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带血黑金,山西煤老板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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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桃花扇》


「专题报告」带血黑金,山西煤老板往事

在一般人眼里,煤老板靠的是老天给的资源,用的是见不得光的手段,赶巧碰上了好年景,发财发得容易。有了钱之后,尤其是短时间内的暴富后,自重变成天方夜谭,奢侈腐化、绯闻满天飞。但如果只从表面现象看人看事,实在武断,任何人都有很多面,煤老板也一样。如果细细品味,会发现煤老板也有不简单的地方。老一代煤老板开始创业时,哪个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豁出身家性命,身先士卒,带头下井挖煤;八十年代矿难频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产权不清、技术落后,这个暂且不谈。可被矿工家属打死,家门口被人埋雷管的煤老板大有人在;再算上和当地村民大规模械斗的经历,当煤老板着实是个玩命的行当。

悲惨的故事大多相似,暴富的传奇各有各的精彩。煤老板的看头不是钱如雨下,而是充满更多可能性的人生。在那段时代大戏里,煤老板们命运背后的智慧、荒唐与眼泪不由得让人戏谑喟叹。


开山派:安土重迁,回馈乡里


八十年代创业的第一代煤老板都完整地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他们的人生不缺磨难和折腾,这让他们的人格充满硬度和吃苦精神。他们在那个年代搞煤矿,没人是自愿的,都是迫于无奈,抱着落草为寇的心态,投身煤焦事业。在纳税问题上,他们诚实得近乎迂腐。在浪漫理想主义劲头上,他们则是一山更比一山高,最突出的当属老于。老于的理想虽然无关民生,却事关生死,亿分之一他成功了呢,岂不大震撼。

这些老牌开山派基本都没什么文化,好多甚至不识字。煤老板二铁有个私人电话本,外人翻开看一定觉得跟天书似的,里边除了数字,全是自创的象形文字,高度抽象,像是搞密码工作的。算起来老于学历最高,完小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六年级。元老派出身贫苦,却守土爱家,舍得花大钱支援家乡建设。

他们自己没知识,却很尊重文化,大多热心教育,有钱之后,捐建了不少学校。他们不懂传统文化,却秉承了传统精神,有了钱,不嗜赌,不淫乱,从来没有被烧坏的痕迹。他们憎恶贪得无厌的官员,却敬畏神圣的官位。

骨子里,他们觉得自己仍只是个农民。


少壮派:投机享乐为主


与第一代煤老板相比,四十岁左右的少壮派煤老板显然不太节约,不太老实,不像前辈们那样爱尽义务和责任。花花肠子不少,喜欢投机走捷径。

其实不只是煤老板圈子是这样,别的行业的老板圈子又能好到哪里呢?一代比一代不厚道,很难说是个人素质问题,基本是受大环境影响。时代在剧变,人情容易高于法治,捷径成为主路,投机成为习惯,努力和牺牲变得很傻很天真。

少壮派煤老板只是整个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群体中一部分,很多缺点都是共性的问题。比如讲迷信的问题,其实容易理解。煤老板属于高危行业,出门看黄历,买楼看风水,基本上成为行规。

一般来说,个人资产十亿以下的煤老板是最奢侈的,媒体上曝光的一些傻人傻事基本说的都是他们。一些资产十亿以下的兄弟们,普遍没大追求,拿命换来几个亿资产,也就不再想发展的事了,可着劲造钱享受。至于公益事业,他们有时候也豪捐,但多是出于面子问题的考虑。

个人资产十亿以上的,一个比一个抠门,一个比一个会算计,请人喝假茅台,送人假LV包,让司机把酒桌上用过的擦脸毛巾都收起来擦车,干的都贼自然。这拨人钱多人抠,但有追求,满脑子想的不是享受,而是怎么把事业做大,他们对公益事业、地方建设事业的贡献也很大。但凡有追求,爱做事的人,手段或许多元化,但出发点和目标绝对不是只满足个人私欲。

至于包养二奶和小三的风气,在少壮派煤老板群体中确实比较普遍。有意思的是,煤老板们虽然在外面花,但离婚率不高,正房大多还是从前的糟糠之妻。

一方面是离婚的成本过高,假如离了婚,自己辛苦打拼的财产要有一半分走,这对于暴富的煤老板来说心如刀绞;一方面,源于煤老板们妻子们的包容,中国传统女性在婚姻中大多比较忍让,对于丈夫的花天酒地,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的态度;另一方面,煤老板们重面子,在乡里发家致富之后,立马甩掉糟糠之妻,社会上的舆论让他们的面子挂不住。


说到底,煤老板不是从神经病院毕业的高材生,也不是煤堆里修炼出来的妖魔,都是凡人、普通人,不断地犯错,不断地改错,再不断地犯错。


每一块煤矿石都沾着人命


八十年代末,当时干煤矿辛苦,有些井矿工没人敢下,都是煤老板喝几口烧酒,带头下去干。当时的山西煤矿普遍问题是不用先进技术,先期设计建设投入不足,工人超负荷运转情况严重。深层次的问题是煤矿产权不清,煤价过低,煤老板挣得钱还不够还债,根本没办法按照安全规定生产。那时候,大煤矿、小煤矿都差不多,井下像地狱,巷道里满是积水,瓦斯探测器亮着红灯,显示瓦斯浓度超标。当时几乎所有的井下瓦斯探测器都被做过手脚,本该显示1.2时只显示即便是调校过的探测器,正常情况下都亮着红灯,意味着超标超得厉害,干活的工人们很危险。按照规定,采风回风巷、采掘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瓦斯浓度超过1070就应该停工通风,但没人会遵守这规定,本来就不大挣钱,该停工就停工,煤矿真的不用干了。安全检察员倒是常会来,那是来拿外快和烟的,不是来找茬的。

本来煤矿的通风井只能用于通风,严禁进行生产。沛东煤矿当时为了赶工期,通风井也用于生产,导致突出的瓦斯撞开风门,漫到整个巷道里,造成井下爆炸,有7处严重塌方,死了二十五个人,重伤两人。本县本村的矿工,死一个赔五万,有一对是父子俩,赔了十二万,多赔了两万。本县外村死的矿工,死一个赔四万。外地矿工便宜点,死一个赔三万,外加一个军大衣,两条毯子,裹尸体用。四川的矿工死了三个,家属都选择把人在当地火化,拿骨灰盒走。山东的矿工死了一个,来处理后事的是死者的弟弟,思想比较传统,想把尸体拉回去土葬。当地人嫌不吉利,不给拉。小伙子一咬牙,用矿上赔的钱买了辆摩托,把少了半条腿的哥哥绑在背上,活生生骑回山东。当时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骑十个小时摩托,小伙子肯定被冻在上面了。

本县本村的十五个矿工一起出殡,那天冷极了,风像刀子一样,整村人都穿着白衣白裤,抬着十五口棺材,在山路上走,招魂幡被风吹得飞了起来,唢呐和哭声让人听得心里发毛。


重伤的两个人,一个被炸飞的大面积烧伤,在医院住了三年,做了十几次手术,花了三十多万;离炸点远的被矿车砸瘫痪了,矿上给他发份工资,算是永久性养起来。

好像是从1992、1993年开始,煤矿都不太想用本地的工人了,嫌出了事麻烦,赔得多不说,煤矿也有被铲平的风险。大家开始喜欢用四川工人,大约因为出了事,四川矿工的家属比较豁达,拿了钱就走人,不十分讨价还价。

在那漆黑的年代,煤矿出事很正常。矿工们工作在充满危险的井下,牺牲在“黑色的金子”中,也被遗忘在扬起的漫天尘埃里。


战斗!拼杀!为了钱!

煤矿开到哪里,煤老板和当地村民的战火就燃烧到哪里,符合哲学规律,万事万物必然有矛盾,利益越突出,矛盾越尖锐。

开煤矿要占农民的地,煤老板觉得一亩田给个几千块补偿款够多了,农民觉得自己是高产田,这么点钱哪够。再说,煤矿一开,村无宁日,机器响得能把房子震开缝,二十几个轮子的大货车像万人坑里开出来的大灵车,从早到晚吵死个人,污染就不用说了,谁让咱生在煤炭大省呢。

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不提煤矿有拿硝铵私制炸药的潜规则,光炸药库的存在绝对就是风险,火力大得能把村子从宇宙中彻底抹掉,这笔血账一亩几千块能抵平吗?承包地、自留地、集体用地,统统得加钱。

农民要加钱,煤老板不同意,怎么办?亮剑呗。百十来个农民堵着不让煤矿开工,派某胖大婶抱煤老板的大腿,算开胃小摩擦。有摩擦就有火星,死耗着毕竟不解决问题,嗓子喊干了,开始打吧,再不打该耽误吃晚饭了。

煤老板出来混,身边自然有专职应付打仗的猛士,打架正规专业,把农民的脑袋当砖开,是煤老板战斗队的急先锋。矿工也不是游兵散勇,大多是四川民工,天生抱团,而且招的时候,煤老板刻意招些父子兵,就是为了打仗时有战斗力。

农民这边的凝聚力不用怀疑,但编制不固定,上千人的大村子自然兵多将广,小村子人肯定少,最少只有几十个人;战斗力也不稳定,人多地少的村子战斗力强,穷了自然少顾虑,打起来敢上,啥武器也敢使,富裕点的村子战斗力相对弱些,但很富裕的村子也麻烦,他们雇得起佣兵,能杀煤老板个措手不及。

第一仗很重要,摸底之战,士气之战,信心之战。一般来说,煤老板军团战斗经验丰富,准备充分;而农民毕竟不常打,战斗经验少,玩起真的来,反应迟缓,支援不力,容易在第一仗落于下风。对于煤老板来说,第一仗不仅要胜,还要有技巧,既要把村民打怕,又不能打太狠,容易出反效果。曾经有个煤老板第一仗没有见好就收,把村长的儿子干死了,本来可以速战速决的胜利变成了五十集战争剧,打累死了,苦不堪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的村子看着人多,心不齐,势不众,容易认怂。煤老板在第一仗打赢之后,迅速收买内奸,积极展开分化瓦解工作,对于第一批愿意接受补偿款的群众,还会附赠一些福利,比如几袋好米,几桶油,并承诺优先安排第一批群众在矿上工作。只要有了第一批人,剩下些没了心气的人,就更好对付了。

有的村子,人穷命横,第一仗打输了,反而会极大激发出他们的战斗激情,积极改良武器,自制燃烧弹,把农用铁镐、铁锹改造成军用性质的,把镰刀安上木把,当钩镰枪用。

遇到水土硬的穷村刁民,第二仗必然成为生死之战,死伤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战斗前,煤老板一定要拍出几箱人民币,以激励士气,务必明确规定,往死里打,打死一个农民五十万,矿上负责养全家,打残一个农民十万,保证终生就业,谁敢临阵脱逃,老子第一个弄死他。

当然,煤老板不希望出人命,但必须拿出要人命的气势,把手下人鼓动起来,要不然遇到这样的硬仗,一顶不住,补偿款就成了天价,正在建设的煤矿也会有被铲平的危险,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第二仗最为血腥,不躺倒一片战斗就不会结束,基本人人杀红眼,家家有重伤,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说来也怪,凡是打得狠的战斗,重伤不少,死反而不容易,或许因为大家部打得太投入了,反而不容易死。

第二仗惊天动地打下来,上头就会派干部、公安出面调停了。

他们的工作不好做,有些干部没经验,一出事就赶到一线,自然惨遭村里妇女们的围攻,听一通粗野无比的乱骂不说,手、脸、衣服都会被乡下妇女们撕破。

有经验的干部会这么处理,把乡长、村支书先叫来,让他们先把村里带头闹事的列出了名单来,针对这些起义头领研究相应对策,争取采用合理的方法分化瓦解。

战略战术制定好之后,乡长、村支书组建十几个工作组,在村里不停地开会,开名目繁多的会,党团工作生活会、妇女民主生活会、农村文化建设示范典型会、人才振兴会……通过开会,一边做工作,一边消解农民的对立情绪,消磨他们的斗志。几十个会开下来,村民们都被开傻了,再开会谈条件相对好谈些。


煤老板们大多数不识几个字,但在社会中摸爬滚打后,对人心有着彻骨的认识。


善与恶的结合


山西煤老板,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在那个穷困的年代,靠着自己的胆识与魄力闯出了一条活路。他们身上大多还留有中国传统农民的质朴,勤劳奋进。在摆脱贫困之后,也乐于为家乡建设捐款出力。这时的煤老板是一副慈善企业家的模样,是带领家乡脱贫致富的榜样。

另一面,他们也是为了利益敢于豁出性命的“亡命之徒”,只要能够赚钱,他们可以在不听话的村民脑袋上“开瓢”,也可以将矿工的命当做不值钱的草芥。他们是爬在中国大地上的吸血虫,贪婪的攫取利益。

但终究,他们也是普通的凡人,避免不了恶,也抹去不了善。他们只是在那段历史中走在舞台中央的演员,演出完毕,也就退下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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