淡生堂，毛晉汲古閣，清代錢曾述古堂，趙昱小山堂，鮑廷博知不足齋，彭元瑞知聖道齋，黃丕烈士禮居，劉喜海味經書屋，近代劉承幹嘉業堂等，

套印本最富盛名的仍是：明後期吳興閔齊伋、凌濛初兩家印本，兩家之中又以閔氏為代表，所以世稱“閔本”。

無錫華燧會通館銅活字印《會通館校正諸臣奏議》時代較早，清雍正年間曾以銅活字印大部頭的《古今圖書集成》，乾隆時以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書》，都是

在“四部要籍之精校精注本”本分，作者給我們列舉了四部要籍的善本，給我們讀這些選擇好的版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可以作為我們讀四部的一個小的書單、書目。

“版本鑑定的目的主要是確認一個本子刻於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誰刻的，是否稀見，是否完整，現存各本中處於何等地位。”

較出名的好紙是：宋代白麻紙，明代白棉紙，清代開化紙，連史紙。但更為常用卻是宋代至清代一直沿用的竹紙。

校勘古書的主要目的是恢復古書的原貌，正本清源。我們從事校勘工作，最大的忌諱是替古人修改文章。文章無論好不好，那是古人的原樣，我們的目的是保護古書原樣，這是必須明確的。

陳垣先生《元典章校補釋例》總結出校法四例：對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

校書的態度：多聞闕疑。《論語·為政》：“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目錄”一詞現存文獻以《漢書》為最早。《漢書·敘傳》：“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

劉向是我國目錄學的創始人。劉向、劉歆父子把《七略》分圖書為六大類三十八小類。《七略》之後，具有典範意義的目錄是《四庫全書總目》。就一部典型的目錄，它應當包括以下構成部分：書名、篇卷、時代、著者、提要、大小序。

“輯錄體” 提要：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清朱彝尊《經義考》、謝啟昆《小學考》。

史志目錄：《漢書·藝文志》、《隨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

輯佚的主要任務是把佚文找全，儘可能按原書的順序排纂好。

所謂偽書，就是一本書的公認著者及時代並非這本書的真正著者及時代，這書即被稱為偽書。書中有假的史料，或者書的版本被人做了手腳，如以明刊本冒充宋本，都不在“偽書”之列。

• 第九章，類書與叢書。第十章，地方誌與家譜。第十一章，總集和別集。此三章介紹了古典文獻的重要體裁，並同時重點介紹其中的代表作。

類書是抄集群書詞、句、段、篇、分類編纂，以供檢查的工具書。宋王應麟《玉海》卷五十四：“類事之書，始於《皇覽》”，王應麟認為《皇覽》是第一部類書。

叢是叢聚之義，叢書指把不同的書編在一起，冠以總名。

《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國之志”。清朝地方誌是我國地方誌發展的一次高峰。《齊乘》就是山東省的第一部總志。

自秦實行郡縣制以來，地方行政機構以縣歷史最久而變化最小，現存地方誌中，70%為縣誌。

家譜的中心內容是記世系，以男子為主幹，按照血緣關係，先父後子，先兄後弟，依次排列。婦女附於男子，女兒附於父親，妻子附於丈夫。一般只記男子的姓名，婦女不記名。

總集，指多位作家的詩文詞曲之彙集，其中單收一人之作者為別集。總集可單收一種文體，如《歷代賦匯》、《全宋文》。亦可兼收多種文體，如《昭明文選》。總集之存者以《詩經》為最早，再下《楚辭》，再下《昭明文選》、《玉臺新詠》。

別集即詩文集，戲劇則獨立成書，一般不入別集。

阮元曾做十六首絕句論鐘鼎文，此舉三首：

第一首：

山齋竹樹起秋陰，多少銘文寫吉金。

說與時人渾不解，四千年上古人心。

第二首：

商盤周誥古人詞，宋槧經書以足奇。

誰識齋中鐘鼎字，鑄當週孔未生時。

第三首：

德功冊賞與勳聲，國邑王年氏族名。

半訂殘訛半補逸，聚來能敵左丘明。

第十二章，出土文獻概述（上）。第十三章，出土文獻概述（下）。第十四章，敦煌文獻概述。最後增設的這三章，為該書獨創。雖然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傳世文獻，但出土文獻的新發現，往往會在文獻學界和相關學術領域引起大的震動，從而在局部掀起新的研究熱潮。正如

王國維：“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以上是該書的主要架構，和其中我認為每部分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內容，也是饒有興趣的知識點。

卓爾不群，融會貫通

本書與同類的教材書籍相比，有著鮮明的特點，在學生中間深受歡迎，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 首先，與張舜徽先生的《中國文獻學》比較而言，本書對於知識點的介紹甚為詳盡具體。

這一點在本書的“目次”部分清晰可見，目次用了三級符號，而且下級符號數字很大，說明概述在分類條理上很為注意，在講述內容上很為細緻。

以文獻的“釋義”為例，兩本書同樣是以《論語·八佾》為例。張舜徽先生只是一句帶過（“漢、宋學者加註釋時，都把‘文’解為典籍。‘獻’解為賢人。”）而《文獻學概論》中，作者用了三大頁去剖析解釋此例證，分別追溯解析“禮”、“杞”、“徵”、“文獻”“獻”的含義

• 其次，作者慣用逐步推理、追溯歷史的方式，來介紹某一個定義和文獻概念。其中更為精湛的是，某些部分可以自成一部小歷史。

例如講到文獻的形成方式之一的“譯”時，主要講了佛典翻譯、學術翻譯、文學翻譯三個方面。其中講佛典翻譯時，從東漢到清代這一期間的興起、繁榮和後來刻印流傳的情況，寫出了傳承的過程，取得的成就，做過貢獻的重要的人物事蹟，和重要的佛典古籍文獻。整個敘述過程都如同在講述一個小範圍的歷史。

• 本書在撰寫時借鑑了很多其他優秀作品的長處，在發揚自身特點的同時融會貫通，大大提高了本書的價值。

如在介紹文獻的主要成書方式“著”、“述”、“編”時提到，“張舜徽先生《中國文獻學》認為‘綜合我國古代文獻，從其內容的來源方面進行分析，不外三大類。即‘著作’‘編述’‘鈔纂’”。我們講的著、述、編三種著述方式即是受張先生啟發，稍加修改而成的。

再如，“陳垣先生《元典章校補釋例》總結出校法四例，即對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甚為簡括。今略予變通，改理校法為綜合考證法，並更換其例證，以求貼切易懂。”

是在對出色作品的修改增補之後，運用其中，提高了本書的敘述質量和接受度。

本文小結

一本四百多頁的書，卻讓我從中感受到了浩瀚書海的在心中激盪的力量，也讓我充分的接觸了文獻學術的博學、嚴謹風格。猶如作者在講“文獻的校勘時”說的校勘的技能主要是源於主觀條件，要精通古代語言文字，包括文字、音韻、訓詁、文法，要具備古代文化知識，如天文、曆法、地理沿革、職官制度、風俗習慣等”。而對於文獻學的學習和研究來說，我們需要精通的知識更是不勝枚舉。

文獻整理和研究是一門很為純粹的學問，同時也不允許半點的差誤。因此我們在黃卷的古香古韻中，靜心品味豎排的玲瓏整齊和繁體結構的建築變化，沉醉不知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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