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川西壩子的記憶
場景復原再現戰爭災難
日本侵華罪行館的陳列，大量使用了場景復原技術，內容包括盧溝橋事變戰場、大轟炸、執行“三光政策”、細菌戰和活體解剖實驗等。
在“大轟炸”專題展廳，一個熟悉的場景被複原得讓人頓感身臨其境。這個場景，取材於一幅著名的新聞照片。
1937年8月28日下午，日本飛機轟炸了上海火車站，當時車站裡有1800 多名平民在候車，轟炸後生還的不到300人。攝影師王小亭趕到現場，發現有個母親已經被炸死在鐵軌上，而渾身沾滿鮮血的孩子正呼叫著媽媽，放聲痛哭，極度恐懼和悲傷。他立即拍下了孩子號啕大哭的情景。
兩星期後，照片以《日機空襲下的上海南站兒童》為題，刊登在美國《生活》雜誌的封面上，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響。據估計，當時全世界有1.36億人看到了這張照片。
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對中國大部分城鄉不分軍事設施還是民房，戰區還是後方，均實施了大規模、長時期、無差別的空襲轟炸。全國各城鄉因空襲傷亡人數達20餘萬人。
另一個令人髮指的場景在“三光政策”專題展廳。一隊日本兵衝進村莊，有的在前面射殺中國人，有的在用火把縱火燒燬房屋，有的在搶奪牲口糧食。
日本侵華罪行館對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進行了翔實闡釋。“三光”是對日軍“燼滅作戰”中製造的“殺光、燒光、搶光”暴行的簡稱。從1939年秋開始，侵華日軍針對中共抗日根據地，進行以殺戮當地居民、對糧秣房舍等物資進行搶劫、焚燒和破壞為目標的“三光”軍事行動。
在日軍的細菌戰這個單元，一組復原日軍活體解剖實驗的蠟像讓人觸目驚心。“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在哈爾濱城郊的平房和長春孟家屯設立了731和100兩個細菌實驗秘密部隊，用活人進行慘無人道的細菌實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是唯一在戰場上使用細菌武器的國家。侵華期間，日本在中國先後組建了5支細菌作戰部隊，發動的細菌作戰攻擊數達161次，攻擊縣市190餘個，細菌戰造成疫病蔓延中國20餘省、298個縣市，活人細菌實驗殺害2萬人以上，使用細菌殘害中國民眾約120萬人，直接死亡人數74.8萬餘人，總計受害病患者約700萬人，造成死亡約200餘萬人。
一張《七三一部隊細菌實驗主要類型一覽表》，視之令人不寒而慄。諾門罕細菌戰、華中細菌戰、浙贛細菌戰無一不是令人髮指的罪行。
哈爾濱“七三一細菌部隊罪證陳列館”捐贈的日軍細菌彈殼生產車間的牆磚、日軍細菌實驗的各種儀器設備，都是侵華日軍罪行的鐵證。
同時，展廳的實物與文獻向世人展示：
日軍在中國大量研製化學武器，先後在山西、武漢、南昌、長沙等戰役中大規模投入使用。
日軍在強佔中國領土的同時，面對反抗的中國軍民，慘無人道地舉起屠刀，大肆屠戮，製造了一起起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慘案。
日軍在“武士道”精神和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想薰染下，喪失道德良知，大肆殺戮手無寸鐵的中國百姓。在侵華戰爭期間，日軍有計劃屠殺中國平民一次達1000人以上的慘案有200餘起，屠殺中國軍民2000餘萬人，殺人的野蠻方式達250餘種之多。
樊建川的“反掃蕩”，用日本文物講述侵略歷史
日本侵華罪行館的文物都來自樊建川多年來個人的悉心收藏。
拍賣會上的文物，品級高，但是價格昂貴。國家一級文物《臺灣省解徵日僑遣送名冊》，是日本投降後，臺灣地方政府給國民政府的一份公文，請示一千多名日本中高級的公務員，如銀行行長、海關關長等如何處置和遣返。這三本花名冊是中國取得抗戰勝利、摧毀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恢復對臺灣行使主權的珍貴物證。拍賣會上，有疑似日本背景的機構參與競拍。樊建川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和不菲的代價才最終得以收藏。國家一級文物《八·一三日記》也來自拍賣會。
國內的文物市場網絡是樊建川收藏的主要渠道。日本侵華罪行館的部分文物，包括國家一級文物日軍暴行揮淚摺扇、馮玉祥題記《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最新實測南京市詳圖》、《荻島靜夫日記影集》、《日軍殺傷山東民眾實錄》皆來源於此。
在眾多的日本侵華文物中，有若干件是一位叫鹽谷保芳的日本老兵捐贈的。鹽谷保芳，原侵華日軍第59師團伍長。戰爭結束後，他一直享受日本政府的供養，後來開了一家家庭旅館。他用個人積蓄在日本四處購買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與日本侵華相關的文物，定期帶到中國謝罪，並把文物捐贈給建川博物館，至今有六七次之多。行李箱打開，裡面都是日本軍服、戰刀、彈殼、地圖、畫報……有次，他對樊建川說：在抗戰壯士群雕對面，給我塑個跪像，讓我永遠跪著謝罪。他還拿出其畫的草圖，具體指明跪像地點，並且表示塑像的錢由他支出。
如今，鹽谷保芳93歲了，已臥床不起，難以再來中國謝罪。前不久，樊建川親往日本探望，給鹽谷保芳帶去了日本侵華罪行館即將開館的消息。樊建川還告訴他，為了這個館的陳列布展，建川博物館還發起了一個“眾籌成館”活動，預售門票，獲得廣泛關注和支持。他還將一張“眾籌成館”活動的紀念狀贈給鹽谷保芳。鹽谷保芳說：反省戰爭，永遠和平。他又說：我動不了，樊先生，多努力。
這座日本侵華罪行館，一個獨特之處是大量文物來源於日本，都是當年侵華日軍帶回到日本的實物。樊建川說，就是要用日本人自己的建築、自己的文物來見證他們侵略中國的歷史。
在國內收藏中，特別是在拍賣場中，樊建川曾有幾次失手，後來他發現，是日本的收藏家和他爭奪這些文物。於是，樊建川想，你能到中國來買東西，我也能到日本去買。套用當年戰爭時期的說法，你可以“掃蕩”，我也可以“反掃蕩”。
1996年，樊建川到了日本，在京都、奈良等地逛街時，發現當地的文物店鋪裡和地攤上竟有大量的日本“二戰”時期的雜誌、畫報等物，其中有不少與中國有關。他見到就買，僅購買、翻拍的圖片數量就超過三十萬張。
樊建川的“反掃蕩”進行得非常徹底，經常是一次性“買絕”一個門類。比如說當時的畫報，他一次買了一千餘本，《歷史寫真》、《支那事變寫真》、《日支事變畫冊》、《北支事變畫報》、《國際情報寫真》、《躍進之日本畫報》等，還有上千張日軍的明信片、作戰地圖，日軍的信件、鋼盔、望遠鏡、指揮刀、綁腿、指北針……
除此之外，中國的留學生、日本開文化商店的華僑等，構成了樊建川收集日本侵華文物的網絡，良好運轉至今。
2015年08月01日刊發於《羊城晚報》
新華網、人民網、中新網、光明網、鳳凰網、網易等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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