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是西漢文帝時期活躍在歷史舞臺上的人物，年少成名，卻因為遭到同僚排擠等原因，在政治上並無多大建樹，仕途坎坷，英年早逝。即便如此，他的政論之精闢和文章之氣魄，亦足以流傳千古。司馬遷寫《史記》，把他和三閭大夫屈原放在一起，作了一篇傳記，叫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其中的這個“賈生”就是指賈誼了。——翻看《資治通鑑》對賈誼的記錄，結合西漢後世的發展歷史，我對賈誼洞悉時局和深謀遠慮的能力，佩服得五體投地。
先梳理一下賈誼生平。
當初，漢文帝聽聞河南郡守吳公，治理能力一流，就將其提拔到長安，擔任廷尉一職（注：廷尉，是西漢的司法審判機構最高長官）。吳公到任後，向文帝推薦了洛陽人賈誼。文帝於是徵召賈誼，任命為博士。賈誼當時20歲出頭。“博士”，是秦漢時掌管書籍文典、通曉史事的官職。可見賈誼在20多歲時，學問已經頗有火候。
賈誼任職博士期間，因為學問通達、文辭犀利，頗得漢文帝賞識，一年之內破格升遷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在當時是個什麼官職呢？簡單來說，西漢初期，除受命於天的皇帝，和裂土分疆的諸侯之外，朝堂之上最顯赫的職位是“三公九卿”。比如舉薦賈誼的吳公，所擔任的“廷尉”，就位列九卿之一。三公九卿之下，是一眾“大夫”。而“太中大夫”，乃是眾大夫之首。所以賈誼在出道一年之內，就進入了西漢的權力頂層。
賈誼這個太中大夫是有真才實學的，他對時局的觀察頗能切中要害，而且年少氣盛，敢於直言。擔任太中大夫之後，賈誼向文帝建議推行一系列改革。改什麼？賈誼的建議是，改曆法，改朝服配色，改政府制度中的官職頭銜名稱，同時，商定大漢王朝標準的宮廷禮儀和音樂規範。總之，就是要通過一系列改革，更換目前正在沿用的秦朝法度，轉而確立大漢王朝自己的制度體系。
這個改革動作太大了，估計其他人都被賈誼的提議嚇了一跳。尤其是，回顧西漢初期的治理歷程，蕭何沿用秦朝舊制，之後曹參“蕭規曹隨”沿用蕭何舊制，都是靠採用與民休息的放養式治理辦法，取得了不錯的成果，因而名垂青史的。事情才沒過去多少年，這個賈誼小子就跳出來說：不行，我們需要把這一整套制度都換掉，否則王朝會有危機！ —— 誰信啊！就連非常欣賞賈誼的漢文帝，也因為不想背上“亂改祖宗法度”的罵名，而對賈誼的建議婉言謝絕。參見《資治通鑑·漢紀五》：
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雖然文帝沒有采納賈誼的改革提議，但對賈生的能力和學識，是越發欣賞。兩三年後，文帝準備將賈誼提拔到三公九卿的層級，委以國家重任。不幸的是，文帝的這個提議，遭到諸大臣的堅決反對。反對的原因，一方面是對賈誼少年得志的嫉妒，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與賈誼政見不合。回過頭來看賈誼之前的“改革建議”，恐怕當時沒幾個人能真心認同。大多數人，尤其是那些手握重權、跟隨高祖劉邦打下漢室江山的老臣，心裡面可能都會覺得：這個年紀輕輕的小子，為了博出位，居然耍耍嘴皮子，就想把高祖皇帝當年訂下來的規矩給改了！我們可容你不得！
結果可想而知，在這些老臣的耳旁風下，性格溫和的漢文帝，對賈誼逐漸疏遠。沒過多久，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參見《資治通鑑·漢紀六》：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
長沙王太傅，是輔佐、教導長沙王的官職。而長沙，是當時西漢王朝分封的一個小諸侯國，位於帝國南部邊界，與藩屬南越國接壤。賈誼一下子，從天子身邊的近臣，變成遠處邊陲的太傅，落差不可謂不大。
這之後，賈誼又被任命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是漢文帝心愛的小兒子，可見文帝心裡還是有賈誼這個人的。不過賈誼自被貶為長沙王太傅之後，確實再也沒有回到過西漢政府的權力核心。當然，在那些身為太傅在外飄蕩的歲月，賈誼並沒有完全自暴自棄，而是繼續密切關注時局，並通過不斷地給漢文帝上書，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對天下局勢存亡累卵的擔憂。這些上書中的意見，有的漢文帝採納了，有的就被直接略過。
後來，梁懷王不甚墜馬而死，賈誼一方面自責沒有盡到太傅的責任，另一方面也因為無法施展抱負，鬱鬱寡歡，英年早喪，命終時年僅33歲。
再擇要來分析一下賈誼的各種“上書”。我在翻《資治通鑑》時，確實被賈誼政論文章的精闢分析和戰略眼光給震驚到了。
其一，《論積貯疏》。
《論積貯疏》主要傳達的是賈誼重農抑商的觀點。賈誼認為，在西漢初年，商業橫行、農業荒廢，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社會現象。政府應該對從事商業的人進行適當打壓，同時，舉朝廷之力來發展農業。
有的人要說了，這種重農抑商的思路，不是封建小農經濟的思想嗎？如果不對這些商業萌芽進行打壓，有可能我們早就進入資本主義發達階段了呢。——剛開始我也是這樣思考的，後來再想一想，其實不然。
從經濟學上來說，商業的發展，一定是以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發展為前提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力得到進步以後，大家創造的勞動財富，除了滿足日常需要之外，還有結餘，然後才會產生貿易和商業。而貿易和商業，可以進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刺激新的消費需求，從而反過來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
而上面這個論述，是不符合西漢初年的國家局勢的。那時候的情況是，天下剛剛經歷了連年戰亂，人口零落，田地荒蕪。老百姓別說年年有餘了，連飯都吃不飽。開國的將相，出門沒馬車坐，只能乘坐牛車。這時候能夠多開墾一畝地，就是把天下人與溫飽線的距離縮短一份。如果不提振農業，縱容商業發展，去滿足少部分富貴人家除了吃飯之外的“淫侈之俗”，貧富差距擴大起來，江山危矣。
用賈誼的話來說：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之嘗聞。...... 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這封上書，漢文帝聽進去了。然後就是我們在初中歷史上學過的：漢文帝親自下地耕田，為天下做表率，鼓勵農桑，從而為文景之治打下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
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其二，《諫鑄錢疏》。
《諫鑄錢疏》主要講的是貨幣控制的問題。其背景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廢除了刀、貝、布等貨幣，以“半兩錢”作為全國統一的貨幣。初始時，“半兩錢”每枚的重量是當時的半兩，即十二銖。漢朝建立以後，高祖劉邦“嫌其重，難用”，於是改鑄了每枚更輕的錢幣，仍舊稱作半兩錢。再後來，這個錢幣越鑄越輕，比如呂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是八銖，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是四銖。
同一時期，還流行一種錢，叫做“莢錢”。“莢錢”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民間私鑄的錢。那個年代，真假貨幣的驗證沒法做到今天這麼細緻，所以總有一些缺錢的人，鋌而走險，自己去鑄錢（當然這種人今天也仍舊是存在的）。這些鋌而走險者，在自己鑄錢的時候，為了節省成本增加收益，一鍋銅水，肯定是鑄出來錢幣越多越好啦。所以這些民間私鑄的錢幣，比漢朝官方已經在逐漸減重的錢幣，還要輕得多。輕到極致，一枚錢幣就如同榆莢（也就是今天說的榆錢兒）一般，因之，又被稱作“莢錢”。
西漢朝廷為什麼要減輕錢幣的重量？肯定不只是“嫌其重”這麼簡單，粗略揣測，也是為了印發更多的貨幣，來支持百廢待興的朝廷建設。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增發貨幣。政府增發貨幣也就算了，民間還有一堆人同時也在增發“莢錢”——這已經不是放水了，是開閘洩洪，帶來的結果，自然是物價飛漲，參考《資治通鑑·漢紀六》：
於是物價騰踴，米至石萬錢。
在這個增發貨幣物價飛漲的事情裡面，漢文帝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漢文帝除了鑄造四銖錢之外，還頒佈政令，允許民間私自鑄錢——也就是說家家戶戶都可以自己開印鈔廠了，只要你有銅礦。有了銅礦，就等於有了數不盡的購買力。當時，漢文帝喜歡誰，就賜一座銅山給他：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道嚴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這種事情，賈誼當然看不下去了，果斷上書！賈誼在《諫鑄錢疏》裡主要抨擊的，是文帝允許民間私自鑄錢這件事情，他的論點是：
- 鑄錢這種事情，百姓自己做，一定會偷工減料作奸犯科，把錢越鑄越輕。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利益。在所有人都在作奸犯科的前提下，老老實實遵守遊戲規則的人，會被餓死。——用今天的話來說，叫劣幣驅逐良幣。
- 朝廷可以頒佈法令，來懲罰那些鑄錢偷工減料的人，但這實在是打自己的臉，丟人。——如果因為自己的制度漏洞，引誘老百姓往邪路上走，然後又嚴懲那些走邪路的人，那麼最應該承擔責任的，不是小老百姓，而是制度的設計者。
- 最可怕的是，私自鑄錢這個口子一開，會對剛剛有點起色的農業造成毀滅性打擊。原本農民辛苦勞動一年才能有口飯吃，現在好了，不用種田，自己在家裡架個高爐，奉天承運，鍊銅鑄幣，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誰還去種田啊！——如果所有人都這樣想，就沒人去種田了，還在溫飽線上掙扎的大漢王朝豈不危矣！
用賈誼的話來說，這個鑄錢令，簡直是能把好人變成壞人的“潘多拉魔盒”：
奸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奸邪，願民陷而之刑戮 ...... 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佈於天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
注意，賈誼其實已經給了文帝一個臺階下，沒有強求漢文帝收回成命，廢除鑄錢令，而是請求文帝將全國的銅礦收歸國有——這樣一來，即使想私自鑄錢，也無銅可用。
可惜文帝這次沒有聽。
貨幣這個事情，到景帝時期才得到處理。至於榮獲文帝賞賜銅山的兩位愛卿：鄧通在景帝時期被抄家，寄人籬下而死。吳王劉濞，則因為私自鑄錢等原因，勢力和慾望一起膨脹，最後發動了七國之亂。
其三，《治安策》。
《治安策》論述了好幾個問題，這裡只選一個問題來說：諸侯王與中央的權力衝突問題。
先來說一個背景故事：高祖劉邦時期，趙王張敖曾給劉邦進獻了一位美人。美人得劉邦寵幸，生下一子，名叫劉長。後來趙王叛亂，美人被牽連而死。劉長流落京師，被劉邦收回膝下，冊封為淮南王。
文帝即位後，淮南王已長大。文帝對這個同父異母的兄弟非常照顧，要啥給啥。結果淮南王劉長愈加跋扈，在封國之內廢除漢朝法令、驅逐漢朝官吏，自己制定法令、任免官吏，最後甚至還策劃謀反。文帝挫敗了劉長的謀反計劃，但不準備殺他，把他裝在囚車裡，擇地遊街，以儆效尤。結果劉長秉性驕傲，受不得氣，絕食而死。（注：那一時期，亂搞事情的劉姓諸侯王，並不止淮南王劉長一個，還有濟北王劉寬等）
文帝心痛惋惜，把劉長的幾個兒子封為列侯。於是梁懷王太傅賈誼，又跳出來上書了。這一篇上書，就是鼎鼎有名的《治安策》。在《治安策》裡，賈誼關於諸侯國權力過大的問題，主要有如下觀點：（為了便於論述，下面我切換到賈誼的第一人稱視角。另外，下面的一些觀點，不完全來自《治安策》，而是《治安策》前後賈誼的其他一些“上書”裡提出的，為了方便講述，而統一整理到這裡）
- 陛下別聽那些歌功頌德的人吹牛，現在漢朝局面並不安穩，反而非常危險。打個比方，就像在烈火之上放置一堆柴火，然後躺在柴火上睡覺——眼前覺得舒服，只是因為火暫時沒燒上來而已。
- 這團可能危及大漢王朝的火是什麼？其中之一，就是諸侯王！陛下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您春秋鼎盛，勵精圖治，對劉姓諸侯王也那麼好，但是他們卻老是搞事情？您的親弟弟想造反，您的親哥哥的兒子想造反，還有其他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事情？那是因為，諸侯國與大漢朝廷，本身就存在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諸侯國永遠會想從漢朝廷這裡獲取更多的特權，同時又時刻擔心已有的特權會被天子回收。因此那些勢力龐大的諸侯王，簡直是遲早引爆的定時炸彈。
- 現在陛下您年富力強，就已經被幾個鬧事的諸侯王搞得手忙腳亂了。可怕的事情是，這些已經鬧事的諸侯王，在目前的劉姓諸侯裡，還算地盤小的。好些地盤更大的諸侯，只是因為目前年幼，所以暫時還服從漢朝廷派遣過去的太傅等官員的管教（剛好賈生我也是一個太傅）。再過幾年，諸侯王們會成長為血氣方剛的壯年，而我們這些太傅都會老去。那時候，即使是堯舜再世，也無法控制天下大亂的局面了。
- 不知道陛下您有沒有意識到，目前的諸侯國裡，對漢王朝最忠誠的，是隻有兩萬五千戶的撮爾小國長沙（不好意思，我賈生之前也當過長沙王太傅）。其他勢力大一些的諸侯國，都各存異心。為什麼？這是人性啊陛下！長沙王因為勢力渺小，心知只有依附漢王朝，才能保有眼前的富貴，因此忠誠老實得不得了。反觀那些勢力雄厚的諸侯，老是會覺得，自己只要努把力搞點事情，就有機會跟漢朝廷分庭抗禮。——所以想要制衡諸侯，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削弱其實力，把他們越分越小。
- 諸侯國裡，陛下你真正可以倚靠的，只有淮陽國和代國（注：淮陽國是文帝兒子的封地，代國是文帝繼承大統以前自己的封地）。所以陛下有必要逐步擴大淮陽和代的地盤，防患於未然。
這些建議，文帝聽了一半。文帝最後並沒有對日益膨脹的劉姓諸侯勢力進行限制，但是確實採取了一些操作，來增加淮陽國和代國的實力。最後的事實是，七國之亂爆發，劉姓諸侯公然挑戰漢朝廷的權威。而在平息七國之亂的過程中，文帝按賈誼建議、提前佈局的淮陽、代、梁等國，確實起到了抵禦暴亂的重大作用——只不過，賈誼和文帝，都沒有親眼見證那一天的到來。
回過頭來想，高祖劉邦打下天下以後，大肆分封諸侯，是不是給文帝和賈誼挖了一個大坑？其實不然。西漢建國之初，分封諸侯，有其必然原因。分封異姓諸侯，主要是為了安定人心。那些跟隨劉邦南征北戰的大將，難道不都是為了封妻廕子，才沙場搏命的嗎？要是建國以後，該給的獎勵不給到，劉邦可能屁股還沒坐熱，就被人趕下來了。而分封同姓諸侯的一部分原因，則是為了制衡異姓諸侯的勢力。如果那些當了諸侯王的大臣想造反，姓劉的一家人已經化整為零佔領了多處地盤了，沒人能一次性打下來。
然而，在渡過了建國之初的動盪時期以後，這種制衡制度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反而是需要注意劉姓諸侯與中央朝廷的權力爭奪了。之所以會存在權力爭奪，是因為，劉邦時期的劉姓諸侯，除了跟劉邦有血親之外，還都是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兄弟。而到了文帝景帝時期，這些劉姓諸侯，與皇帝之間的關係，可就沒有這麼親密了。反而會因為各種利益糾紛問題，隨時能打起來。
賈誼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拋出了削弱諸侯勢力的建議。其他大臣，拘囿於“不能亂改祖宗法度”，覺得賈誼只是為了出風頭在亂說話。而文帝，則拘囿於“都是親兄弟，我不好下手”，沒有盡到一個管理者“以天下為先、個人情感次之”的職責。
總結一下，我對賈誼就一個字：服。這篇文章裡提及的，只是賈誼有如開天眼一般的幾次局勢分析而已。實際上賈誼在文學等領域也頗有建樹。至於他為什麼仕途如此不順？我想可能也是因為他眼光太遠，以至於跟同時代的人在一起時，顯得格格不入吧。何況他還那麼年輕。我想，假如他懂得更多的官場逢迎智慧，也許能夠做到官運亨通。但是，賈誼已經如此天縱英才了，還想要求他年紀輕輕就圓滑玲瓏，是不是要求有點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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