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是个熟悉又陌生的词。说它熟悉，是因为我们每天都挂在嘴边，“20公里”、“50公里”、“200公里”等等；说它陌生，是因为在我们眼里它只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没有温度，没有知觉，我们并没有真真切切去感受过“20公里”有多远，“100公里”有多远，“500公里”有多远，对于“900公里”就更不必去说了……
现代交通工具的便捷已经让我们忘掉了“距离”这个词。我们可以早上还在北京，几个小时后便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海南。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我们可能永远沉陷在对“距离”的麻木感中，体会不到“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以为“你”与“我”相隔的仅仅是一部电影，几集电视剧。
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我们每一个人。家与家之间用铁门隔着；村与村之间用卡车或土堆堵着；县与县，市与市之间是人民警察和医护人员筑起的钢铁防线，这时候我再问“20公里有多远？900公里有多远？”你还会如往常一样给出一个轻描淡写的答案吗？
当然，答案是否定的。这场疫情的可怕已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别说几十公里就是三百米外的小卖店，我们之间也好像隔着一条天堑，远远不能抵达。
病毒无情，可我们心中有大爱。每天睁开眼的第一时间，便是拿出手机关注疫情最新动态。全国新增了多少人？湖北新增了多少人？山西怎样了？山东怎样了？潍坊是什么情况？距离原定复工的时间越近，这份关心就越急切。警察、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奋斗在防疫第一线，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投身工作中，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后援支承，为国家经济稳定献出一丝绵力。
左等，右等。复工的时间一再改变，最终消息传来：除个别省份外，其他人员可返回公司，隔离14天。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人们常说，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个会先到来？显然，此时的我并不知道有“两座大山”横亘在我与公司之间。“第一座大山”是车票。从老家山西闻喜到山东潍坊九百多公里，高铁8个小时，是我唯一的出行方式。但这仅有的一个希望，也在我原定返岗日期的前一天被一条短信击得粉碎。“您购买的*月*日D****次列车因故停运，……。”毫无征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窗外的阳光柔柔地洒在身上，可我心里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我必须回去！”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任务。我快速地查找相邻市县的交通运行情况，也终于在一片停运当中找到一趟尚在运行的动车，发动身边的人帮我一起抢订这趟车的车票。*月*日11点38分，运城北发往潍坊，历时8小时12分。
第一座大山解决了，第二座大山却又出现在眼前。从村子到运城北距离60公里，这“60公里”就是摆在我面前最现实的“第二座大山”。在防疫的严峻时刻，如何走出村子？如何到达60公里外？是两个关键性问题。我多次打电话给村长言明我返岗的决心，村长也语重心长地给我讲了好多，“孩子，在外不比家里，风险大。万一你还没到单位就被劝返，你该怎么办？到那时，有家回不了哇。你就不能向公司请假再迟几天嘛，等情况明朗些了再走……”我明白老村长的良苦用心，但我也有不得不去的理由：公司需要，职责所在！在我软磨硬泡下，老村长给我办理了证明材料。“这一走，就不好回来了啊”是我临走前老村长给我最后的劝留。哥哥开车送我，这一路前前后后经过了5次审查和盘问，凭着村里的证明材料省去了很多麻烦。一路忐忐忑忑，心神不安，终于在发车前赶到了。
坐在车上的那一刻紧绷的神经才有一丝舒缓。8小时12分，没吃没喝，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到达潍坊，走出车站，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告诉自己：终于来了。
师傅问我：你家离公司这么远，完全可以请几天假再过来，为什么要把自己赶得这么累？我说：因为公司需要，职责所在，把住当下，多学习，尽早出师。
如果你问我对这次返岗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艰难！
如果你问我这样选择的原因是什么？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信念！它既包含了迫切投入社会工作为国家防疫尽绵薄之力的信念，又包含了陪同公司共渡难关的信念，同时也包含了抓紧时间学习，提高自我以应对未知风险的信念。
这趟九百多公里的返程真正让我重新认知了“距离”这个词，说远也远，说近也近。尽管某些特殊情况下它充满了重重阻碍，但只要我们满怀一颗坚定信念的“归心”，即便天涯便，也是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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