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讀新詩的人究竟還有多少？數據不得而知。然而“新詩已經沒落”的說法卻在文壇已經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曾經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詩歌，如今卻頹敗蕭條，黯然失色，除了詩人和研究者之外，幾乎沒有人有興趣去觸碰這個不討喜的東西了。
不久前，我應邀參加某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大學生的一次課堂討論，其中有一個學生宿舍，共有五個人，都是詩歌愛好者。每晚熄燈後，他們臥榻談詩，日復一日。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他們五個人中竟然沒有一個人喜歡現在的新詩，不僅如此，甚至強烈地表示出了他們的厭惡，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動。於是，我開始考慮這其中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當然，我們也可以為新詩辯護，是因為商業化的時代，讀者素質不高，庸俗的大眾文化佔據了廣闊的文化市場，同時影視藝術的強勁衝擊和自媒體、網絡文學的左右包挾等等，造成了“新詩”的沒落。這些理由乍一看都是強有力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辯證法的一個古老思想：外因只是條件，內因才是根據。在最理想的外在條件下，石頭也孵化不出小雞，新詩也是這樣。我們不妨更多地從新詩自身來找原因，而不是簡單地歸咎於外因的衝擊，這樣可能對新詩的發展更為有利。
從歷史看，我們曾經是一個詩歌大國。聞一多先生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中曾經講過，從《詩經》開始，以後的兩千年間，“詩——抒情詩。始終是我國文學的類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類型。”那時，不僅讀書人寫詩，官員也寫詩，甚至皇帝萬歲爺和黎民百姓都寫詩，可謂全民皆詩。《詩經》、《古詩十九首》直到唐詩宋詞元曲，都是我國文學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近代以來，出於“開民智”、“強中國”以擺脫民族危機的現實需要，小說戲劇取代了詩歌的地位，從而佔據了文學殿堂的中心位置。在這場新舊交替的歷史演變中，最為情緒化和最具個性特徵的詩歌，彷彿一夜之間被拉下“神壇”，詩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受人冷落和嘲笑，讀者分化失散嚴重，詩刊生存艱難，“詩歌”也淪落至四面楚歌、走投無路的困境。
目前，國內的許多地方都有古典詩歌愛好者的自發組織和內部刊物，從而印證了古典詩歌至今尚有其藝術魅力，而新詩不過百年便已淪落至此，箇中緣由令人深思。
新詩是中國現代詩歌主體，泛指“五·四”前後產生的、有別於古典、以白話作為基本語言手段的詩歌體裁。詩人在吸取中國古典詩歌、民歌和外國詩歌有益營養的基礎上，對新詩的表現方法和藝術形式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從生澀逐漸成熟，最終形成了多樣化的藝術潮流。
早在1921年1月，中國第一個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在北京宣告成立，進而將一大批詩人集合在了一起，同時還扶植了一批後起之秀，比如周作人、冰心、戴望舒、朱自清、鄭振鐸、王統照、徐志摩、梁實秋等等。他們以真情實感“表現社會人生”，
新詩由此進入“百花齊放”的黃金時代。
我國古典的詩歌，儘管主題繁雜，但是大致可分兩類，一種與我國古代農耕田園生活相適應，可以稱為“田園詩”；一種與儒家詩教歷來倡導的風雅有關，為現實服務，稱為“抒情詩”。
“池塘生春草”，“白楊多悲風”，“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這種自然山水清幽之境是從前農耕田園所特有的美，是詩人內心受觸景生情，由感而發。這種睹物生情，追求意境與韻味的田園詩歌是古典詩歌中的尚情之作，美不勝收。
對於具有現實意義的抒情詩，我們參照西方的詩歌，比如《伊利亞特》或《神曲》等不難發現，中國古代詩歌基本上都是短篇，極少有敘事詩，雖然也有《孔雀東南飛》和《長恨歌》，但是在數量和規模上仍無法和西方詩歌相比。儒家詩教歷來倡導“風雅”，要求詩歌要儘可能為現實服務。“詩言志”，古老的詩學命題早已包含了中國古代政治抒情的傳統。從《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到白居易的“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和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均莫不如此？這其實是我國古代經世致用的人文精神在文學領域的投影。
新詩，沒法走古典詩的老路子。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一樣走上了工業化道路。灰濛濛的城市，千篇一律。到處都是高樓大廈所組成的水泥森林，高層、高密度的建築物，已成為中國都市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特徵。大規模地建設，古宅古蹟消失殆盡，拙劣的仿古建築卻不斷地拔地而起。城市裡，一年四季不再分明，景色幾乎毫無變化。鍾嶸在《詩品序》中，將“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禪，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師者也，”然而當下，我們的詩人對此還會有感覺嗎？恐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之類的詩句也只能在想象中了，現實生活裡，這種感覺是一丁點也找不到了。
郭小川的《將軍三部曲》和《致青年公民》曾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產生過極大的影響。“幾回夢裡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我們對著高山喊：周總理，你在哪裡？山谷迴音：他剛離去，他剛離去”，賀敬之、柯巖的這些詩句至今仍迴盪在我們耳畔。再如北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曾經感動過一代青年。
最近二十餘年以來，詩歌明顯處於失重狀態。一些所謂的詩人，常常發表一些夢囈般的、毫無意義，讓人感到不知所云的東西。“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這首詩出自當代的某位詩人，不知道這位詩人現在還能否認得出這是自己的詩。吹捧這些詩歌的人，良知安在？這是詩還是文字垃圾，這難道就是所謂的市井生活？如果只是為了看這些雞零狗碎、毫無新意的東西，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發生，還用得著來唸詩嗎？我不能臆測其他人讀了之後會怎麼想，反正我讀了之後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
漢字是方塊字，有四聲的聲調變化，音律鏗鏘。從本質上來講，漢語是詩的語言，我們的古代先輩深諳此中三味。中國古典詩歌有著一整套完整成熟的格律要求，如果不懂得這套規範，不要說寫詩，就是讀詩，也讀不出奧秘何在。這套規範建立在合乎古代漢語特殊規律的基礎上，也鑄就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特殊審美風格。新詩則打破了這套規範，不講究格律。由於沒有格律，“詩”和“非詩”之間就沒有了確定的界限，正因如引，就可能為一些根本不懂詩的人提供了廁身詩壇的一席之地，濫竽充數。
其實，新詩沒有格律，更難寫。因為這樣的詩，依靠的是內在的韻律。但是又因為“內在的韻律”根本就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東西，毫無標準可依，所以也就導致了良莠不齊的現象產生。在新詩的發展過程中，徐志摩、戴望舒、聞一多等人都曾經致力於新詩格律的探索，並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作出了重要貢獻。時至今日，呼喚建立新詩格律的聲音仍不絕於耳，但喊了數十年，仍然無法實現。
目前的新詩創作，大多詩人都是在小圈子裡自我陶醉。任何一門藝術，不被大眾所接受，前景必定堪憂。這可並不是在嚇唬人，因為已經職業化了的詩人和包括詩歌報刊等一整套詩歌生產運作機制，決定了詩歌必然是為大眾生產的。顯然不同於戀人之間的私下傳閱和交流，否則何必發表呢？
這兩年，詩人餘秀華橫空出世，震驚詩壇。隨之而來的，也有鋪天蓋地的質疑或詆譭。認為她是市場化了的詩人，媒體宣傳包裝過度，名不符實。憑心而論，餘秀華是有才氣的，她的作品也是小情調中的佼佼者，的確並不適合成為詩的主流。但是有一點毋庸置疑：餘秀華的出現，對於新詩而言，是一件好事。最起碼，有更多的人開始關注新詩，有更多的人開始讀新詩。其實，詩歌界也不用再自欺欺人了，當下詩歌創作的敗績的確令人痛心，可閉上眼睛、充耳不聞，顯然並非是明智之舉。
時下的新詩正在走向窮途末路，這是不爭的事實。新詩是否會在一個不太遠的將來，在沒有輓聯、鮮花，沒有遺容、瞻仰者的情況下，悄然離世呢？對於當下不務正業的偽詩人和那些胡吹亂捧者，儼然就是新詩的掘墓人。新詩何去何從？已是山窮水盡疑無路，能否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也該警醒了。
閱讀更多 荀隱思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