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模式的變化，與被物化的性對象
去年的兩個新聞事件折射出這個趨向的冰山一角。10月初美國大選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由《華盛頓郵報》披露了一段唐納德·特朗普的陳年錄音：錄音中，他親吻並試圖與已婚婦女發生性關係，且以自己能隨意對女性“動手動腳”為傲。
無獨有偶，半個月後的10月下旬，中國微博上也出現了一個類似的公知復刻版—來自於一位小有名氣的微博大Ｖ五嶽散人—原文如下。
“作為一個有點兒閱歷、有點兒經濟基礎的老男人，對於我們這種人來說，除非是不想，否則真心沒啥泡不上的普通漂亮妞兒，或者說睡上也行。您真別不信，這是真心話。所有的套路早已寫好，早就嫻熟到本能反應的程度。
“但作為一個女人您要知道，我們這種人會喜歡您，不是因為您蠢到只能撒嬌，在我們心裡一個女人的特質按照這個順序排列：聰明、不zuo、獨立、身材、漂亮。只有後兩個的話，您就是一個昂貴的裝飾品，我們會為此埋單，但不會讓這事兒有結果。”
我不想妄自猜測說這番話是不是受了特朗普同學的啟發（雖然美國總統候選人幾乎算得上是一個男人在社會地位上的最高成功標準了，在大洋彼岸有個把追隨者不算什麼奇聞異事）；亦無意就此事談論性別權力問題。上述言論發出來沒多久，大V的微博就被鋪天蓋地的中國女性怒火淹沒了，接下來兩週，女權主義者、女學者們紛紛撰文批駁，群情洶湧。
身為女性，自然能夠理解來自女性的熊熊怒火：所謂“迷之自信”和“鍾情妄想”，只是槽點而已，畢竟，認為全世界美女都想跪舔自己，是人家自己的事；真正令女性感到尊嚴受損，集體自戀暴怒的，其實是文中通篇充斥著的濃濃男性視角下的，對女性的“非人化”。
但其實，這種“冷漠”和“非人化”並不是大Ｖ的發明，它早就潛伏在整個社會的情感思維方式變化之中—大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兩性關係模式，小到一系列和“性”有關的用詞變化。
從語言譜系學來看，“發生關係”、“睡”、“做”等詞，已經基本取代了中國過去旖旎婉約的“雲雨”、“繾綣”，以及現代舶來的“make love”等，用以形容兩性間最親密的行為。
不難發現這個變化的最大趨向，就是“愛人”（如果還稱得上的話）之間情感的日漸疏離。
在這些冷漠或粗鄙的詞當中，“愛”、“親密”、“浪漫”等含義已經被完全消解。以小見大，當“性”與“愛”之間的關係被取消，成為單純感官享樂的生物性行為，性對象被“非人化”乃至物化，簡直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1969年，被稱為“美國存在心理學之父”的羅洛·梅在他的經典著作《愛與意志》中指出，歐美社會正在進入一個唯性至上，普遍失去愛與激情的能力的時代。
這與當下的中國何其相似：離婚率不斷上升，明星名人紛紛出軌，吃瓜群眾不再相信愛情。
試想一下，如果大Ｖ那條微博，顯現的真是一種與社會主流背道而馳的奇葩價值觀，還會遭到如許情緒激烈的海量圍攻嗎？我想不會。辯護者們說得對，“這其實就是社會上很多人的普遍想法”—唯其如此，當它被冒天下之大不韙地擺上檯面時，才會撕裂這許多暗地流血的傷口。
當“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愛情審美漸漸離我們遠去，又是什麼讓我們的情感模式發生了這樣的異變？
“壓抑”與“解放”的迷思
首先我認為，這種異變與性別權力沒有直接關係。
並不是說性別權力沒有影響，它的影響是另一個層面的—父權社會里，男性本來就在絕大多數性別“遊戲”當中佔有更多優勢，女人則多處於被動，感受更糟糕。
但即便在女人纏小足、男人一妻多妾的儒家社會，中國男人還是愛女人的。否則不會有《洛神賦》、《長恨歌》之絕唱；更不會有對紅拂女、蔡文姬、呂四娘、虞姬等奇女子的千古傳頌，畢竟那個時代掌握著社會文化話語權的都是男人。
可能會很令人驚訝的是，羅洛·梅認為，引致歐美社會情感關係模式突變的重要因素，是20世紀初歐美的性解放革命。無獨有偶，中國20世紀末21世紀初亦正剛剛歷經著從歐美席捲而來的這一波浪潮。
需要先澄清：羅洛·梅並不反對性解放，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更多的角度對其進行反思。
眾所周知，性解放革命發生的前置條件，是長期的社會性和文化性的“性壓抑”，其壓抑的時間越長、程度越深，為革命爆發積攢的勢能就越大。
對人類社會而言，“性”可真是一個糾結的東西。
引用一段早期希臘神話：“伊洛斯，這愛神的出現創造了世界，在此之前，大地一片沉寂、荒蕪、靜止。現在一切都充滿了生機、歡樂和動感”—這裡的伊洛斯，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小愛神丘比特，維納斯的兒子。
正如神話的隱喻一樣，性是每個人生物學存在的開始，是生命力的源泉，唯有這種驅力能使整個人類生生不息。
然而，儘管性在人類社會的存續當中起著如此重要的作用，我們卻會發現，隨著社會化和文明的發展，幾乎每個社會，每個種族對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壓抑。
遠的不說，就說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那時偷看女廁所是會被判刑的，跳交際舞相當於耍流氓，非婚性行為更是大禁忌；最高可判死刑的“流氓罪”，直到1997年方才廢止。
在歐美，典型的則是維多利亞時期，人們崇尚道德修養和禁慾主義到了極致，對性、身體的感受、對非婚異性的情感等三緘其口，以致男女交往時，對性總是敬而遠之。
人們可能會困惑，性是生命力的源泉，為什麼要壓抑它呢？
然而如果你曾經真正地墮入過愛河，想想那段經歷，再來看看這些著名的歷史故事：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特洛伊戰爭，溫莎公爵不愛江山愛美人……可能就不會覺得太奇怪了。
慾望與激情，能讓人領略最巔峰的情感體驗：思念，渴望，痛苦，彷徨，狂喜，嫉妒……
而真正地投入一段親密關係，則意味著與所愛之人開放與融合，既開放自我的積極面，也開放消極、脆弱的陰影面。
而這個過程中，我們完全無法預測對方會作何回應，這是一個完全不可知、不確定、不可控的過程，結果可能是令人幸福、欣喜的，也可能令人痛苦、絕望。
那些傳頌千古的故事告訴我們，幾乎沒有人能在真正的愛情來臨之際保持絕對的理性。它就是這麼一個狂野的壞蛋，在充滿創造的同時破壞人的理智與行為規律，讓人的言行變得不可控制、不可預測。無論你擁有多大的權力和多少的財富都不例外。
可以這麼說，完全投入愛就伴隨著一切都有可能湮滅的危險。
而這些風險，顯然是與文明發展的需求相背離的。
正如最早的原始人不得不穿上樹葉和獸皮做的裙子遮擋私處，以防同伴因為突如其來的性衝動而破壞集體的狩獵行動一樣，隨著文明進程的提高，社會對人的理性、自控與秩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權力鬥爭要求勝出者冷酷而理性，階級統治要求被統治者忠誠而可控；現代技術和流水線則要求嚴格的規律性、可預測性的體系。
於是，當文明與人性、情慾發生嚴重衝突之際，文明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對情慾進行壓抑，以讓步於其進一步發展。
我們正在努力為“性”正名，然而當盡情釋放它的勢能之後，等待我們的並不是浪漫的邂逅，而是冷漠的性對象及偉哥的熱銷。
性與愛的悖論
只是，正如我們所見，當生命的源流長期受到堵塞，問題必然會出現。在這個過程中，人們要麼就是因壓抑過度而漸漸失去生命力，要麼變得歇斯底里以圖宣洩。
於是，在歇斯底里症盛行的維多利亞時代，弗洛伊德出現了，向歐洲丟了一個原子彈，斷言“所有精神/心理障礙都源自於對性（力比多）的壓抑”，並憑此開創了精神分析學派。
其後的20世紀20年代，歐美一夜之間發生鉅變，自由主義者們致力於衝破禁慾主義的藩籬，堅信性解放—即性教育，自由地議論、感受與表達性—可以帶來健康與自由。
而中國，就如同對歐美工業化的追隨一樣，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也趕上了這場潮流。
這場性革命的每個親歷者，應該都能深切體會到這短短20多年間翻天覆地的變化。記得1990年代，女孩去看婦科是很尷尬的，動輒被醫生盤問性生活史，怯怯地說“沒有”，那質疑的眼光也能審視你很久。
現在呢，少女的苦惱完全相反。一個實習生MM（研究生，25歲）曾自卑地告訴我，和同學一起體檢，因為不能做某個婦科檢查而被發現還是處女，一整天抬不起頭來。
轉眼間，對於性，我們的態度已從以前的“假裝不存在”，迅速轉變為“生怕別人知道我沒有”。
性革命帶來的結果是：人們漸漸不再為“性本能的行為是罪惡”的錯誤觀念困擾，將性當作快樂的源泉，大大增加了個體的心理自由度；伴隨著避孕藥的發明，性別權力越來越趨向平等，更多女人相信自己和男人一樣，都可以為自己的身體做主。
如果一切僅限於此，似乎我們可以和性革命先驅及女權主義者們一起，期待一個兩性關係高度和諧的時代到來了：男女雙方是否從此可以無拘無束，平等自由，相互滿足並使其充滿意義？
然而事實卻是，縱情的歡娛並沒有帶來更高質量的關係和愛情，相反，新的問題不容忽視地浮出水面。
當性交易、一夜情、婚外情等可以供給性的渠道越來越多，且輕而易舉並不需負任何責任之後，以往它對人那種激動人心的吸引力反而大大降低了。
也就是說，人們從性裡面得到的真正的歡愉和滿足卻在減少。
據美國的心理學家觀察，性革命後，弗洛伊德時代常見的歇斯底里症幾乎消失了，但另一種“強迫性神經症”卻不斷增加—患者多是有教養的知識分子，說起道理來滔滔不絕，卻體驗不到真正的情感。
照這種狀況發展下去，等待他們的，可能就是性冷淡。
這就很尷尬了，我們在努力為“性”正名，然而當盡情釋放它的勢能之後，等待我們的並不是浪漫的邂逅，而是冷漠的性對象及偉哥的熱銷。
說好的自由而激盪的愛情呢？
對此，羅洛·梅認為，性解放這個事兒上，我們可能搞錯了一個重要的前提。
在弗洛伊德視角里，人類最獨特的原始生命力就是性，長期壓抑的對象也是性，一切圍繞性展開，只要把被壓抑的性釋放出來，問題就都解決了。
但事實可能更復雜一些。人們所孜孜追求的，以及因恐懼而試圖壓抑的，不僅是單純的“性”本身—還有“愛”與激情，以及由其帶來的親密與融合。
“愛”，顧名思義不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它最重要的傾向是推動人與所愛的人或物相聯繫，結為一體。在這種結合中，人敞開自己，展現真正的面貌，同時能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西方社會認為，人類有四種類型的愛：性愛，純生理性的愛；愛慾，即與對象相結合的心理的愛；兄弟般的愛或友情之愛；博愛。顯然，前兩種（性愛＋愛慾）的結合，即是我們常說的愛情與激情。
表面上，社會要求人們壓抑的是“性”，其實是為了削減激情對人們的影響—將激情當中“性”與“愛”這拆分開來，減少張力，使其變得可控。
雖說“發乎情，止乎禮”。但禮教對權力階層與普通民眾使用的手段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普通老百姓，用道德，用恥感/罪感進行壓抑；對權貴呢，可以給他們更多，讓他們麻木，把性與性對象變成一般等價物，讓其失去自身的獨特性，以抑制不可取代的激情的發生。
皇帝好色是不怕的，因為不缺性資源，只怕他們動真感情。一動真情，行為就不可控，不顧全大局。順治非要董鄂妃，溫莎公爵非要沃麗斯，那才是會為皇權惹麻煩的事。
而在這個層面上，個體不僅是性壓抑文化的受害者，也可能是共謀者。皆因愛情帶來的喜悅與焦慮總是共存的，我們亦既渴望它，又害怕它。
不搞清楚這些，性革命難免會誤入歧途。
要知道，只要人們自身仍然存在對親密的恐懼，單純的生理“性慾”的解放，並不能真正釋放人們內心的激情。
相反，他們會無意識地調整自己的防禦策略—好的，你解放了“性”，那麼我就只享受性，不投入情感吧。
性革命，唾手可得的性資源，使人不必非要固守在穩定的兩性關係裡，承受那麼多的恐懼、痛苦和彷徨。只上床，不戀愛，一開始，這樣的關係是會顯得很輕鬆的啊。
然而在這樣的動力下，“性”漸漸就淪為了證明力量與身份的工具，與愛情無關了。
至少如今看來，在通過炫耀自己上過多少女人來證明自己的地位和性能力這個癖好上，美國政客和中國公知沒什麼本質區別。
人們通過放縱情色來掩蓋自己對情感的感覺，這樣就可以既享受到身體的愉悅，又迴避了親密帶來的恐懼。
但結果呢？不比性壓抑時代好到哪裡去。
失去了“愛”的“性”，只會像是失去了生命力的機械運動，變得枯燥而空虛。
說真的，沒有什麼比赤身裸體、一絲不掛更不性感的了。
如今，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性革命的初衷是釋放和保護性慾，結果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它，還損害了愛，甚至是人與人的深層關係。
如果連正在親密的兩個人，都不把對方當人，世界會變成怎麼樣？
尤奈斯庫的代表作《禿頭歌女》中有一場戲：一個男人遇到一個女人，兩人禮貌地交談，發現那天早上兩個人都是從紐黑文乘10點鐘的火車去紐約，住址都是第五大街的同一座樓。更巧的是，他們竟然還住同一套公寓，並且都有一個七歲的女兒。最後，他們震驚地發現，他們原來是夫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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